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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陈毅给了黄金荣一把扫帚，闻讯感叹：陈毅太厉害了
1951年，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曾经在上海滩风光无限的青帮头目、流氓大亨黄金荣，居然在“大世界”门口拿着扫帚扫大街。消息一出，立马传得沸沸扬扬。
远在台湾的看着报纸上的新闻感慨万千，不得不叹一句：“陈毅太厉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赫赫有名的黄金荣不肯离开上海，却甘心扫大街？陈毅究竟厉害在何处，让发出如此赞叹？
更迭，陈毅任上海市长三大战役胜利不久，就将下一步目标集中在上海。综合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解放上海势在必行。但上海作为国内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多方势力盘踞，情况错综复杂，并不适合用武力强攻。
指出，解放上海要注重“文攻”，最大程度地保全上海，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蓄积力量。在这一指示下，人民解放军不仅要顾全无辜的老百姓们，又要注重不能过分破坏上海的经济建筑，解放上海的难度更上一个台阶。
陈毅任上海市长，是解放军在进入上海前，早早就已经定下的事。
虽然上海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没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但鉴于其国际化特征和半殖民地的封建属性，想要完全解放上海，实现长期执政，可以说是步履维艰。
面对美国和的看轻，必须选出一位眼界广、能力强的将领管理上海，迎接这次考验，改变当前局势。
经过多方斟酌考虑，“五大书记”一致认为，陈毅就是能够管理好上海的不二人选。
进入上海时，陈毅牢记的指示，为赢得民心，带领一同前来的部队干部们一起学习领悟入城时要遵循的守则，下令解放军战士们不能打扰到上海的平民百姓。既不能惊扰百姓的生活，也不能影响商贩们正常做生意。
于是就有了十万解放军夜宿街头的奇景，他们坚决不吃百姓们辛苦挣来的食物，不给百姓们造成困扰，赢得了上海百姓的尊重与信任，树立了的良好形象。
陈毅不仅擅长管理军队，在管理城市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任上海市长后，他重视城市的各项建设，采取雷霆手段，严厉警告奸商、查封受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证券交易所，全力遏制时期造成的通货膨胀。
除此之外，他致力于去除统治时期遗留在上海的各项顽瘴痼疾，使上海在的领导下的焕然一新。
在此背景下，解决以黄金荣为首的青帮等旧帮派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棘手难题，青帮头目黄金荣以黄金荣为头目的青帮，是上海先前最庞大的帮派之一。这些旧帮派诞生于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中，依靠社会的混乱顽强生长，严重破坏上海的秩序，是建设新上海必须要拔除的毒瘤烂疮。
然而这些帮派渗透在上海的各个领域，一旦处理不当，便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如何处理青帮头目黄金荣，就成了个棘手难题。
黄金荣此人，是上海无人不晓的“流氓大亨”。他出身于普通家庭，一路凭借自身的头脑，结交各路帮派，无所不用其极，大发不义之财，最终一路成为旧上海的三大亨之首。
黄金荣发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始于1890年，时年22岁的他听说法租界总巡捕房在招人，而一旦成为巡捕，就能吃香喝辣，前途无忧，于是他决心去报名试试运气。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他被巡捕房看中，顺利成为了一名巡捕。
进入巡捕房当差后，他依靠着自己圆滑的头脑，不论什么差事，都卖力地表现自己，由此被警务总监看中，升官成了“包打听”。
黄金荣自小就喜欢结交一些地痞流氓，为人处世自有一套方法。成为“包打听”后，他就常常出现在茶楼酒馆里，凭借着自小练就的嘴上功夫，吹牛打诨获取情报。又利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方法，侦破了一些案子，结交了不少朋友。
他性情狡诈，又不择手段，为了博取名声，还曾设计出一套“贼喊捉贼”的戏码。就这样想尽办法层层攀升，黄金荣一路升官至上海法租界警备处督察长。
黄金荣发迹除了依仗督察长的身份，还离不开青帮的扶持。
虽然黄金荣坐上了督察长的位置，可在旧上海，各大势力盘根错节，社会治理问题频出，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许久的他清晰地知道，若身后没有一座实力雄厚的靠山，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丢掉“督察长”这把座椅。
黄金荣常年与地痞流氓交好，因此懂得不少帮派中的规矩。其中有一条叫做“许充不许赖”，意思是如果你不是某个人的门生，遇到麻烦时冒充这个人的门生，是可以的；但若你确实是某个人的门生，却因害怕遇到麻烦不肯认账，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他利用这条规矩，自称是青帮“大”字辈之一张镜湖的门人，借用青帮名头和自身的财势广收门徒，蓄积力量。
可黄金荣的野心远不止如此，在“督察长”和“青帮流氓”双重身份的掩护下，他开赌场、贩，经营皮肉生意，赚得盆满钵满。
声名大噪后，为了坐实自己青帮头目的身份，黄金荣给张镜湖送去了两万银元，希望成为他的门人。没想到张镜湖竟真的收下银元，认黄金荣作了门徒。
从此，黄金荣成了货真价实的青帮“流氓”，借着青帮的实力一路发展成为青帮头目，位列旧上海三大亨之首，一时之间风光无限。
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大人物，在上海解放、投降之后居然没有选择离开上海保全自身，这又是因为什么？
传说最广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黄金荣已经年近耄耋，不便离开。三大亨中一个已经去世，另一个大亨杜月笙也比他年轻二十岁。且他多病缠身，实在不堪忍受奔波劳累。
与其奔波途中客死异乡，倒不如老老实实呆在上海，好歹也算魂归故土。
人民讨伐，黄金荣写悔过书不论原因如何，留在上海的黄金荣都是陈毅必须处理的难题。
时年上海初定，旧帮派又势力颇深，涉及社会多个领域，如果对帮派采取武力取缔，必将殃及其他，牵连甚广。黄金荣作为大帮派的头目，如何处置他，更是有多双眼睛盯着。
经过多方考虑后，陈毅并没有下令严厉管制黄金荣，而是选择先按兵不动，暂时观察一段时间。
而黄金荣留在上海后，为了表示愿意改邪归正的意愿。
鉴于他的种种举动，上海政府允许他过平常那样的生活，尽管黄金荣每日闭门不出，还是引发了百姓的不满。
上海市民们不理解军管会的举措，却对黄金荣曾做下的恶事如数家珍，纷纷写信要求制裁黄金荣。
陈毅见状，为稳定民心，下令时任上海接管干部的杜宣接管黄金荣家，并对黄金荣做出教育训诫。
杜宣便受命来到黄金荣家中，只见收到通知的黄金荣早早地把大门打开，数十门生恭敬地候在两侧，黄金荣被两个门生搀扶着匆匆来迎。
乍见到一身军装的杜宣，已经半只脚踏进棺材的黄金荣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他两股战战，尿哗啦啦的打湿了裤子。
杜宣警告黄金荣：“你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要是被人发现你的门生在外面闹事，唯你是问！”黄金荣连连保证。
黄金荣明白了军管会没有逮捕他的意思，感动不已。
1951年，一场浩浩荡荡的镇压运动彻底拉开帷幕，市民们借题发挥，向上海政府提交了多封针对黄金荣的检举信，控诉他的种种罪行。
群情激奋，陈毅不得不想办法，即得安抚群众的情绪，又不能真的制裁黄金荣。又是一番考虑后，他决定让黄金荣在享受先前政策的基础上，向全体市民写一份《黄金荣自白书》，陈述自己往昔的罪状，来表明自己的悔过之意，由人民来裁决他的罪行。
黄金荣一口答应，他在《自白书》表示，自己决心痛改前非，并且坚决拥护的领导，遵守规章法度。
这封《自白书》对旧帮派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许多小帮派头目见青帮头目都认了罪，也纷纷甘心低头认罪，为新上海局势的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随后，人们认为黄金荣不能光吃喝不劳动，陈毅又下令要黄金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扫地，给了黄金荣一把扫帚，要他切实体验人民的疾苦，彰显自己悔改的决心。黄金荣也乖乖遵从，拿着扫帚扫起了大街。
人们觉得十分奇异，无数媒体记者争相拍照记录。不久，盛极一时的青帮头目、流氓大亨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前扫大街的照片就刊登在上海各大报纸上。
消息刊登，唏嘘赞陈毅黄金荣扫大街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就连远在台湾的都看到了新闻。
对着新闻上的照片凝视许久，不敢相信黄金荣居然真的在扫大街，忍不住赞叹一句：“陈毅太厉害了！”
原来在上海时，与黄金荣关系匪浅，曾将黄金荣奉为“老头子”。
时间要追溯到1921年，在上海遭遇了金融危机，欠下许多债务，投入黄金荣门下，成为黄金荣的门生。
知道此事的黄金荣把的债主都请到自己家中，表示是他的徒弟，他可以承担所有背负的债务，将其一一还清。
债主们听到黄金荣这么说，都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要知道黄金荣可是旧上海头号人物，先不提他家底殷实，还他们这些债务轻轻松松，但说他手上做的种种生意，谁敢从他手上拿钱？
的债主们只好就此作罢，借此讨好黄金荣，大家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没人敢触黄金荣的霉头。
黄金荣帮解决了债务难题，两人也因此结下师徒之缘。
又过几年，摇身一变，成为了北伐军总司令，黄金荣又审时度势，偷偷将的门生帖子送了回来。
落魄时，是黄金荣帮他解决了难题，如今重归上海，又成为了黄金荣的依仗。
黄金荣有了做靠山，地位愈加稳固，作风较往常更加飞扬跋扈，生活也更加奢靡。他每年都要隆重地过生日，假借过生日的名头，大肆收礼敛财。
1947年黄金荣在家中过寿，已经是总统的得知之后，特意来到黄金荣家为他祝寿。黄金荣忙摆着手道“不敢当不敢当”，却硬把他扶到椅子上去，跪在地上对着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然后才转身离开。
由此，两人情义之深厚可见一斑。
上海解放后，曾多次劝说黄金荣和他一起离开上海奔赴台湾，黄金荣始终不肯答应，依旧选择留在上海。
明白要让黄金荣这样的人听别人的话，是一件万分艰难的事情，而陈毅居然能说服黄金荣，让他去扫大街。一来树立了新政府的威信，二来彰显的宽大优容，是个一举两得的妙计。
正是如此，才赞叹道：“陈毅太厉害了！”
上海市名中医张镜人先生温经散寒，祛风胜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案
#健康科普排位赛# 怀着空杯心态研读名家医案，一案一故事，一医一人生。#健康科普排位赛#
名医简介：张镜人（1923年-2009年）出生于名医世家，为第十二代传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暨中医气血理论研究室主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顾问。全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委员、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顾问。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顾问；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上海市中医药情报研究所顾问等职。曾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创调气活血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病理证实，疗效显著，打破了慢性萎缩性胃炎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念，为防治胃癌开拓了新的途径，获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及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慢性肾功能衰竭采取清湿热以泄邪浊，益气阴而养营血的标本同治法，为临床所验证，获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
【案例】温经散寒，祛风胜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案
赵某，男，52岁。
初诊:1993年10月25日。
多关节肿胀疼痛3周，伴有晨僵。患者于3周前，出现右膝关节肿痛，继即累及双关节内侧，双肩、左肘与双手指、掌关节疼痛，喜热恶寒，伴有晨僵，约活动1小时缓解。同时双足背肿胀，不红，活动稍受限。在某医院查血常规:白细胞7.4×10^9/L，中性70％，淋巴24％，血沉:32mm/h，抗链“O＂500U，黏蛋白:65.4mg/L，类风湿因子(-)，诊为“风湿病”，予青素肌注，症状改善不明显，加用肠溶阿司匹林后，关节疼痛轻减，拟“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待除外＂而来我院门诊。目前见关节疼痛而无红肿，伴有晨僵。乃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寒证。双足背肿胀，则知兼夹湿邪为患。风寒湿相合，其性偏寒。痛处一般较固定。得热熨疼痛可暂减。舌苔薄白，脉浮紧。
检查：血常规:血色素:182g/L，白细胞8.4×10^9/L，中性81％，淋巴19％，血小板323×10^9/L，血沉40mm/h。免疫球蛋白:lgG0.4g/L，IgA3.4g/L，IgM0.9g/L。类风湿因子:(+)。补体:C3：1.22gL，C4：0.4g/L，CH50：134g/L黏蛋白:80mg/L。
X线检查双手正位片示:
双侧月骨改变，符合类风湿性关节炎表现。
证属风寒夹湿，痹阻经脉。
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痹证)。
治宜温经散寒，祛风胜湿。
处方:桂心，细辛，羌活，独活，秦艽，当归，白芍，嫩桑枝，海风藤，炒白术，生苡仁，汉防己。
二诊(1993年11月10日):关节疼痛已减，活动稍利，双足背肿消退，脉紧象渐和，仍守前法。
处方:上方桂心易桂枝，去细辛、防己，加桃仁，红花。
随访:患者初发病，症状尚轻，故服药4周，即获好转。但根株未除，应防微杜渐于初起以期稳定。
按语: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今寒湿偏重，故关节疼痛，喜热恶塞，而双足背肿胀，这是辨证的要点。因其病程较短，病情亦浅，蠲痹汤自属首选。
本案引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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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法，在日本人眼里堪比王羲之
▲ 王铎像
“笔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启功
王铎是一个天才人物。他不仅是大书法家，还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和画家。王铎早年因诗名世。他与弟弟王青年时代活跃于洛阳一带，被称为「孟津诗派」。王铎在给王的信中曾说：「初为诗文千余卷，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行世仅十分之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6月影印了清顺治苏州刊本《拟山园选集》(共54卷)，其中载诗4900余首。以此类推，王铎的诗作应在两万首以上。从《选集》张镜心的序中得知，原书140余卷，乾隆时，经军机处奏毁，今残。《选集》共有21篇序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嗜书如命知识渊博的学人形象。
▲ 王铎行书《赠汤若望诗翰》
王铎的画作不多，与他的诗文和书法作品相比，只能算作是主业之余的副产品。据书史记载，他擅画山水和梅兰竹石。其山水画师承广泛，不专一家，脱却时习，饶有古意。他曾在一套设色山水册页的末页自题云：「用宋元人笔法作此山。」此画册浑厚雄劲，格调清新质朴，极富文人画情致。墙壁上悬挂一幅放大了的「枯兰复花图卷」。评家认为此画可视为王铎存世花卉画的代表作。卷末有王铎创作此画的记述。作品表面上如实记载祥瑞之兆，实际上是况花喻人，颂扬主人公宋权(商丘人，王铎的文友，亦是降清二臣)：「雨先生为国家发无穷光华，流磬千里，为王者笃材，不与凡卉伍。」以枯花比喻宋权，也许还有自况之意。会不会有更深一层的寓意，暗示大明王朝有朝一日还会复苏?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 王铎绘画《秋窗读易》
1645年，是王铎一生关键的转折口。
是年，清兵破了南京城，王铎在洪武门降了清，原明臣在一场雨中跪迎了侵略者。
默咽此等大辱，王铎接受了尊严扫地的现实。但这只是面上的辱，内心的悲更痛。在此之前，他的二个女儿、二个儿子、父母、妹妹、妻子相继离世，则是无人可抵挡的悲和无人可分解的忧。国破家亡，与王铎而言，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人生，满腔爱恨，沧桑无言。
正因这次的倒戈，就算死去百年，王铎还是被乾隆扣上了“贰臣”的帽子，自此削了谥号，彻底身败名裂。约从那时起，“王铎”成为了一个无限悲情的名字。王铎自己，或许也觉得这一生很失败吧，否则也不会在死后立下遗嘱：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
回溯降清后的第二年，某日，内心苦闷的王铎一口气草书了十首唐诗，长卷末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丙戌三月十五日，戏书于北畿，为天政贤坦。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王铎五十五。
不服，不服！是说书，亦指命，但终为纸上牢骚，清风不识，甚为奈何。
读懂了王铎悲情的人生，才会明白王铎卓绝的书艺。
▲ 王铎的笔墨理想，全部蕴藏在这些牵丝映带里
清末书画大师吴昌硕极为推崇王铎，称其「有明书法推第一」。享有「当代草圣」之誉的林散之评价王铎是「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辈所能抗手」。1966年林散之借到一本日本珂罗版《王觉斯草书杜诗》，1972年归还时在其尾特书跋语：「朝夕观摩，不忍释手，‘’运动中，亦随身携带……佳书如好友，不忍难别，因题数语，以志留连之意云耳。」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这样评价王铎：一生吃着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夫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启功先生用七言绝句盛赞王铎：「破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并在附注中写道：「……如论字字既有来历，而笔势极奔腾者，则应推王觉斯为巨擘。譬如大将用兵，虽临敌万人，而旌旗不紊。且楷书小字，可以细若蝇头，而行草巨幅，动辄寻丈，信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倪云林题王黄鹤画之句，吾将移以赞之。」
▲ 王铎自作诗《吾洛与津为寇破》
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个以宗法王铎等明末清初书风而得名「明清调」的书法流派，风行一时。「明清调」的核心是王铎。村上三岛因写王铎书风而出名，后来成为关西书坛的领袖人物。书风是与时代相应而生的。也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明末清初长条幅书风，与日本战后开放自由的气氛十分协调，所以，一种时代书风就自然形成了。日本人认为王铎书法虽然个性很强， 但他的用笔仍属于正统的二王系统。王铎用笔的魅力在于，学习到他的笔法，就无往不利，无论改写什么牌帖都可以适应，而不用再从头学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书法出现了王铎热，一直持续至今。这与日本当时形成王铎热的背景，有某些相似之处。
书法，其实是一个民族的乡愁，而书者往往积聚了太深的情绪与感怀。明清易鼎的特殊背景造就了王铎辉煌的书法世界，而那无处安放的焦灼笔触，或许正是他心底欲罢不能的一曲悲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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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医临床家张镜人
张镜人（1923年—2009年），世居上海，家学渊源，从明代崇祯末年张君调业医以来，前后绵延340多年，到张镜人已是第十二代传人，最负盛名的要数第九代传人张骧云。张镜人自幼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童年就能朗诵药性歌诀，12岁时，父亲张益君聘请了两位老师分别教授，半天医学，半天古文。14岁时，半天由老师教授，半天随父亲临诊抄方，夜间则青灯伴读，进行温课，在父亲的督导下，他寒窗苦读，刻苦专研，对中医知识研究颇深，18岁时既独立挂牌开诊，20多岁在上海医坛已小有名气。
张镜人先生行医半个世纪，但是并没有进入什么名牌学校学习过，他在医学上的高深造诣来自勤奋好学和潜心研究。1946年参加了考试院举办的高等医务人员考试，拿到了合格证书。1954年他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副科长，先后担任的工作很多，从卫生局顾问、医院科主任，到门诊部主任医师，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到上海分会理事长，从全国政协委员到市科协常委，又是民盟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的副主任委员。还兼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顾问和几种中医学术刊物的编委委员，但是他始终出入病房、门诊。
夜深人静时，他又伏案执笔，悉心著述，总结临床经验。他先后撰写了《热病证治薪传》、《发热的证治》、《昏迷的证治》、《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证治》《慢性胃炎的证治》等100多篇论文。还参加了中国中医研究院主编的《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和《辞海》中医部分的编纂，以及《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张镜人传》等20多部著作。1991年首批享受国家特殊津贴，2009年荣获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张镜人先生为我国的中医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彰显家国情怀情系书画收藏
于伟建先生的收藏之道
伴随着潍坊画派的发展壮大,诸多书画收藏家应运而生,潍坊合兴美术馆馆长于伟建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于伟建搞收藏40年了,以书画为媒,他与赫保真、于希宁、张玉峰、陈寿荣、高小岩等潍坊画派老一辈书画名家结下了深情厚谊,其生动的收藏故事与深厚的师生友谊,均一一浓缩在他收藏的每一幅经典字画中,而更为精彩的收藏人生,则彰显在收藏文化的发扬光大与历史担当的家国情怀中。
收藏之道缘于研习书法
在年轻时,于伟建便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爱好者。早在1978年,他就在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王竹泉女士的引荐下,拜于著名书法家张镜远先生门下学习书法。他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好学、触类旁通,深得老师厚爱。
书法之道,学无止境,为让爱徒精进不止更上层楼,张镜远先生于1980年力荐于伟建拜师齐鲁书法泰斗高小岩先生,他遂前往青岛拜访先生。至今,见面之初的情景犹历历在目:高小岩看完张镜远的引荐信后,对于伟建这位小老乡刮目相看,特别热情。促膝长谈后,高小岩先生兴致勃勃,当场为其示范了一幅气势奔放的书法作品,令于伟建大开眼界。
于伟建在研习书法过程中,还钻研和熟练掌握了字画装裱艺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也因此得到了众多书画界良师益友的真诚指导,特别是在青岛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的赫保真、陈寿荣两位先生的耳提面命下,境界升华,书艺大增。他初识陈寿荣先生时,便被其“诗书画印苦学一生”的精神所震撼,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临行时,陈寿荣赠送《春风牡丹图》以作纪念。这幅记载着师生情谊的佳作,于伟建至今珍藏在馆中。
收藏潍坊画派众多作品
于伟建与赫保真老先生结缘,更是成就了一段忘年交的佳话。当时先生身体轻微中风,因房屋拆迁暂住长子家中。正在休假的于伟建便前往青岛。每天早上,他从租住的小旅店步行1小时来到先生家中,陪老人在小区花园内散步,继而精心准备午餐,待老师午休后再悄悄离开。
经过丁伟建约半个月的悉心照料,赫保真老师的身体逐渐恢复,重拾画笔创作,挥洒出一幅幅精品之作。离开青岛前,丁伟建已经“弹尽粮绝”,连购买返程车票的钱也没了,不得不电告家人火速汇款,方解燃眉之急。道别之时,赫保真依依不舍,抱出一大堆珍藏的书画佳作,让于伟建任选两幅留念。众多精品令于伟建眼花缭乱,他优中选优最终选择了《布袋和尚》和《马蹄莲》。至今,这两幅水墨淋漓且见证着师生友谊的绘画珍品,被视为潍坊合兴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此后,爱才惜才的赫保真先生又为于伟建写推荐信,引荐了于希宁和黑伯龙两位名家。有感于伟建对书画的挚爱,于希宁、黑伯龙也屡赠书画佳作。这一幅幅珍藏在合兴美术馆的大家之作,均成为于伟建收藏之路中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载体。准确地说,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于伟建深切领悟了诗书画印丹青艺术的强大魅力,开始有意识地系列收藏潍坊画派及齐鲁名家的书画作品。赫保真先生可谓其洞开字画收藏之门的启蒙老师。
与老书画家成为忘年交
在收藏字画的同时,于伟建也怀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真情实感,力所能及地为恩师解决了一些后顾之忧。
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冬季取暖被视为消费领域的一件大事,年事已高的赫保真、陈寿荣、高小岩三位书画家亦面临着这样的苦恼。于伟建将三位老人的冬季取暖问题视为头等大事,牢记心中。那时,于伟建所供职的潍坊钢厂每年都会为职工发放500斤焦粒炭票,他根本不舍得用,并千方百计地和同事们以物易物,凑够一车后送到青岛,供三位老先生冬季取暖。
1994年,为协助陈寿荣先生完成入选中国美协会员的夙愿,于伟建不辞辛苦,多次往返北京跑手续、送材料。在于伟建的眼里,老先生们的事没有小事。为人真诚、豁达、助人为乐是于伟建待人接物的一贯准则,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几十年的真诚交往,让他与老书画家们结下了忘年之交。他们的遗作,收藏价值无与伦比,而那些对此视而不见、舍近求远的收藏行为,属于身在宝山不知宝的近视行为——书画文化博大精深,收藏之路就在脚下。
建美术馆弘扬丹青文化
2008年,合兴美术馆应运而生。在建馆之初,他们就明确了自己的文化宗旨,即“该馆是集书画艺术品收藏研究、书画陈列交流、策划书画展览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美术机构”。可见,美术馆的中心任务,首先在于字画收藏研究、弘扬地方文化,彰显社会效益与思想价值。多年来,他们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竭尽全力,贡献颇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画的振兴,星罗棋布在大江南北的画廊形形,风起云涌,潍坊各地也涌现出大量经营字画的画廊。不过,风云过后,那些盲目跟风、以盈利为目的画廊,多在文化市场正本清源的大浪淘沙后,尽显哀鸿遍野的败象。而于伟建麾下的合兴美术馆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逆势成长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画都久经考验的文化基地之一。
今天,作为画都风向标之一的合兴美术馆,常年陈列着潍坊画派乃至来自祖国各地具有真才实学、高含金量的著名书画家的经典作品,且主题更新成为常态,精品佳作层出不穷,每每新展问世,观者无不奔走相告,争相前来一睹为快。
办展览展示画都艺术瑰宝
2016年,适逢陈寿荣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筹备出版《陈寿荣印谱》,于伟建用两年半时间,走访了数以千计的书画名家,足迹遍布齐鲁大地、大江南北,最终精心甄选出五百多枚印章或印蜕汇集成册,由西冷印社出版发行。此书一经面市,在潍坊书画圈引起不小反响,书画爱好者争相收藏。
与此同时,于伟建与潍坊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凤凰涅槃——纪念陈寿荣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诗书画印展”,集中展示了从海选中产生的三百余幅作品。展览之日,潍坊书画界、收藏界好评如潮,称之曰有史以来潍坊所举办的水平最高、作品最精、观众最多、反响最大、影响最深的画展。此后,由画展而引发的“陈寿荣现象”影响日增,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画都的进步文化现象。
此外,于伟建还先后为赫保真、徐培基、王乐轩、张玉峰等书画大家乃至潍坊画派后起之秀沈光伟、蒯宪、王珂等,举办过数十个画展,均获圆满成功,影响巨大。
展望未来,于伟建先生信心满满。“潍坊的文化资源丰富,人才辈出,潍坊画派老一辈画家留下了不少艺术瑰宝,我很想为他们出一本系列全集,办一次集中展览,向中国画坛,向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们全面展示中国画都的丰功伟绩,为潍坊画派在中国画坛赢得实至名归的一席之地而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于伟建说。
33年红29军一夜溃散，军长以下40余人牺牲，副军长建国后任副部级
前言1932年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10、第11、第12、第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经鄂北、豫西抵达了陕南地区。
由于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迫不得已之下只能放弃鄂豫皖苏区向北转移，进入陕南地区以后，红四方面军利用四川军阀混战，在川北的兵力薄弱，努力向川北进军，最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并于1933年2月，击退了军川陕边界“剿匪”督办田颂尧六万大军。
图|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扩编为五个军十万人，分别是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
事实上就在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还扩编了一个军，陕南特委将活跃在川陕边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
本来红二十九军也该成为红四方面军下辖的一个军，但该军成立仅仅两个月后，便于一夜之间溃散，军长、政委以下40余名干部牺牲，只有副军长刘瑞龙一个人逃了出来。
那么红二十九军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情况，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就溃散了呢？
马儿崖革命根据地1932年3月，陕西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深入开展武装割据，派陈浅伦到西乡马儿崖一带，与早已经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的刘传壁、陈明伦一起领导当地群众发动抗粮抗捐的运动。
陈浅伦本身就是西乡人，自幼便生活在那里，作为土生土长的西乡人，陈浅伦很了解当地的情况。
1928年冬，陈浅伦在上海加入中国，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时被捕，经营救出狱以后，党组织于1931年6月，将陈浅伦派回了陕西，任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并于同年11月任陕南特委书记。
事实上也就是在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之前，陈浅伦领导的党组织已经在那里活动，陈浅伦在当地开办了数个干部培训班，为党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并以记者、共立中学训教主任的身份，在当地领导了左翼教职员联盟。
1932年5月陈浅伦被捕入狱，所幸身份没有被敌人察觉，经党组织饮酒后回到西乡，这时的陈浅伦已经决定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西乡发动武装斗争。10月，陈浅伦领导当地农民武装发动了鸡公田武装起义，并建立了川陕边游击队。
川陕边游击队，就是后来红二十九军的前身。
不过川陕边游击队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中一部分是西乡周边私渡河、廷水、张家坝、潘家坝、钟家沟一带的农民武装，还有一部分就是地方“神团”成员，总计兵力700余人，下设8个中队。
部队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驻扎在廷水，一部分驻扎在马儿崖。
马儿崖是川陕边游击队的指挥中枢所在地。
陈浅伦与他领导的川陕边游击队，共同建立起了马儿崖革命根据地。
中央对这支游击队的领导十分重视，中央、四川省委以及特委专门派来李艮、孟芳洲、陈子文等人来指导工作，红四方面军为了充实游击队的基层领导，也派来了刘绪金、张显忠、陆华舒等40多名领导干部来充实游击队的领导力量。
川陕边游击支队成立以后，即刻以西乡为中心，进行武装斗争，以便准备迎接红四方面军的到来。
到1933年1月底，川陕边游击支队已经发展到了拥有2000余人的队伍。
1933年1月，陕南特委做出《关于扩大西乡城周边新苏区成立红二十九军的决议》。
根据陕南特委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九军正式建立，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刘瑞荣任副军长、陈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孟芳洲任陕南特委书记、原川陕边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刘绪金任红二十九军一团团长。
另外还有收编当地“神团”的首领张正万，被任命为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司令。
图|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
“神团”在二十九军扩编时，是一个反复被提到的组织，“神团”不属于作战单位，也非军民团，清末时期人们对参加义和团的人，谓之“神团”。
尽管清王朝已经灭亡很多年，但由于普通民众认知上的限制，“神团”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张正万本身也只是当地的一个“神棍”，并非是革命干部。
也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导致了红二十九军遭逢大难。
红二十九军建立之初，一度屡战屡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绪金，刘绪金原来读过书，具有文化，曾被军抓壮丁，在与红军作战时，刘绪金被俘，转而加入红军，因为念过书，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31年刘绪金加入中国，并在红军中任排长。
几次作战刘绪金均身先士卒，后来被党组织派往西乡周边领导当地的农民武装，为建立川陕边游击队奠定了基础。
1933年1月，敌汉中绥靖司令严佩霖旅指挥两个营加胡宗南一个营的兵力，进犯陕南革命根据地，时任游击队一大队队长的刘绪金立即召集开会，制定了严密的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分割歼灭数倍军。
图|红二十九军政委李艮
3月中旬， 刘绪金听闻敌人一个连的兵力在城固县孙家坪一带敲诈勒索，祸害当地百姓，陈浅伦、刘绪金即率200余人，火速赶到现场，歼灭军部队，缴获战马2匹、手榴弹100多枚、子弹500余发、大刀30余把、被服30余件、长短枪多支，夺回30余万斤稻谷发还给群众，还处决了数名为非作歹的催款委员。
也因游击队多次作战，敌人畏刘绪金如虎，一听他的大名，便不敢再有轻举妄动。
随着红二十九军的正式建立，部队迅速扩大，建立了下辖两个团、一个游击队、一个教导队的规模，总计兵力2000余人。
“神团”首领张正万被敌收买红二十九军在当地逐渐壮大， 威胁到了军在陕南的统治中心汉中，军不断地增派兵力，打算围攻红二十九军。
当时任军汉中绥靖司令的是陕军杨虎城部十七路军十七师51旅旅长赵寿山，赵寿山本人不仅能征善战，麾下十七师51旅在陕军中也属于比较强的一支部队。
更为关键的是，红二十九军内部有很深的问题。
尽管红二十九军的旗号是建立了起来，但是原本部队组成中，红军并不多，尤其是收编的张正万的"神团"。
由此也导致了军纪问题十分严重。有一部分人借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名义，将没收的地主财产据为己有，随意抢劫群众财产，霸占农民妻子，在当地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调任红二十九军任副军长的刘瑞龙，一到马儿崖，立即就发现了部队之中存在的问题，于是找到陈浅伦、李艮、陈子文等领导干部，专门谈了这件事，在陈浅伦、刘瑞龙主持下，红二十九军于3月上旬召开红二十九军以及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图|红二十九军鸡公田起义旧址
陈浅伦在会议上肯定了部队过去做出的成绩，但也同时提出了纪律的要求，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会议决议，其中包括：
检查批判了个别同志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达成一系列会议决议：
关于建立党支部以及部队政治教育问题决议;关于正式建立和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问题的决议;
关于广泛发动群众，进一步深入土地革命，掀起群众性的反封建高潮问题决议;
关于纯洁内部，开展肃反工作等问题的决议。
事实上在后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红二十九军积极贯彻了以上四条，使得部队作风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红二十九军的战斗力明显增强。
但这一切也引起了“神团”首领张正万的不满。
说起来违反军纪的，大部分是出自于“神团”中的成员。
陈浅伦在会上，号召成立肃反委员会，对部队内的异己分子进行隔离审查。
如担任连长的曾安云，因有严重犯罪行为，陈浅伦按照军纪下令处以枪决。
更为关键的是，陈浅伦还下令，枪毙了张正万的干老子“熊振川”。
熊振川是当地豪绅，张正万以前是他家里的长工，靠着能言善辩吸引了熊振川的注意，在熊的扶持下，张正万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神团”武装，负责替熊看家护院。
不仅如此，熊振川与陈浅伦的父亲陈敦行也是老相识，关系也很不错，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张正万认识了陈浅伦，后来带着“神团”武装接受了红军的改编。，鸡公田起义失败，也是张正万掩护陈浅伦脱逃。
陈浅伦对张正万也十分信任。
不过在红二十九军逐渐走入正轨以后，张正万却很明显地表现出不适应，开始违规违纪，但他仰仗熊振川的关系，并不以为然，另外更深一层次，张正万手里的游击队规模扩大了一倍，他将这支武装看成是他的私人力量，对陈浅伦也逐渐不放在眼里。
可就在陈浅伦大义灭亲时，枪毙了熊振川，还设立肃反委员会，对进入部队的“神团”首领、地主、富农、土匪流氓等阶级异己分子进行隔离审查。让张正万内心也颇为恐惧。加上几次遭到批评，张正万也因此记恨在心里面。
图|马儿崖根据地军部遗址
陈浅伦大力整肃部队出现的纪律问题，向各个连队派去连长、指导员，也被张正万认为是想要剥夺他的军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正万收到了时任军汉中绥靖司令赵寿山的营长张镜白的一封信。
信里的内容写得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张正万被收买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张正万，“神团”肖世龙、张万贵等二十余骨干都收到了军送来的金条，加上本身就对红军内严肃的军纪不满，纷纷被腐蚀拉拢。
马儿崖事变1933年2月，考虑到红二十九军逐渐壮大出现的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的情况，陈浅伦派刘瑞龙（化名王大瞬）带一个排前往川北寻找红四方面军，接受正规军的训练，并接收部分的武器装备。
可就在刘瑞龙离开的这两个月里，情况发生了巨变。
红二十九军的壮大，使得当地一部分土豪劣绅心惊胆战，他们急切地请求汉中绥靖司令部派兵围剿，3月26日，军汉中绥靖司令部派出直属部队，经城固、洋县直抵西乡，司令部就设在了西乡县城。并派人与张正万接头。
当时马儿崖红二十九军主力一团9连奉令前往李子坪剿匪未归，军部守备空虚，张正万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
与此同时，叛徒黄朝汉告诉张正万，军部将在4月7日召开主要干部会议。张正万立即伙同张万贵、张登祥等叛徒协商，还串联了一团副团长，原民团头目王国民，并派人通报了山下的军。
图|时任汉中绥靖司令、十七师51旅旅长赵寿山
1933年4月1日，张正万集中了所有能控制的部署，向包括军部马儿崖在内的红二十九军驻地发动进攻，自己亲自带十几名亲信上马儿崖军部，借机探听虚实，见到陈浅伦时，张正万借口要剿灭土匪，陈浅伦告诉他：“军部要开重要会议，这件事等以后再说。”
确认了军部情况后，张正万立即退出与其他叛徒联络，等到军部开会的主要红军将领到齐后，再一起动手。
五台寺方向上传来了枪响后，张正万立即率人直扑军部。
事实上就在五台寺方向传来枪声时，陈浅伦、李艮等红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就已经知道是内变，立即动手。不提防门外张正万一下子闯进来，不由分说就是连开了几枪，部分人当场牺牲，陈浅伦、李艮、陈子文、孟芳洲等人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军部。
哨兵余兆征为了掩护军长陈浅伦等人突围，身中数枪壮烈牺牲。
因为过于混乱，陈浅伦、李艮、陈子文、孟芳洲等人突围后随即失散，陈浅伦、李艮两人突围至西乡磨子坪，藏身在玉皇洞中，没有被叛匪察觉踪迹。
4月5日，因为缺少食物，饥渴难耐的陈浅伦、李艮只好下山，在桃园子辜老婆子家找吃得，准备前往川北投奔红四方面军，不料想，这位辜老婆子是之前被红军处决的违纪的连长曾安云的母亲，辜老婆子唆使儿媳向张正万告密，致使陈浅伦、李艮被张正万抓获。
张正万捕获陈浅伦、李艮等人后，心花怒放，于4月6日召集当地乡民以及“神团”成员开会，打算将两人公开处死，陈浅伦直至最后，始终骂不绝口：
“人是杀不尽的，杀了我一个，救不了你们的狗命。你能破坏二十九军，你搞不垮所有的工农红军。你可以打死我，但打不死所有的人，总有一天革命要胜利。”
说着还向在场的群众高声喊话：
“乡亲们，不要怕，将来红军来了，有冤伸冤，有仇报仇！”
陈浅伦倒在敌人屠刀下，时年27岁，政委李艮也一同遇害，时年25岁。随后陈子文、孟芳洲等一大批红二十九军高级将领遇害
红二十九军一团团长刘绪金与警卫洪义到军部开会，行至朱家垭时遭遇叛匪包围，寡不敌众之下壮烈牺牲，享年31岁。
经此一役，红二十九军自军长陈浅伦以下40余名干部遇害，因为群龙无首，加之驻地分散在各处，红二十九军一夜之间几乎溃散，除少部分进行了抵抗外，大部分都被迫缴械，遣散回家。
图|孟芳洲
张正万割下陈浅伦、李艮等红军将领的头颅向军请赏，被时任军汉中绥靖司令的赵寿山下令挂在西乡南城门口示众。
听闻消息后，还专程发去了嘉奖电文：
“西安绥靖公署杨主任勋鉴：据报第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拿获伪军长陈潜（即陈浅伦化名），及击毙匪徒，虏获匪印经过情形，请奖励一案。查该旅旅长赵寿山，擒获匪首，核与奖励条例第三十一条相符，准给二等一级奖章，仰即派员带同引领，来部具领。所呈匪印一颗，应予烧毁，希即转饬知照。蒋中正元参印。”
唯一一个逃出红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就只有一个副军长刘瑞龙。
刘瑞龙带着红二十九军一个排，还顺带着一支隶属于川陕省委政治保卫局的一个驳壳枪排往回赶，为了加强红二十九军的政治指导，刘瑞龙才接任了政治处主任一职，并带回红四方面军的命令，要求配合川北红四方面军主力，实施“反三路”围攻作战。
图|刘瑞龙
没想到刚走到两河口，就听闻了噩耗。
刘瑞龙立即率部火速救援，遇到了陈明伦率领的一团9连50余人，两方合兵一处，重新返回了马儿崖。
红二十九军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只有刘瑞龙率领的一个排以及一团9连部分幸免于难，在红四方面军第十师29团的帮助下，刘瑞龙依托于仅剩的120余人，建立了陕南游击队，连续几次作战，声东击西，军也不敢轻举妄动。
考虑到敌强我弱，刘瑞龙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下令陕南游击队撤离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至此红二十九军剩余力量与红四方面军合并，刘瑞龙本人则调川陕省委任宣传部长。
在刘瑞龙的心里，马儿崖事变在他的心里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刘瑞龙很早就意识到了红二十九军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军长陈浅伦进行整顿，但没想到就两个月不到的时间，红二十九军就发生了剧变，不由得让人扼腕叹息。
红二十九军在创建过程中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连续犯了几个错误。
首先是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发展之初就大肆收编地方民团武装，导致了红二十九军部分主要军权，掌握在敌对势力手中，对于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进行及时的教育指导，另外红二十九军整个驻地太分散，距离军部也很远，导致事发后很难及时救援。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错误是脱离群众。
红二十九军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忽略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缺乏群众基础也是红二十九军遭遇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陈浅伦、李艮等四十余名高级将领牺牲，是十分可惜的，而刘瑞龙则是在抗战、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尽管他在建国后未授予军衔，但刘瑞龙建国后常年担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988年5月25日，刘瑞龙在广东主持中国农史学会学术讨论期间，不幸因病去世，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