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六边形战士”的真面目
刘晗 曹望云/文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又怕自己特立独行而不合群。正是这种“既要，又要”的自我苛求磨平了原本锋利的棱角，难道合群就是以失去个性为代价吗？“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源自希腊德尔菲神庙石柱，许多人终生求索却未必找到确切答案。《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基于经典理论与现代研究，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回答了当代人对自我的种种疑虑。
自弗洛伊德以降，诸多心理学家致力于探究“人性三问”及其背后的真相，北师大心理学教授王芳作为解密者之一，深入浅出地引导大众了解人格的形成，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人格心理学要破解的是塑型人格的因素以及各种驱动力，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差异究竟从而何来？人格心理学作为新兴学科，特殊之处在于吸纳了哲学、神经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比哲学更具“群众基础”，比神经科学更具人文关怀。
经营之圣、阿米巴管理模式的创造者稻盛和夫在《活法》里提到了“人格”的重要性：才智越发超群之人，越需要强大的力量来控制他的才智——这就是“人格”。他也据此给出一个公式：人格=性格+哲学。性格是人与生俱来的，哲学是在人生过程中学来的，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人格。然而，现实中即便是“六边形战士”也会遇到职场难题，在不受控的蜕变中戴上社交面具，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种人。
社会的同化：刻板印象的伤害
相较于“MBTI”这样的“后现代占星术”，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一种名为“大五人格”（Big Five）的人格特质描述模型。这个模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始逐渐被主流心理学家认可。它用五个维度描述人格特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分别指向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组织能力及自律性、社交及能量水平、合作及受信任程度、情绪变化情况。
在职场招聘场景中，五项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岗位的适配度，人力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化繁为简、对号入座。 但正如该书作者所强调的，此类测试也有缺陷。测试中的评价都由受试者本人做出，但人们很多时候并非自己人格的最佳描述者。哲学家理查德·莫兰(Richard Moran)认为，与观察一个马克杯不同的是，我们观察对象是自己，无法拉开观者被观者的距离，无法获得同等客观性。世界谱系的多元化加速了个体差异化。人与人的差距，有时候比人和狗之间的差别还大。这话调侃又扎心，却是人间真实。独立的精神世界，与众不同的认知、行为习惯，情感诉求以及价值取向等等，很难以有限的类别进行划分。
这类测试在社会中引起狂热，更多是因为迎合了人类的“类别化认知加工天性”和抱团本能——人以群分，形成不同圈子是大势所趋，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寻找同类，同类心照不宣的默契自然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沟通成本，但人格标签化的弊端在于自我设限，因此，即便是科学依据的标尺，也只能当作人生主旋律的参考依据，不能盲目以偏概全。
源于拉丁文persona的“人格”(personality)，本意为演员在舞台表演时戴的面具。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因时因地换上不同的角色面具，与其说虚伪，不如说是自我保护，也就是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所提到的“自动从众”(automaton conformity)，“依附于某种宏大叙事，通过与其他人一样来将自我隐藏于大众之中以此获得安全感”。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到，选择抛弃集体赋予的意义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可见承担起自由的责任是难上加难。
即使我们拿到了一份足够“客观”的测试结果，但其实也只是对当下的人格有所解释，并不能预测未来，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人格类型（type），不如说是具体人格特质（trait）的显著程度。因为所谓的外向、内向，只是光谱的两端，而处在光谱上的人在复杂现实境况中做出的选择则千差万别。
比如，内向人虽不像外向人那样“社牛”，但也不一定“社恐”，他们只是喜欢独处，避免内耗，但在人际交往上不存在障碍和焦虑情绪。反观热爱交际的“社牛”，在“嗨聊”中不一定交到真朋友，而内向人貌似看起来“丧”，只是霸气不外露而已。
内向、外向各有优势，但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在很多时候影响了我们对个体的判断。外向被视为积极乐观、情商高的代名词，内向则意味着消极悲观、不思进取，这些看法令内向人背负了莫名的压力。在“外向崇拜”的生存压力之下，内向人戴上面具强行合群，简历上的“性格乐观”、团队里的头脑风暴，本来格格不入的他们为了迎合主流扭曲了自我，被迫成为“伪外向人”。久而久之，没有个性的“社会变色龙”为了安全栖身而放弃自由。
这种偏见同样存在于大众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从而加剧了男女不平等甚至固化了社会角色，比如很多人认为领导者应该是男性，女性不适合从事管理工作。而在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两性劳动分工逐渐趋同，女性显现出男性气质会被认为刚毅，男性若有阴柔气质则会被诟病，基于刻板印象造成的隐性伤害打击面极其广泛。
人的异化：“卷王”的诞生
网络盛传，东亚有三大卷王：不睡觉的韩国人、不吃饭的日本人、不放假的中国人。这种说法颇具戏剧性，也不无道理，各有各的“卷”，但殊途同归——努力奋斗实现目标。 “内卷”始于环境的变化，中世纪时代人际关系囿于部落与家庭，一代代人传承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个人服从宿命安排，一生少有变动，生活安稳，自然不需要“内卷”。文艺复兴时代起，民众对上帝神圣的信仰日渐式微，传统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推动着人类个体命运齿轮的转动。
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分水岭，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工厂大机器生产的飞跃，人的身份也有了历史性的革新，工人、资本家、消费者，有压迫有反抗，在以劳力和智力换取金钱求生存的路上，一“卷”就是几个世纪。久而久之，空气污染、极端天气、“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不断，人人焦虑，消费疲软，不卷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贫富差距拉大，幸福指数降低，对财富、地位、权力的渴望也会让人们多有顾虑，不“卷”更不行。
如弗洛姆说，“过去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奴隶，而未来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机器。和奴隶相比，机器不会造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 (Albert Bandura)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即是将人降格成动物或机器，才有了“社畜”和“工具人”的称呼。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对卡尔·罗杰斯所说的“成为自己”，在理解上常有失偏颇。究竟是做自己？还是迎合社会做别人喜欢的自己？一旦flag架空，人生顿失意义。这种置于人生之外的态度，也是当代人的精神顽疾，即便物质生活富足，也未必增加幸福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优越感还是会有跌落的可能，到时对自己重新定位，在不断对标中迎来高光时刻，“卷”出新境界。
这种“卷”的状态，事实上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努力摆脱现状的过程，“卷”出来的自我或是挖掘出潜在能力，真正超越自我，亦或捏造出了扭曲的假象，徒增新的面具。
自我的复归：远离内卷，加速进化
“内卷”的说法由来已久，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最初从艺术维度提出了这个概念，一种风格无法跳脱出既定模式，继而呈现出精细和复杂化表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将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代入人类社会之中，在有限资源中竞争加剧，“零和思维”作祟，越来越多人无视规则造成资源分配失衡，由此带来人际之间功利往和低信任度，催生出面具背后那个不为人所知、与自我认同相违背的暗黑人格。
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会迫使个体重新筹划各自的生活节奏和人生走向，正如个体基于环境适应性考量的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个体必须在躯体和繁衍投入之间做出分配时间、资源和能量的权衡。个人渺小的力量无法改变宏观环境，只能尽可能提升自身的核心实力，将自身成长和发展置于优先位置，甚至推迟结婚和拒绝生育。“中年危机”常被误认为人到中年之后事业、家庭、感情产生的身心危机，事实上荣格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却是年轻时打拼奋斗达成Flag摘掉面具后的精神空虚。他们从“现实自我”(actualself)过渡到“理想自我”(idealself)，成全了自己，却失去了丰满的人格，自成孤岛。经历过起伏波澜，依然怀有赤子之心的人寥寥无几，“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也许只是美好的期待。
身处灯火通明的职场，个体的能力强弱和优劣势都被放大。初学乍练的菜鸟对人生规划一知半解心生困惑是常事，然而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资深职场人更是身处迷雾，每个人都在如何保全自己且争取利益最大化上绞尽了脑汁。作者王芳引用了“投石假说”，解释了个体力量共同协作抵抗外力的效应，因此内卷(involution)的反义词并不是投降出局，顺势躺平，而是进化(evolution)，与其压迫自我，陷入同类内斗，不如抱团取暖，在合作和助力等进化选择中向外寻求对标，实现共赢。但现实社会也有因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集体翻车的现象，比如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公地悲剧”，无偿开放的牧场，随着牲畜的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福利变祸害。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提出的“囚徒困境”也是相似的两难选择。
有的公司也在逐渐洞察真相，在各个维度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反内卷的公司不再996，而更看重效率和劳动力产出。在人工智能时代，与其压榨员工加班，防范“摸鱼”，不如以差异化的竞争吸引人才，毕竟KPI考核猛如虎，“社畜”只要在其位，就不会忘了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这一社会精神状况，他认为，在“绩效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往往用工作绩效来衡量，从福柯式的规训社会以降，系统性的暴力并未消失，反而伪装成个体想要“更快、更高、更强”的自由意志，给全社会笼罩上焦虑、亢奋和倦怠情绪。或许，对真实情况的认知才能启动对于内卷的真正反抗。
黑泽：我和《不完美受害人》里尹声都是很纠结、不会表达的人
在剧集《不完美受害人》中，黑泽饰演“报警人”尹声，从最开始的摇摆到最终站出来为赵寻作证，尹声算是剧中决定案件输赢的最关键人物。日前，黑泽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在他看来，尹声是一个即使身处黑暗，但也会永远向往光明的人物，“他心怀正义，但又充满矛盾，是一个很有张力的角色。”
黑泽饰演“报警人”尹声。
《不完美受害人》由一起第三方匿名报警的案件展开，讲述律师林阚（周迅饰）接受嫌疑人成功（刘奕君饰）委托，凭借出色的职业素养和前置调查，推翻受害人赵寻（林允饰）的刑事指控，但客观事实与个人情感立场产生的冲突令林阚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伦理挑战。黑泽表示，在看到《不完美受害人》剧本的时候就被这个题材所吸引，“这个故事很有社会现实意义，可以让人思考。”
剧中，黑泽饰演的尹声是成功身边的保镖，目睹了成功对赵寻的骚扰，当尹声看到赵寻被成功欺负的时候，他会找各种理由阻止成功对赵寻的伤害，他想保护赵寻。但是，由于他也有自己想要守护的爱情，造就了整个事件中途尹声的沉默以及摇摆。最终，尹声还是选择站了出来，为赵寻作证，在黑泽看来，尹声在最后迸发出的勇敢很吸引自己，“他是一个闯过黑暗隧道，走向光明的人，故事初篇的匿名报警以及最终的关键作证都可以看出来，尹声的勇敢和对光明的向往。”
剧照
拍摄之前，黑泽跟导演和编剧探讨过很多次尹声的心路历程，尹声的背景比较复杂，原本他和米芒之间有着美好的爱情，但因为米芒遭遇到，他们的爱情也被打破，尹声为了保护这份感情经历了自己的沉浮与成长。黑泽坦言，这其中有的细节比较难把控，比如他的爱而不得，以及在面对救赎时的抉择。对于黑泽而言，演绎尹声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体现出尹声内心的纠结和隐忍，“我希望去共鸣他，我就想象这件事发生在了自己身上，这样能更好的理解出人物。”
对话：
新京报：在性格上，你和尹声有相似的地方吗？
黑泽：我跟尹声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很纠结、不会表达的人，我跟他有同样的梦想——去参军。但我没有他勇敢，就算是他替我实现了梦想，在他身上我学到了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与担当。我们都有过弯路，林律师的出现指引了尹声正确的方向。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这几年因为生活的历程有了更准确的人生目标，能勇敢去追逐梦想。生活里没有完美的人，但我们要勇敢的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能自洽的探寻更多美好。但是尹声在剧中比较沉默、严肃，我自己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幽默的。（笑）
新京报：剧中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
黑泽：就是跟迅姐（周迅）那场很长的对话，戏里戏外都很紧张。林律师的眼神直击心底，根本不敢对视。
新京报：对于剧名“不完美受害人”你是如何理解的？
黑泽：除了字面意思，我更多的理解是，没有完美的人，要勇敢面对不完美的自己。
新京报：未来有没有很想饰演的角色？
黑泽：最想体验的是卧底，这种生活中没有机会体验但又充满紧张感的角色。
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编辑 吴龙珍
校对 吴兴发
一副身躯23种人格，还有一种兽格#影视解说
《炸裂影视》是一部刺激的电影。
小白沿着通道一路狂奔，随后躲在了衣柜中。小白吓得连气都不敢喘，躲了好久以为他走了。就在这时男人出现了，小白只能从里面出来说他衣服很脏，叫他脱下来。随后用大电钻把他封在小黑屋，跑小丽的通道也被封上了。
一天，女人人格又一次出现，他给小丽梳起了头发，把两个女人带到餐厅吃饭，还放了些音乐做起了三明治。这时小黑站了起来，拿起了凳子狠砸向男人，然后疯狂的朝门口跑去。慌张的小黑并没有找到逃跑的出口。这时男人出现在他的身后，同样被男人赏赐了。小黑屋3个女人被分别关着。
到了夜晚，男人来到了小丽房间，儿童人格躺在了他的身旁。小丽和他聊天得知他的房间里有窗户，于是他哄骗着他要去看看。他也答应了男人带小丽到了自己的房间，而小丽的梦想破碎了，他口中的窗只不过是两张儿童画而已。小丽彻底崩溃了，于是求着他帮逃出去。
儿童人格以为他是太孤独了，于是拿出对讲机让他听听声音。小丽再次燃起了希望，拿起对讲机进行呼救。就在这时他开始抢夺对讲机，小丽给了他一巴掌，可是对讲机的另一面以为这是恶作剧。这时黑暗人格苏醒了，一把将对讲机拽回。
小丽被送回小黑屋，男人说着过了今晚一切都会结束。而另一边，医生收到了很多邮件，都是主人格发来的，内容都是“我们需要你”。医生感觉到男人的不对劲，于是打车去了他家。
刚下车，医生就遇见了要出门的黑暗人格。男人只能把医生请进家里。但男人似乎很赶时间，告诉医生他的第24人格要来了，要以人类为食。此时医生知道现在的男人非常危险，便找借口去洗手间，走着走着看见了一个被封死的门。
当他从外面打开门时，他完全愣住了，他看到了被男人关着的女人。而男人过来直接关上铁门，拿出小喷壶直接给一层喷晕，并把他放到了沙发上。这时男人再次出门，去花店买了束鲜花闻了闻，准备去迎接他的第24种人格。到了地铁站旁，男人放下鲜花，缓缓地走上了车。进入车内，他开始脱下衣服，慢慢地跪在了地上。等他站起来时，他已经完成了野兽的变身。
他飞快地就上了车顶，然后跳了下去，一路狂奔回到了家。此时，被迷晕的医生醒了过来，他爬起来找到了笔箱，写下了什么。一个人影从他身后一闪而过。
他慌张地拿起桌上的小刀。这时，男人站在那，青筋暴起，如同野兽一般。他在身后抱住医生，医生用刀扎向了他，一刀两刀再来一刀，但刀却断了掉落在地上。男人猛的发力，只听“嘎嘣”一声，医生归袭。
职场“六边形战士”的真面目
刘晗 曹望云/文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又怕自己特立独行而不合群。正是这种“既要，又要”的自我苛求磨平了原本锋利的棱角，难道合群就是以失去个性为代价吗？“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源自希腊德尔菲神庙石柱，许多人终生求索却未必找到确切答案。《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基于经典理论与现代研究，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回答了当代人对自我的种种疑虑。
自弗洛伊德以降，诸多心理学家致力于探究“人性三问”及其背后的真相，北师大心理学教授王芳作为解密者之一，深入浅出地引导大众了解人格的形成，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人格心理学要破解的是塑型人格的因素以及各种驱动力，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差异究竟从而何来？人格心理学作为新兴学科，特殊之处在于吸纳了哲学、神经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比哲学更具“群众基础”，比神经科学更具人文关怀。
经营之圣、阿米巴管理模式的创造者稻盛和夫在《活法》里提到了“人格”的重要性：才智越发超群之人，越需要强大的力量来控制他的才智——这就是“人格”。他也据此给出一个公式：人格=性格+哲学。性格是人与生俱来的，哲学是在人生过程中学来的，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人格。然而，现实中即便是“六边形战士”也会遇到职场难题，在不受控的蜕变中戴上社交面具，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种人。
社会的同化：刻板印象的伤害
相较于“MBTI”这样的“后现代占星术”，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一种名为“大五人格”（Big Five）的人格特质描述模型。这个模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始逐渐被主流心理学家认可。它用五个维度描述人格特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分别指向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组织能力及自律性、社交及能量水平、合作及受信任程度、情绪变化情况。
在职场招聘场景中，五项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岗位的适配度，人力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化繁为简、对号入座。 但正如该书作者所强调的，此类测试也有缺陷。测试中的评价都由受试者本人做出，但人们很多时候并非自己人格的最佳描述者。哲学家理查德·莫兰(Richard Moran)认为，与观察一个马克杯不同的是，我们观察对象是自己，无法拉开观者被观者的距离，无法获得同等客观性。世界谱系的多元化加速了个体差异化。人与人的差距，有时候比人和狗之间的差别还大。这话调侃又扎心，却是人间真实。独立的精神世界，与众不同的认知、行为习惯，情感诉求以及价值取向等等，很难以有限的类别进行划分。
这类测试在社会中引起狂热，更多是因为迎合了人类的“类别化认知加工天性”和抱团本能——人以群分，形成不同圈子是大势所趋，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寻找同类，同类心照不宣的默契自然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沟通成本，但人格标签化的弊端在于自我设限，因此，即便是科学依据的标尺，也只能当作人生主旋律的参考依据，不能盲目以偏概全。
源于拉丁文persona的“人格”(personality)，本意为演员在舞台表演时戴的面具。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因时因地换上不同的角色面具，与其说虚伪，不如说是自我保护，也就是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所提到的“自动从众”(automaton conformity)，“依附于某种宏大叙事，通过与其他人一样来将自我隐藏于大众之中以此获得安全感”。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到，选择抛弃集体赋予的意义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可见承担起自由的责任是难上加难。
即使我们拿到了一份足够“客观”的测试结果，但其实也只是对当下的人格有所解释，并不能预测未来，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人格类型（type），不如说是具体人格特质（trait）的显著程度。因为所谓的外向、内向，只是光谱的两端，而处在光谱上的人在复杂现实境况中做出的选择则千差万别。
比如，内向人虽不像外向人那样“社牛”，但也不一定“社恐”，他们只是喜欢独处，避免内耗，但在人际交往上不存在障碍和焦虑情绪。反观热爱交际的“社牛”，在“嗨聊”中不一定交到真朋友，而内向人貌似看起来“丧”，只是霸气不外露而已。
内向、外向各有优势，但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在很多时候影响了我们对个体的判断。外向被视为积极乐观、情商高的代名词，内向则意味着消极悲观、不思进取，这些看法令内向人背负了莫名的压力。在“外向崇拜”的生存压力之下，内向人戴上面具强行合群，简历上的“性格乐观”、团队里的头脑风暴，本来格格不入的他们为了迎合主流扭曲了自我，被迫成为“伪外向人”。久而久之，没有个性的“社会变色龙”为了安全栖身而放弃自由。
这种偏见同样存在于大众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从而加剧了男女不平等甚至固化了社会角色，比如很多人认为领导者应该是男性，女性不适合从事管理工作。而在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两性劳动分工逐渐趋同，女性显现出男性气质会被认为刚毅，男性若有阴柔气质则会被诟病，基于刻板印象造成的隐性伤害打击面极其广泛。
人的异化：“卷王”的诞生
网络盛传，东亚有三大卷王：不睡觉的韩国人、不吃饭的日本人、不放假的中国人。这种说法颇具戏剧性，也不无道理，各有各的“卷”，但殊途同归——努力奋斗实现目标。 “内卷”始于环境的变化，中世纪时代人际关系囿于部落与家庭，一代代人传承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个人服从宿命安排，一生少有变动，生活安稳，自然不需要“内卷”。文艺复兴时代起，民众对上帝神圣的信仰日渐式微，传统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推动着人类个体命运齿轮的转动。
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分水岭，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工厂大机器生产的飞跃，人的身份也有了历史性的革新，工人、资本家、消费者，有压迫有反抗，在以劳力和智力换取金钱求生存的路上，一“卷”就是几个世纪。久而久之，空气污染、极端天气、“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不断，人人焦虑，消费疲软，不卷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贫富差距拉大，幸福指数降低，对财富、地位、权力的渴望也会让人们多有顾虑，不“卷”更不行。
如弗洛姆说，“过去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奴隶，而未来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机器。和奴隶相比，机器不会造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 (Albert Bandura)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即是将人降格成动物或机器，才有了“社畜”和“工具人”的称呼。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对卡尔·罗杰斯所说的“成为自己”，在理解上常有失偏颇。究竟是做自己？还是迎合社会做别人喜欢的自己？一旦flag架空，人生顿失意义。这种置于人生之外的态度，也是当代人的精神顽疾，即便物质生活富足，也未必增加幸福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优越感还是会有跌落的可能，到时对自己重新定位，在不断对标中迎来高光时刻，“卷”出新境界。
这种“卷”的状态，事实上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努力摆脱现状的过程，“卷”出来的自我或是挖掘出潜在能力，真正超越自我，亦或捏造出了扭曲的假象，徒增新的面具。
自我的复归：远离内卷，加速进化
“内卷”的说法由来已久，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最初从艺术维度提出了这个概念，一种风格无法跳脱出既定模式，继而呈现出精细和复杂化表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将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代入人类社会之中，在有限资源中竞争加剧，“零和思维”作祟，越来越多人无视规则造成资源分配失衡，由此带来人际之间功利往和低信任度，催生出面具背后那个不为人所知、与自我认同相违背的暗黑人格。
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会迫使个体重新筹划各自的生活节奏和人生走向，正如个体基于环境适应性考量的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个体必须在躯体和繁衍投入之间做出分配时间、资源和能量的权衡。个人渺小的力量无法改变宏观环境，只能尽可能提升自身的核心实力，将自身成长和发展置于优先位置，甚至推迟结婚和拒绝生育。“中年危机”常被误认为人到中年之后事业、家庭、感情产生的身心危机，事实上荣格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却是年轻时打拼奋斗达成Flag摘掉面具后的精神空虚。他们从“现实自我”(actualself)过渡到“理想自我”(idealself)，成全了自己，却失去了丰满的人格，自成孤岛。经历过起伏波澜，依然怀有赤子之心的人寥寥无几，“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也许只是美好的期待。
身处灯火通明的职场，个体的能力强弱和优劣势都被放大。初学乍练的菜鸟对人生规划一知半解心生困惑是常事，然而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资深职场人更是身处迷雾，每个人都在如何保全自己且争取利益最大化上绞尽了脑汁。作者王芳引用了“投石假说”，解释了个体力量共同协作抵抗外力的效应，因此内卷(involution)的反义词并不是投降出局，顺势躺平，而是进化(evolution)，与其压迫自我，陷入同类内斗，不如抱团取暖，在合作和助力等进化选择中向外寻求对标，实现共赢。但现实社会也有因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集体翻车的现象，比如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公地悲剧”，无偿开放的牧场，随着牲畜的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福利变祸害。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提出的“囚徒困境”也是相似的两难选择。
有的公司也在逐渐洞察真相，在各个维度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反内卷的公司不再996，而更看重效率和劳动力产出。在人工智能时代，与其压榨员工加班，防范“摸鱼”，不如以差异化的竞争吸引人才，毕竟KPI考核猛如虎，“社畜”只要在其位，就不会忘了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这一社会精神状况，他认为，在“绩效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往往用工作绩效来衡量，从福柯式的规训社会以降，系统性的暴力并未消失，反而伪装成个体想要“更快、更高、更强”的自由意志，给全社会笼罩上焦虑、亢奋和倦怠情绪。或许，对真实情况的认知才能启动对于内卷的真正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