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的我，27岁了，跟大家聊聊现状
有时候想想是真的很神奇，想表达很多东西，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文艺女青年太过清清脱俗，感觉跟自己格格不入，96年的我，已经27岁了，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好像昨天就在眼前，又好像很遥远，从小父母不在身边，算是留守儿童吧，小时候有过很幸福的时候，那时爷爷奶奶还很年轻，6岁之后被父母接走，苍白荒芜的青春洋洋洒洒的展开了，从小跟父母没有链接，到家的我并不是跟他们很亲，万年老牌家庭矛盾，婆媳矛盾，更是让我的生活如履薄冰，小小年纪没有足够的爱长大的小孩，难免自卑，害羞，退缩，这样的性格在同学之间也并不是很受欢迎，整个小学初中我都未曾有什么朋友，也许是太过孤独，迷恋上了看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不用社交，不用表达，不用沟通，那时候觉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很好，从言情小说开始接触到文学类作品、悬疑类、推理类越看越迷恋那种感觉。
一整个青春期好像都是独来独往，最让我感恩的是文学作品治愈了我的童年，路遥，陈忠实，莫言，等等这些朗朗上口的大作家写的陕北文学作品，让我在苦难中学会慈悲，在仇恨里学会了原谅，或许是老天都觉得我不应该就此止步吧，高中同学非常友善，总是用爱去包容我，让我感受到同窗之情，友谊这个词也是那时候才真切的感受到。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人生啊哪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爱的小孩长大了好像都不太顺畅，学医护顺利在医院任职，可我好像在人际关系这方面简直差的不能再差了，可想而知这份工作并不能带给我什么反而成了自我枷锁。谈恋爱亦是如此，大我几岁的男朋友显然是比我成熟很多，那时候pua这个词才刚刚流行，有意思的是我自负读书够多，也比不过人情世故皆通的他，这场感情让我输的很彻底，一下子陷入了亲情，工作，感情都陷入了巨大危机，人生至暗时刻，也不过如此了。
可能是命不该绝吧，当时是真的不想活了，可总觉得自己太过窝囊，从来也没有争取过，命运太过苛刻，我想最后拼一次，远离那个修罗场，对我来说家乡就像一座牢笼，困住了我快乐的权利，裸辞便毫不犹豫的走了，可是开头并不顺利，因为在医院薪水微薄，父母并不是很关心我，我身上的那点钱还不够我重新开始就已经在路上被行程逼迫的所剩无几了，可日子总要继续，只有新的学习，新的工作，彻底重来才能开始。
当时把手机翻遍，开始去办信用卡，去网贷，去跟朋友借钱，几乎能用的方法都用过了，总算能过渡，可也开始负债了，新的工作同样需要沉淀，可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不会为谁而停下来，一边学习一边赚着同样微薄的工资，一边忧愁如何还那东拼西凑的各种负债，对当时的我来说好像背了巨款，高强度的压力让我无法喘气。因为是医护专业，又考了健康管理师，在第一健康专业学习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可是人脉资源也同样重要，那时候刚来，根本不认识什么人，业务做的一塌糊涂，焦虑到整晚整晚睡不着。
可也并不都是那么心塞，离开了那个伤心地，总算感觉到久违的自由和快乐，心里的枷锁迅速瓦解，第一次感觉人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缰绳这一次被自己牢牢紧握，这时候也终于意识到，成长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更重要的是自我思维和认知，只有自我日益的成长才能在这鸡零狗碎里继续坦然前行，不再害怕孤独和寂寞，因为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
1997年，93岁指着电视上的自己：走过来的那个人是谁？
时间进入1997年，一代伟人走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其实，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身体还很不错，每天生活极有规律，吃饭、散步、读报，生活过得舒适又洒脱。
晚年的，远离了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这位历尽沧桑，三起三落的老人，把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更多放在享受晚年生活上。
这一点是区别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周恩来总理可谓是的兄长、领导和伯乐，晚年的他提及，曾坦承自己不能像一样“举重若轻”，这当然是周总理的谦虚之语，但也足以反映出的领导艺术。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项事业百废俱兴，千头万绪，却毫不凌乱，从容应对，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敢放手，敢放权。曾有一位老干部佩服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给别人管。”
既然选择了放手，那就彻底放手。正因为如此，的晚年生活才能洒脱自如，也可以做到“与世隔绝”，不再受尘俗事务的纷扰。
晚年的低调让境外媒体难以猜度，考虑到他老人家年龄大了，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境外媒体一直在揣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国外的报纸一年内都能传出一百次他“病危”的消息，却不知道就在北京城的一处四合院里，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不过，生老病死是世间规律，也不例外。
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每天早上醒来，都是走到卫生间洗漱，然后坐在餐厅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早餐很简单，有牛奶、鸡蛋、面包片。
吃早饭的时候，秘书便趁这个时间进来，把几件用惯的东西放在办公室，包括眼镜、放大镜、手表，还有一摞当天的文件和报纸。
剩下一天的时间， 大多数时候都在办公室里，看看地图，翻翻字典，看看《史记》、《资治通鉴》，读一读每天的报纸，关心国际国内大事，还不时圈画一些重点，但他更喜欢看的是古典小说，《聊斋》、《红楼梦》等。
看地图，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这一点跟、粟裕、一样。地图在手，彷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胸中，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除了看书读报，也喜欢运动，他的爱好广泛，喜欢打桥牌、游泳、看足球比赛，但进入晚年之后，最经常的运动还是散步。
每天上午10点，的学习暂告一段落，护士就会进来，轻声提醒他出去散步。
可到了1996年底，一切有了异常的变化。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一觉醒来，突然觉得呼吸不畅。
一直非常注重身体健康，喜欢锻炼身体，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形成了洗凉水澡的习惯，身体一直很棒。平常人到了80岁，多少都会有些疾病，但将近10年没感冒过一次。1992年夏天，88岁高龄的还在北戴河最后一次下海游泳。
即便到了90岁，也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日常各项生活和锻炼，从未出现过一个人无法自理的情况，他老人家的健康状况令人欣慰。
可是这个冬天的早晨，意外发生了。
一大早，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仅咳嗽不止，无法顺畅呼吸，甚至连吞咽都出了问题，咽不下食物，更没办法读书看报、外出散步。
秘书见状，赶紧叫来保健医生。
经过检查，医生的表情很严肃——他们已经无法应付当前这个局面，只好立即与中央保健工作领导小组联系，迅速把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三O一医院）。
居住的四合院到三O一医院，直线距离不过10公里，开车不到20分钟。人们期待着很快就可以回到家里。遗憾的是，自从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过。
那一天的10公里，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只有去路，没有归途。
到了医院后，专家医疗组一会诊，情况严重，必须住院治疗。
其实，的心脏基本健康，肝脾肠胃都好，血压血脂也正常，没什么厉害的病，就连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也没有，唯一严重的问题是神经系统，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
“帕金森综合症”主要表现在行动障碍，包括静止性震颤、肌强直、运动迟缓、姿势平衡障碍，这是一种老年常见疾病，没法根治，只能延缓生命，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住进医院后，病情很快恶化，已经呈现出晚期症状，不仅无法行动，就连脑部都受到严重影响，状态不好的时候便闭眼昏睡，甚至一整天都陷入昏迷状态，无法沟通。
有时候，从昏睡中醒来，会有一段时间的清醒，能跟别人正常说几句话，但很长长时间对话，更别看书看报看地图了。偶然精神好的时候，医护人员会给他打开电视看一看，或者听一会儿广播，这是他了解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了。
有一次看电视时，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屏幕上，一个人远远走过来，觉得有点眼熟，但看不清楚对方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人，是谁啊？”问保健医生黄琳。
黄琳知道这会儿的精神状体不错，只是视力模糊，她笑了笑，对说：“那个人呀……那是您自己啊！您看清楚了吧？”
画面上，那个人终于走近了。
努力看着，终于看清了那个人，果然就是自己。
他动了动嘴角，笑了，但是什么都没说。
黄琳看到的反应，觉得可以和他多聊一会儿，便告诉他这部记录片名叫《》，是中央电视台刚拍的，一共有12集，只要他愿意，可以一直看完。
微微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只是一集一集地看下去，看着屏幕上不同时期的自己，的表情不断在变化，或许他这些画面勾起了他当初的记忆吧！
但是耳背，哪怕是声音调高，他也听不到解说词的内容，黄琳见状便俯身靠向他的耳边，一边听解说，一边把解说词给重复出来。
解说词在称颂丰功伟绩，当听到这些话，的脸上忽然绽出一丝异样的神态，好像是“羞涩”的表情，就是那种被表扬以后既高兴又不好意思的感觉。
多年以后，黄琳对这个瞬间还记忆犹新，都说“老小孩老小孩”，那一瞬间的，仿佛就是一个被大人表扬的孩子，露出了羞涩的微笑。
尽管有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尽管在努力和病魔作斗争，但谁都想不到的是，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帕金森病晚期症状影响咳嗽，影响吃东西，也影响活动，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医疗保健组的专家不时在病房里进进出出，表情也变得越来越严肃。
哪怕是十分痛苦，坚强的也极少呻吟，更从来不会叫喊，平静到让人觉得他不像是一个饱受病魔折磨的病人。到后来，哪怕是偶尔清醒时，也不说话了，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不愿再说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一直陪在身边，她看出了的明白，也知道应该已经做好了离开人世的心理准备，便趁机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但什么都没说，战争时代、三起三落、改革开放……这些话题他一个都没讲，只是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除此之外，只有沉默，直到去世，他也没再谈那些重大的话题。
除夕很快到了，除旧迎新之际，警卫们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
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是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
当晚，外面响起了大年夜的鞭炮声，人们阖家团圆，欢度春节，却不知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为牵肠挂肚，无心睡眠。
趁的病情比较平稳，医生安排营养厨房做了几个菜，煮好了饺子，和负责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值班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年夜饭。
对于他们而言，这将是人生中最难忘的一顿年夜饭，每个人都带着沉重的心思，但在饭桌上，大家都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是啊！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但事与愿违。2月7日，正月初一，依然卧病在床，昏迷不醒。
这个跨年夜和大年初一，整座楼一片寂静。警卫、医护、工作人员都没有回家，大家拒绝轮班休息，自觉守在旁边的房间，随时准备着。的家人也不敢远离一步，他们坐在沙发上，表情沉重，默然不语，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一天，的警卫秘书（少将军衔）张宝忠把医生、护士们聚到一块儿，请他们吃饭，“欢度”春节，但大家心里都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他们端起酒杯，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希望咱们医务界，能在新的一年里创造奇迹。”张宝忠本想跟大家道一句“新年快乐”，但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只是说出了心目中最真实的愿望。
医护人员默然，他们也希望创造奇迹。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93岁的一直维持着生机，顽强与病魔作斗争，但他始终陷在深度昏迷中，没有醒过来。
更严重的是，由于肺部严重过感染，的呼吸循环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呼吸，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的生机在一点点流失。
即便如此，这位93岁的老人又坚持挺了12天。
这12天中，的病情有过几次突然变化，但经过努力，最终都被抢救回来了。
1997年2月19日下午5点多，的日常保健医生郭勤英正在家里准备吃晚饭。
她前一天刚值了一个24小时的班，所以被安排在家轮休。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郭勤英抓起电话，对方只说了一句话：“快来！首长不太好。”
郭勤英心里一紧，心跳猛然加快，她刚值班一个昼夜，如果不是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医院不会给她打电话，这个“不太好”的意思可能是“很不好”。
匆忙赶到医院，一看的病房里满满都是人，郭勤英什么都明白了，泪水刷一下流了出来，但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愁伤感，她迅速冲洗一下泪眼，加入到抢救工作中。
在抢救的同时，医疗组迅速向中央政治局报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得知病房里正在抢救，有关方面的领导、的家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外面焦急不安地等待着。片刻之后，的夫人卓琳也赶到医院，他们看着病房望眼欲穿，期盼着医学奇迹的出现。
然而，这一次奇迹终于不再出现。
晚上9点零8分，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和三○一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面对生老病死的规律，他们已回天无术。
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眼看着这位93岁的老人离开，在场的医护人员仍然不敢相信是真的，但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相信，这些天来一直压抑的情绪瞬间崩溃，大声啕哭起来。
的家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他们仍然难以接受。
四天以前的2月15日，卓琳写信给中央领导，转告了“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
其实，这是在清醒时留下的遗嘱，他叮嘱卓琳在自己不行的时候，把自己的4条遗嘱转告给，希望中央务必遵照他的遗愿。
第二天凌晨，全国、全世界都知道了病逝的消息。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世界撼动。
作者至今还记得，当时我正读初中。上课的时候，老师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停下讲课，打开教室里的电视机，传来了播音员的哀声宣告……
只是懵懂少年的我，也被悲哀的情绪感染，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虽然当时对的伟大功绩知之不详，但却知道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最大推动者。
可他终究没有看到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就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时刻，一代世纪伟人先一步走了，就这样离开了历史的舞台。
留下的4条遗嘱中，中央同意了3条：没有为他专设灵堂；他的角膜贡献出来了，遗体捐作医学研究；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海里。
但“不搞遗体告别仪式”这一条，中央只执行了一半。
中央尊重不搞遗体告别仪式的遗愿，但是如果不举行任何遗体告别，就难以表达中央领导同志对的哀痛之情。最后，中央决定执行“一半”，不搞大规模的遗体告别仪式，只举行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仅限于中央常委们参加。
原国家主席之子、曾贴身拍摄了12年的杨绍明打听到这个消息，正在海南的他立即决定飞回北京，可等他21日那天赶回北京，遗体告别仪式已经举行完了。
错过这个送最后一程的机会，让他后来一直耿耿于怀。
就这样走了，什么都没留下，就连他留下的衣物，也全都烧了。他穿过的一件内衣有很多窟窿，完全可以留下来供后人瞻仰，学习他勤俭节约的作风，但也一并烧掉了。
不过，并没有真正消失，他走进了人们的心里，无数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为他竖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几天后，当灵车开到长安街上时，街道两侧挤满了自发为送行的10多万群众，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
人群中，一面旗帜尤其醒目，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群众游行时，北京大学学生曾自发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感动了一代人；如今，打出“再道一声：小平您好”标语的年轻人，还是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学生，让这一代人瞬间泪目。
一位82岁的老人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太行山赶来，手捧的遗像，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语言是质朴的，他们的感情更是真挚的。
如今，离开我们已经25年。在他离开后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
今天的中国，如你所愿！
谨以此文，缅怀一代伟人，致敬您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的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