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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兴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7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家兴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王家兴一行先后到临沂龙腾小学、临沂高新区实验小学，实地察看教学设施和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学校规模、办学特色、师资力量等情况，并亲切看望慰问优秀教师和家庭困难教师。
王家兴指出，人民教师是光荣而神圣的职业，全区广大教师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为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沉心静气钻研业务，丰富拓展教学视野，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学校要明确办学方向、找准办学定位、突出办学特色，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不断提升办学品质，推动全区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全力做好教育教学各项保障工作，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
记者 | 李晓萌
通讯员 | 王珂、程洋
西仪股份下修2018年利润超4000万 财务总监王家兴62万元
挖贝网1月30日消息，西仪股份（002265）发布业绩修正公告，2018年亏损6000—8000万元，之前预计亏损1000万元到亏损2000万元。
2018年10月20日，西仪股份在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000万元到亏损2000万元。
本次修正后，公司2018年亏损6000—8000万元。
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
1、2018 年度汽车市场整车销量下滑，公司的连杆产品作为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产销量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导致营业收入减少。
2、公司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生产用工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产品制造成本上升。
3、主机厂持续降价导致公司产品销售价格降低，致使产品毛利率下降。
4、公司的坏账准备、资产减值损失及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增加。
资料显示，财务总监王家兴，2017年年薪 61.69万元。
王家兴，男，中国国籍，45岁，毕业于沈阳理工大学会计专业，中级会计师、CMA、高级政工师。曾任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审部长、中国长安集团四川建安车桥分公司总会计师、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现任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本文源自挖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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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曾泽生非常诧异：他怎么会选择起义呢
1948年3月初，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的郑洞国、参谋长赵家骧急匆匆奔赴吉林，向吉林守备司令、60军军长曾泽生传达、卫立煌的命令：
“当夜部队紧急撤往长春，撤退前必须销毁所有不能携带的物资，炸毁火车站、丰满水电站、水坝。”
图|王家善
曾泽生心里吃了一惊，尽管他对撤离吉林没有意见，但要炸毁火车站、丰满水电站，他的心里却很纠结，特别是丰满水电站。
丰满水电站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一座水库，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库，水库被炸毁，洪水将淹没整个松辽平原，危及数十万东北三省的百姓。
经再三考虑，曾泽生最终还是决定，响应的号召，没有炸毁丰满水库。
60军从长春撤出后，士气确实低落到了极点，曾泽生也因为未炸毁丰满水库一事，遭到了各方指责，心里满怀着苦闷。
不过，那时的曾泽生尚未与地下党接触，起义一事更是无从谈起。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直接改变了曾泽生的看法。
王家善其人1948年5月16日，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参加了解放军。
王家善起义的消息传来以后，一度让曾泽生感到诧异：
“他怎么会选择起义呢？”
曾泽生之所以诧异，是因为王家善率领的营口部队，本身就是伪满洲国时期日伪军的一支部队。
这样一支汉奸加的部队，是如何做到全军一致起义的呢？
王家善是黑龙江巴彦人，早年就是东北军出身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之前，当过东北军黑龙江警备司令部参谋。
1935年12月，王家善赴日留学，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7年回到南京，与何应钦有过一面之缘，还曾被授予中校军衔，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不过出乎预料的是，王家善再次出现的时候，人就已经又回到了东北，先后任伪满中央训练处教官，治安部参谋司军务科科长，伪军官学校教授部部长，步兵第四旅旅长，步兵第七旅旅长。
尽管资料在这方面记载很少，但很显然，王家善应该是受委派打入了日伪军系统中任职。
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也急于扶持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出任伪职，以王家善的原来在东北军的地位，也是比较符合日军这一想法，所以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军始终认为，王家善是他们培养起来的“分子”。
可王家善真正骨子里是抗日的。
1939年，伪满军官学校成立，王家善回国后出任了教授部部长。
王家善在校期间，便大力在学生中发展“真勇社”成员。
所谓的“真勇社”是王家善193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同何正卓秘密成立的爱国组织，该组织便是以“反满抗日”为宗旨，吸收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包括王家善后来回国后，在伪满洲校时期，也吸收了一大部分在校的学生加入组织，这些学生后来都充实到“伪满洲国”部队之中。
到抗战胜利时，王家善的“真勇社”已经发展到200余人。
1941年，日伪当局利用“一二・三〇”事件，诱捕了大批的抗日青年，其中“真勇社”的创建人何正卓因身份暴露被捕，后来他在狱中交代出了关系，但却保护了“真勇社”成员，王家善当时因已受到日伪军监视，因此决定对外停止使用“真勇社”的名字，全社发展转入地下。
整个抗战时期，“真勇社”成员绝大多数都深入日伪军高层，后来抗战胜利前夕，积极策动部队起义，以配合苏军作战。
只是很遗憾，抗战胜利后，当局借口“真勇社”在抗战时期无活动，下令取缔。
不过，真实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当局之所以对“真勇社”忌惮，是因为该组织内就有不少员，担心这个组织发展起来以后投向。
显然，当局并不是无的放矢。
抗战胜利后，王家善本来是没打算留在军中，尽管他的影响力不小，但他心里很清楚，在这么坚持干下去，一旦将来内战爆发，自己就会成为罪人，于是就带着女婿李殿儒回到了长春老家暂居。
也就是在长春时，何正卓给王家善送来了几本书，其中就有毛主席写的《论联合政府》。
《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在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何正卓能够冒着风险，把这样一本书带到东北，是很不容易的。
何正卓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名地下党党员。
图|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老总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王家善看了何正卓送来的《论联合政府》，心中略一沉吟，然后说道：
“派所做所为，是历代王朝暮年征象，靠不住了。但那边没熟人，难以沟通关系，我进关看看吧！”
不过，王家善并没有地下党的关系，到北平转了一圈，没碰上，却碰上了杜聿明，杜聿明随即请示上级，任命王家善为长官部少将高参，跟着又回到了锦州。
1946年4月，东北保安第四总队被东北联军打散，杜聿明又任命王家善充任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长。
尽管对中国抱有不错的好感，但那时王家善尚未决定好一切，他一路到沈阳，沿途不断的收容第四总队的溃兵，女婿李殿儒（同年与王家善养女成婚）劝他：
“要小心点，在利用你，别给送终。”
王家善则是摇了摇头：
“不是给了我一个师吗，今后该怎样，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王家善本身就是东北军出身，后来受命重建第四总队，队伍里绝大多数都是他当年的心腹，很快第四总队规模就扩编到了上万人。
思想挣扎作为非嫡系的将领，王家善在军之中过得并不如意，只是因为他尚能掌握一旅之师，所以当局不得不对他重用。
可即便如此，当局仍然不是很信任王家善。
1946年，东北第四总队成立不久，即开赴辽南山区，归新六军下辖。
对于这些非嫡系的部队，当局通常的做法就是将他们拆分使用，就如60军、93军等滇军部队一样，下属的各个部队都被拆的七零八落，当时60军也有一个师在新六军下辖，对于这些部队，新六军统一的做法是，派驻专门的人员去监视、辖制。
王家善的一些老部下，察觉到新六军有吞并他们的意思，林春武借着喝醉酒的名义，大吵大闹：
“你们要撤换王家善，就是逼着我们去当八路军。”
当时军在东北兵力不足，对王家善只能善加安抚。
在东北的数年间，王家善始终无所作为，除了现实方面的因素外，王家善自己心里也很犹豫，他的这个思想状态也引起了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除了何正卓外，王家善部队还潜伏着不少地下党员。
东北局情报组情报员石迪（原“真勇社”长春分社的社长）早在1941年就打入了王家善部，并在部队中发展情报关系以及地下党员，王家善的亲信部将刘风卓加入了组织，刘风卓在王家善部的影响很大，必要时能够控制全师，是我党在王家善部争取的最关键的人之一。
从抗战胜利之初，国共双方都在争夺东北，石迪曾向上级请示，策反王家善部，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考虑再三，认为时机不成熟，指示先不要起义。
此后王家善率领部队，替新六军站岗放哨，后来又该番号称独九师，尽管名义上是一个师，但该师当时是归属于新六军第14师下辖，为了指挥独九师，14师还派了一个上校副师长来，尽管王家善名义上是独九师少将师长，可部队实际指挥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副师长手中。
王家善一直感到很憋屈，却也对现实无可奈何。
1947年春，东野展开战略，军逐渐的溃败，转而重点防守沈阳、锦州几个大城市，本来按照新六军的指挥，是要王家善率领部队到辽河一带打游击，王家善不愿意平白损耗部队，趁着营口无军防守，王家善主动请缨去防守营口。
调营口后，王家善部队改称暂编58师，归52军下辖。
王家善到了营口以后，天高皇帝远，心思活动的愈发频繁，只是他仍然没同意起义。
当时，在王家善部队潜伏的地下党员都有些坐不住了，于是乎他们也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廉荣春、乔遇春等几名潜伏的地下党准备发动暂编58师中下级军官起义，然后兵临城下，逼迫王家善率部起义，但当时时机尚不成熟。毫无疑问，这次举事自然以失败告终。
林春武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家善，王家善也很无奈，摇头叹息：
“这几个人太轻率，整出事来，他们完了，我也要掉脑袋。”
从王家善的话中不难看出他的想法。
图|王家善起义后（左起戴红花者的第一个人）
据李殿儒回忆他和王家善之间的对话，他曾问王家善：
“看形势您必然走这条路，应该见好就收吧。秋季攻势咱打胜了，眼下又派人来联系，现在起义比兵临城下光彩多了。”
王家善摇头：
“越在胜利的情况下越不能起义。你想想看，刚刚取胜，官兵有一股骄气；林春武把消息递给我，说明赞成起义的人数不多，一个连长月薪（加空额）100多万（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正是享福的时候，谁愿意携家带口跟我们去受穷？我们要起义，有人振臂一呼表示反对，谁还肯听我们的？即使你能保我出去，成了光杆司令，人家要我们有啥用？”
李殿儒又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
王家善说：
“肯定不行了，剩下几个孤立的据点，营口是其中最小的，肯定要先被吃掉，我不会等到山穷水尽丢人现眼。预计东北丢掉半年之前，局势一定非常紧张。外边有了压力才能起义，大部分人才会跟着我们走，时机一定要把握准，与我们无缘无德，何苦陪它殉葬！与我们无仇无恨，肯定会走到一起去的。”
王家善对于形势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对于起义的廉荣春、乔遇春，王家善暗中出手，悄无声息的保护下来，不让特务抓捕他们，还对外发出了通缉令，至于对部队里还没有暴露的刘风卓等人，则予以保护。
“必将得天下，可还能维持二十年。”
刘风卓也意识到，如果要想起义，老长官王家善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投奔光明1948年春，东野进攻辽阳，王家善心里很清楚，辽阳之后就是鞍山、鞍山之后就是营口，而营口绝对守不住，到时候自己手上的一个师白白折损，到了关内，当局也不会让他再编一个师。
与此同时，东北局社会部也注意到了王家善思想上的起伏，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从军事上包围，另外一个就是由潜伏的地下党出面，劝说王家善率部起义。
几天以后，王家善召开连以上会议，讨论未来何去何从，当时会上也确实有不少人提出，守不住营口，就要撤退到锦州，再不济就入关的想法，可见那时部队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起义是有实际困难的。石迪、刘风卓等员也十分焦急，因为直至临战时，他们仍然未能劝服王家善，如果贸然率部起义，暂编58师极有可能成两派，起义成功了还好说，一旦失败，局势失控那就很难说了。
图|《阵中日报》刊载王家善起义的消息
尽管在会上，大家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意见，可王家善在部队中，还是有相当的声望，所以大家都想听听他的意见。
王家善的老部下梁启章站出来说：
“我们从‘真勇社’起，跟师长十几年了，听你的吧，请你临机决断。”
他的一句话，立刻引起了其他人的响应。
关键时候，王家善终于统一了部队的思想，他要的就是老部下这句话：
“既然诸位信任，那我一定带领你们走一条有前途的路。”
1948年2月23日，王家善派出侄子王凤祥、刘风卓出城与我军联络。时任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亲自接见了王家善派来的代表，双方举行了谈判，吴瑞林代表东总直接谈了五点：
一、起义部队保持原建制，起义后编为东北联军的一个独立师，与解放军一视同仁。
二、起义官兵既往不替，保护官兵的个人财产，愿回家的发路费，开证明按起义人员待遇。
三、因营口是解放军必争之地，限三日内起义。
四、中国和解放区军民热烈欢迎王家善师长能率部起义。
五、王师长还有什么要求，明晚再来谈判。
王凤祥两人回去以后，将解放军开出来的条件告诉了王家善。
王家善仔细思考了一夜，第二天傍晚又派了梁启章为全权代表谈判，对于起义的条款，王家善并无反对意见，只是提了一个小要求，暂编58师这几天正要补给，王家善想拿到这些补给在起义，就当是给解放军一个大礼。因此建议把起义日期推迟到26日以后。
不过，吴瑞林却摇头拒绝了：
“武器、粮食、船舰、飞机是小事儿，起义是大事儿，不能因小失大。”
参谋长金振钟也笑着说：
“那些东西早晚都是我们的，先让蒋大队长多保管几天吧！”
双方敲定，起义时间定在1948年2月25日晚7时。
尽管已经决定好一切，王家善内心仍然很紧张，不到最后关头，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
驻扎营口的军除了暂编58师外，还有新一军的部队以及交警总队，按照要求，王家善需要解除这些部队的武装。
2月25日下午2时，王家善召集全师，暂编58师全师90%以上官兵都同意起义。
2月25日下午3时许，梁启章指示李殿儒抽调警卫连，严密保卫师部安全，王家善也派出专人，以开城防会议为名义，召集市长袁鸿逵、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交警第三总队长李安等十几个主要人，等这班人到了会场以后，王家善立即下令予以控制。
2月25日晚7时，起义部队已经控制了营口，按照约定发了三发照明弹，迎接辽南独立师入城，当时营口还有军残余部队企图负隅顽抗，王家善亲自率领暂编58师部队，配合辽南独立师一起行动，经过9个小时激战，全歼了敌人。
1948年5月16日，王家善部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全军统一番号后，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善的部队虽然是属于杂牌军，但部队中军官士兵的素质都很高，所以部队起义以后仍然保留了一个完整师的建制。
王家善走了一条光明的前程，也极大的震动了军，特别是对后来曾泽生率领60军起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8年，王家善为起义设下鸿门宴，38名营口军政大员被逮捕
在新中国的将领之中，有一位将军的人生经历和多数将军不同，可谓是历经坎坷。他曾经担任过日伪军和军的高级军官，也曾在解放战争时期毅然决然的选择起义投入解放军之中，后更是在抗美援朝时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这位将军名叫王家善，他生于晚清时期的1905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列强入侵国难当头的时候。
与很多将军出身贫寒不同，他是幸运的，他父亲当过县长，家境超过了绝大多数人。
在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族人脉关系的帮助下，他小时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后还被送到国外留学，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在张作霖领导的奉军中担任了一名低级别军官。
不过他虽然只是一名东北讲武堂步兵教导队连长，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但却一直心怀爱国理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他的部队接到紧急命令，全体编入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部队，并官职升为营长。
然而于芷山却准备投降日军，当卖。对此，王家善十分愤怒，计划带领自己的部队出走，结果被人告发，他只好选择逃亡。
于芷山立刻下令通缉，很快连长戴逢源的部下在沈阳车站抓到了他。但戴逢源也是一位倾向于抗日的人，很敬佩王家善的选择，而且和他的私交也很好，于是顶住压力，暗中悄悄把他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他一路逃亡，逃到了老家黑龙江隐姓埋名，并且开始组织游击队和日本兵交战。但是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东北抗日武装始终缺衣少弹，情况越来越危险。于是他考虑寻找实力更强的部队去参军，结果刚走到齐齐哈尔，就被日伪特务机关发现，立刻逮捕了他。
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齐齐哈尔卫戍司令恰巧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的教官，此人一眼认出了王家善，知道自己曾经教过他，出于爱才，便有心留他性命。但是有条件他必须加入伪满部队，帮助日军训练士兵。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只好勉强同意。卫戍司令还把他送到了日本继续深造，虽然身居敌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抗日爱国之心，组建了真勇社，暗中和很多爱国留学生往来，还认识了很多地下党员。
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他成了极少数从日本顶级军事学府毕业的中国人。日军还任命他担任了伪军步兵第七旅的旅长。由于他有真才实学，因此日伪内部很多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他的人脉关系也很广。
利用这一条件，他多次获取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然后暗中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抗日部队，成为了一名潜伏者。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也开始松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随即出兵东北，驻守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溃败，而作为日伪军将领的王家善也被苏军抓了。
在逃离苏军的监狱后，王家善利用自己成立的真勇社迅速发展自己的武装部队，拉拢起了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队伍。军为了拉拢他，委派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来到长春对其队伍进行改编为保安第四总队，王家善出任总队长。
但是即是考虑到王家善出身，又考虑到其实力，王家善的军队与的中央军还是矛盾重重，中央军也是一直将它当为棋子利用，甚至于就连军备物资都被日常克扣延迟交付。
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对于王家善仍旧是嫡庶有别，显然并不放心他。
为此，军第六军派出一位名叫许颍的副师长代表新六军军部指挥他的部队，然而这位许师长的级别比他还要低（当时王家善为中将，许颍则是少将），这显然是在架空他。
而且每次遇到大规模战事，他的部队总是被安排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可能当炮灰。
就连他想为士兵们争取更好的棉衣，也得不到满足。结果多次被军上级踢皮球，被迫塞了点钱才解决问题。
这些经历令他十分愤怒，时间来到1947年，王家善部被杜聿明调往孤立据点营口驻守。而在杜聿明眼见王家善所部先后四次守住了营口，又将王家善部改为58师，王家善被委任为任营口防守司令兼营口市长。这让他的部队被列入了正规军序列，但是却仍旧是嫡庶有别，被区别对待。
此时困守营口的他开始思考战争的前景。他的部队中有一位名叫廉春荣的军官，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为了说服王家善起义，于是联系了当年曾经救过他的戴逢源，此时戴逢源在他手下当团长，虽然是上下级，但当年的救命之恩让两人亲如兄弟。
在戴逢源的劝说下，王家善决定起义，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手下大部分人都反对，可能导致兵变。
于是在1948年2月25日这天，他决定来一招“鸿门宴”，以召开防务会议为理由，召集所有中层及以上军官。然后他中途以接听上级电话为理由走出会场，之后立刻下令士兵们包围会场，随着荷枪实弹的警卫员的到来伴随着他们“都举起手来，不许乱动”的呵斥，三十多名营口守军的军官被悉数逮捕，随后王家善宣布起义。
他的起义极大影响了军的军心，开始有更多的部队倒戈，因此这件事功劳不小。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亚局势突变，此时他的部队已经编入了四野第50军，该军绝大部分人员都是起义部队。
1950年10月，他跟随50军军长曾泽生入朝作战，成为首批入朝作战的6个军之一。该军在战场上多次经历血战，担任牵制敌人的重任，50军的伤亡也非常大，部分部队几乎全体阵亡。
可以说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立下不朽的功勋。而在朝鲜停战后，王家善调任黑龙江、热河等军区担任要职。
不过，在1955年大授衔时因为转业地方，并未授衔。此后他在辽宁省任职多年。
1979年，王家善因病逝世，享年75岁。
他的一生可谓是历经坎坷，而他的人生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不过好在人生的后半程他完成了自我救赎，选择了营口起义，选择了抗美援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