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金(火金组合的名字)

1克500多元！有人“每月攒一颗”！这届年轻人开始对它上头……

浅析五行中木、火、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五行讲到枯燥的地方，其实都是原则核心，都是化生一切的东西，越抽象的东西越是本质。从木到火到金，最后目的都是要滋养万民，重新反哺所有的基础，让这个循环生生不息，这个金就像一个大的伞盖一样，荫蔽下边的所有东西，也像一颗苍天大树一样荫蔽所有的东西，自然界生生不息，就靠这五个循环，所有的创造最后又回馈给创造者，那么让水无有穷尽，最后木又从水中生出，生机无限。水生木，一个新的循环又开始了，这就是真正的五行相生。

五行当中有阴阳，每一行都是阴阳的结合体，就像每一个家庭都有夫妻一样。木生火，火生土叫顺生，郁不生火，火不生木，木还克土，导致三者全病。让五行顺生就天下太平，不然的话，就是一团乱麻。不要和没有情趣的人在一起呆时间太长，不要墨守成规，要拒绝一成不变，要让水中生出木来，充满生机，身体也一样，整个身体被卡住了，被土封住了，五脏六腑都死了，木就是四肢，动来动去，所以说每个人都不要成为死水一潭，一定的规矩要讲，但不能让规矩卡死。

事物的规律就是沿着生机的方向发展，突破旧有的规矩，创立新的规矩。这样水就会不停地生木，木就能克制土，任何一方都不能过于强大。木要把土克坏了也不行，但是任由土发展也不行，因为土发展壮大了，就把水克没了，水没了木就活不了，这些是连锁反应，多有意思。

——本文摘自大千老师《中医漫谈》，欢迎大家转发评论，若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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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名词解释：两仪、三才、四象、六合、七曜、八门、九宫、十方

两仪：天地。《吕氏春秋·大乐》：“太一出～～，～～出阴阳。”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分阳仪和阴仪两种，表达阳仪和阴仪的图形有很多种,上图是有代表性的两种,如图:《楚词》言“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里黄”，则天有九重，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斋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为宗动天，无星辰，每日带各重天，自东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次曰填星天，次曰岁星天，次曰荧惑天，次曰太阳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阴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随宗动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东，与蚁行磨上之喻相符。其右旋之度，虽与古有增减，然无大异。惟恒星之行，即古岁差之度。古谓恒星千古不移，而黄道之节气每岁西退。彼则谓黄道终古不动，而恒星每岁东行。由今考之，恒星实有动移，其说不谬。至于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命日为九十六刻，使每时得八刻无奇零，以之布算制器，甚便也。其言地圆也，曰地居天中，其体浑圆，与天度相应。中国当赤道之北，故北极常现，南极常隐。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东西亦然。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也。以周天度计之，知地之全周为九万里也。以周径密率求之，得地之全径为二万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又以南北纬度定天下之纵。凡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四时寒暑靡不同。若南极出地之度与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其昼夜永短靡不同。惟时令相反，此之春，彼为秋，此之夏，彼为冬耳。以东西经度定天下之衡，两地经度相去三十度，则时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相反焉。其说与《元史》札马鲁丁地圆之旨略同。

1.指天地。《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孔颖达疏：“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金、木、水、火）相对，故曰两仪，谓两体容仪也。”《晋书·挚虞传》：“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当日三才始判，两仪初分；乾坤：清者为乾，浊者为坤，人在中间相混。”金一《文学上之美术观》：“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2.借指君主的父母。《旧唐书·儒学传下·卢粲》：“又安乐公主承两仪之泽，履福禄之基，指南山以锡年，仰北辰而永庇。”3.指阴阳、男女。鲁迅《彷徨·高老夫子》：“蕊珠仙子也不很赞成女学，以为淆乱两仪，非天曹所喜。”

三才：天、地、人。《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而两之。”《周易》解三才：指天、地、人。《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通而成卦”。大意是构成天地、人的都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而卦，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系列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合而成，三个爻组成一个卦。“兼三才而两之”成卦，即这个意思。

《周易》最早最明确最系统最深刻地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伟大学说。这个学说早就深入中华民族之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人伦日用之中，牢固地培育了中华民族乐于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对天地与自然持有极其虔诚的敬爱之心。中华民族与天地和谐相处的高智慧，对于今后改进、调整、理顺、整合、协调人与天地即自然环境的平衡和谐发展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人心与人身的平衡和谐发展的关系（即使生态、世态、心态的三态都得到同步平衡和谐发展），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对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明天，必将具有巨大的启迪。

中医解三才在中医里，三才为经外穴名。《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标幽赋》：“天地人三才也，涌泉同璇玑百会。”百会在顶应天，主气；涌泉在足应地，主精；璇玑在胸应人，主神。故称三才。

五格解三才 姓名学之五格剖象法术语。

在五格剖象法中：五格中的三才为五格中天格、人格、地格的总称。所谓三才，即天才、人才、地才，它们分别是天格、人格、地格数理的配置组合，反映综合内在运势。五行之间的关系是：木、火、土、金、水相临相生，相隔相克。这样，根据数理与五行之间的内在联系，推算出来的配置关系即为三才配置。从中观察三才配置的凶吉，可以判断把握您的综合运势，预测您的事业成功率以及身体状况。三才配置就是指“天格、人格、地格”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之生克关系。三才的生克关系在姓名学中是极为重要的，它影响一个人的健康、情感、生活、事业多方面的优劣吉凶。此法目前遭到很多易学圈人的反对，认为不合理。

四象（或作四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二十八宿中，四象用来划分天上的星星，也称四神、四灵。春秋易传的天文阴阳学说中，是指四季天然气象，分别称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订阅号，天机录。中国传统方位是以南方在上方，和现代以北方在上方不同，所以描述四象方位，又会说左青龙（东）、右白虎（西）、前朱雀（南）、后玄武（北）来表示，并与五行学在方位（东木西金，北水南火）上相呼应。四象的概念在古代的日本和朝鲜极度受重视，这些国家常以四圣、四圣兽称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来受到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习惯这种说法，但事实上中国历来对此四象并没有四圣的说法，一般所指的四圣乃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等四个圣人。四象也指风、雨、雷、电，四种自然天候气象。

【四象】：属于我国传统文化范畴。

古人把东、南、西、北四方每一方的七宿想象为四种动物形象，叫做“四象”。

【东方七宿】如同飞舞在春天初夏夜空的巨龙，故而称为“东宫苍龙”；

【北方七宿】似蛇、龟出现在夏天秋初的夜空，故而称为“北宫玄武”；

【西方七宿】犹猛虎跃出深秋初冬的夜空，故而称为“西宫白虎”；

【南方七宿】像一只展翅飞翔的朱雀，出现在寒冬早春的夜空，故而称为“南宫朱雀”。

在我国古代星相学,指的是东方苍龙(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在道教护卫神中，有一种专门用于镇守道观山门的天神，他们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称为“四象”，亦称“四灵”。如道教胜地青城山天师洞(古常道观)，在巍峨的山门前面，左右各建有一座神殿，左殿塑威武的青龙神像，名孟章神君，右殿塑勇猛的白虎神像，名监兵神君。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中国古代将天空分成东、北、西、南区域，称东方为苍龙象，北方为玄武(龟蛇)象，西方为白虎象，南方为朱雀象，是为“四象”。这种“四象”是古人把每一个方位的七宿联系起来加以想象而成的四种动物的形象。如东方苍龙，角宿象龙角，氐、房宿象龙身，尾宿象龙尾。南方朱雀则以井宿到轸宿象鸟，柳宿为鸟嘴，星为鸟颈，张为嗪，翼为羽翮。后来古人又将其与阴阳五行五方五色相配，故有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之说。后又将其运用于军窖军列，成为行军打仗的保护神，如《礼记·曲礼上》曰：“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陈皓注曰：“行，军旅之出也。朱雀、玄武、青龙、自虎，四方宿名也。”又曰：“旒(liu，旗子上的飘带)数皆放之，龙旗则九旒，雀则七旒，虎则六旒，龟蛇则四旒也。”即说其表现形式是将“四象”分别画在旌旗上，以此来表明前后左右之军阵，鼓舞士气，达到战无不胜的目的。《十三经注疏·礼记·曲礼上》论及其作用时说：“如鸟之翔，如龟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可见其作用之大。

青龙原为古老神话中的东方之神，道教东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为二十八宿的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形象龙，位于东方，属木，色青，总称青龙，又名苍龙。《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青龙东斗星君”为：“角宿天门星君，亢宿庭庭星君，氐宿天府星君，房宿天驷星君，心宿天王星君，尾宿天鸡星君，箕宿天律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东方龙角亢之精，吐云郁气，喊雷发声，飞翔八极，周游四冥，来立吾左。此外，道教还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籖》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青龙者，东方甲乙木水银也，澄之不清，搅之不浊，近不可取，远不可舍，潜藏变化无尽，故言龙也。

白虎原为古老神话中的西方之神，道教西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为二十八宿的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其形象虎，位于西方，属金，色白，总称白虎。《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白虎西斗星君为：“奎宿天将星君，娄宿天狱星君，胃宿天仓星君，昂宿天目星君，毕宿天耳星君，觜宿天屏星君，参宿天水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西方自虎上应觜宿，英英素质，肃肃清音，威摄禽兽，啸动山林，来立吾右。”同时，道教亦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羲》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白虎者，西方庚辛金白金也，得真一之位。《经》云：子若得一万事毕，淑女之异名，五行感化，至精之所致也。其伏不动，故称之为虎也。

朱雀原为古老神话中的南方之神，道教南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为二十八宿的南方七宿(井、贵、柳、星、张、翼、轸)，其形象鸟，位于南方，属火，色赤，总称朱雀，亦名“朱鸟”。《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南方朱崔星君为：“井宿天井星君，鬼宿天匮星君，柳宿天厨星君，星宿天库星君，张宿天秤星君，翼宿天都星君，轸宿天街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南方朱崔，从禽之长，丹穴化生，碧雷流响，奇彩五色，神仪六象，来导吾前。”同时，道教也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籖》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朱崔者，南方丙丁火朱砂也，刨液成龙，结气成鸟，其气腾而为天，其质阵而为地，所以为大丹之本也，见火即飞，故得朱崔之称也。搜订阅号 中国风水研究会.

玄武原为古老神话中的北方之神，道教北方七宿星君、四象之一。为二十八宿的北方七宿(斗、女、虚、危、室、壁)，其形象龟，亦称龟蛇台体，位于北方，属水，色玄，总称“玄武”。《太上黄箓斋仪》卷四十四称北方玄武星君为：“斗宿天庙星君，牛宿天机星君，女宿天女星君，虚宿天卿星君，危宿天钱星君，室宿天廪星君，壁宿天市星君。”至于其形象，《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云：“北方玄武，太阴化生，虚危表质，龟蛇台形，盘游九地，统摄万灵，来从吾右。”同时，道教也将其用于炼丹术语，如《云笈七签》卷七十二引《古经》四神之丹称：“玄武者，北方壬癸水黑汞也，能柔能刚。”《经》云：上菩若水。非铅非锡非众石之类，水乃河东神水，生乎天地之先，至药不可暂舍，能养育万物，故称玄武也。

四象和二十八宿

古时人们将天上的星座分为二十八宿，由于不好记忆，便将其分为四部分，以一动物的形象代替，称为四象。

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萁；

北方七宿：斗、牛（牵牛）、女（须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

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七宿：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

此外还有贴近这些星官与它们关系密切的一些星官，如坟墓、离宫、附耳、伐、钺、积尸、右辖、左辖、长沙、神宫等，分别附属于房、危、室、毕、参、井、鬼、轸、尾等宿内，称为辅官或辅座。

四象和颜色

二十八宿按东北西南四个方位分作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种颜色、五种四组动物形象相匹配，叫做四象或四陆，对应关系如下：

东方苍龙，青色；北方玄武，黑色；西方白虎，白色；南方朱雀，红色。

二十八宿在四象观念的形成很早，至战国初已见于记载。

稍晚的《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

汉代纬书《尚书考灵曜》云：“二十八宿，天元气，万物之精也。故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龙，曰‘左青龙’。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如鹑鸟，曰‘前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

四象和一些观念的辨证

第一,四灵与四神不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为四神,麒麟,凤,龙,龟,是为四灵.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麒麟.按照中国古代的生物分类来说,将生物分为鳞\羽\介\毛\裸五大类,这是按体表特征分的.四灵就是鳞羽介毛四类生物金字塔的最顶端生物.而麒麟为什么不在四神中,有种说法就是当西周末年,出现了麒麟,被一个樵夫打死,孔子闻言悲伤地停止了<春秋>的写作,不久也死了.人们因此认为麒麟没有带来祥瑞,所以没有将它列入四神.但在汉代,仍然将麒麟补入天文,中宫以黄麟为名,与四神合称五兽.　

第二.二十八宿公认起源于中国,而四陆其实是四象的中间部位,也就是四象星象中各自最重要的一个星官(星座),有言:“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观测星、心、虚、昴四个星官(星座)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为划分一年的标准,这才是四陆.有趣的是,这四个星官后世大都被冠以"日"之名,当然,心宿不同,但它临近房宿,所以并不是没道理的.

第三点,四象二十八宿是逐渐形成的,这没错,在曾侯乙墓(也就是上面所提出的古墓)的箱上绘有四象二十八宿图案,但缺北宫,据认为暗示了墓主人死亡的时.另外,西官所绘似虎似麟,有人将此作为西宫本是麟的依据.但在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四千年的上古墓葬中,已有青龙白虎图形.另外,朱雀最开始并不是凤凰.在最原始的天文十二次中,朱雀所在南宫由鹑首\鹑火\鹑尾三次组成,这一切说明了朱雀本是鹌鹑,当然这样太不雅观了,无法与其他三象并列,所以,在汉朝已经用红色的孔雀代替,后来就是凤凰了.

第四点.四象的演变.随着道教神系的逐渐丰富,四神的地位慢慢下降,镇守四方的功能被四海龙王取代,而青龙白虎,在民间故事中,降生为人间大将,生生世世互为仇敌,不过一直是白虎克青龙,最后,他们就成了道观门神.朱雀几乎在神话中消失了.只有玄武,一跃而成九天大神,也就是真武北帝玄天上帝.

五,地水火风四个属性本身并无相克关系,但后人为其加上了:地克水,水克火,火克风,风克地.在五行中,木就可以化为风与雷两种属性,而土也就是地属性.不过现代人将风属性归于金了,雷属性还是与木挂勾

四象和方位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疏》：“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这里，朱鸟即朱雀。“左东有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下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

四象和风水祸福

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吉凶祸福。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格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开形可久。搜公众号，中国风水研究会。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二年之内灭族。

郭璞在《葬经》中也宣扬这一套，他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頫。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音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遐迩。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本为中国古代星宿崇拜之四灵，经道教演变为四方护卫神。古人以太阳经行之黄道为参照，将恒星分为二十八宿，每七宿一组，分别以四灵命名，东方角、元、氐、房、心、尾、箕为青龙；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为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为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为玄武。四灵青白等色，出于五方五行五色之谈。《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道教演衍其说，作为老君护卫神，如《抱朴子·杂应》称老君“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道观山门有门神，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道教修炼又有存神之术，以为存思神灵形象名字等，可得神灵护卫，如《北极七六紫庭秘诀》：“左有青龙名孟章，右有白虎名监兵，前有朱雀名陵光，后有玄武名执明。逢节持幢，负背钟鼓在吾前后左右，周迎数千万重。”四方神是存思身外神灵的主要对象，但所说形象名字等不尽一致。宋以后的斋醮道场，则有合役二十八宿降妖除魔之说。

青龙为星名，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尾、箕）的总称，其状如一条龙，又称苍龙，其色表，表东方。《北极七元紫庭秘诀》载：“左有青友名孟章，右有白虎名监兵，前有朱雀名陵光，后有玄武名执明，建节持幢，背负钟鼓，在吾前后左右”。

四象的不同概念

周易中的四象:太阳----少阴----少阳----太阴

<乾坤谱>中的四象:有大四象和小四象,

大四象:纯乾(纯阳)----变乾(变阳)----变坤(变阴)----纯坤(纯阴)

小四象:太阳----少阴----少阳----太阴

附：

六合 古代以年月日时十二地支，选择吉日良时，考虑月和日的“冲（不利）”或“合（有利）”，“合”指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称十二地支六合。

七曜 亦称“七政”、“七纬”、“七耀”。指日（太阳）、月（太阴）与金（太白）、木（岁星）、水（辰星）、火（荧惑）、土（填星、镇星）五大行星。七政、七纬又有他指。《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孔颖达疏：“七政，其政有七，于玑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谓日月与五星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系辞》云：天垂象，见（现）吉凶，圣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变动为占，七者各自异政，故为七政。得失由政，故称政也。”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阴阳为之愆度，七曜为之盈缩。”杨士勋疏：“谓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谓之曜。”南朝宋鲍照《河清颂》：“如彼七纬，细璧重珠。”钱仲联注：“七纬，日月五星。”北齐章昼《新论.妄瑕》：“夫二仪七耀之圣，不能无专亏沴。

此外，“七曜”在武术中还有特殊含义

古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为七曜。形意拳中称头、手、肩、肘、胯、膝、足七个部位为七曜。

补充：日、月、星都叫曜，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合称七曜，旧时分别用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其余依此类推。

在英雄传说6空之轨迹这个系列的游戏中，七曜是指构成世界的七种元素“地火水风时空幻”，信奉这个学说的教会称为七曜教会，在前两部游戏中会对主角有一些剧情上的帮助，第三部空之轨迹TC中的主角则是换成了七曜教会的守护骑士。

其中蕴含七曜之力的矿石成为七曜石

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发长长期雄居世界首位，很多成就今天仍倍受瞩目．其中，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及成果，可以说是世界天文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体系严谨、细致，令人叹为观止．时至今日，很多古天文学中的称谓依然令人神往，由于其可能略显文言化，所以大多数可说是蒙有神秘的面纱，这份”神秘”，常常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于是，一些游戏、动漫就借助人们这样的心理，在谜题、器物、情节等方面引用中国古天文学的一些词汇，营造出良好的气氛，产生很强的吸引力．现在就在这里，对其中一些比较集中的词汇进行简单的解释，希望能对大家的进一步了解有些微薄之助。

很多游戏中曾有过类似于召唤术的魔法设定，其中，对于“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召唤技颇多，例如《风色幻想》还有现金的中多网游。其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灵兽合称为“四象”、“四灵”或“四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区划分使用的是“星官”系统，这里的“星官”类似于西方的“星座”。中国古代“星官”系统把天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以及其他星官，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史记·天官书》中，其中“二十八宿”又分为四大星区，分别用动物命名，即是上面所说的“四象”了。可以说，“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就是四个大规模的“星座”。

说到“三垣二十八宿”及中国古天文学的一些关键词，“曜”、“垣”、“宿”是一定不可遗漏的，就让我们来粗略了解一下它们的含义：

“曜”，本义为日光，后称日、月、星为“曜”，可理解为明亮的天体。“曜”这个字在很多动漫、游戏中曾有涉及，其中《幽城幻剑录》的“天轨仪刻”场景中就有如下解释：

“日曜”也者，又名“太阳”，乃“罗睺”对星，掌明界诸光阳气，为七曜之首。

“月曜”也者，又名“太阴”，乃“计都”对星，掌明界诸幽阴气，为日曜伴宿。

“水曜”也者，又名“辰星”，黄道五曜之一，掌明界诸水凛冽之气。

“金曜”也者，又名“太白”，黄道五曜之一，掌明界刚厉破杀之气。

“火曜”也者，又名“荧惑”，黄道五曜之一，掌明界奋烈灼炎之气。

“木曜”也者，又名“岁星”，黄道五曜之一，掌明界茁长孕育之气。

“土曜”也者，又名“镇星”，黄道五曜之一，掌明界沉定凝敛之气。

关于“曜”一字，中国自古以来就曾有“五曜”、“七曜”、“九曜”、“十曜”、“十一曜”、“二十八正曜”等之称，下面对其一一作简略说明。

五曜

提到“五曜”，就要谈到“五纬”。“五纬”亦称“五星”，即太阳系里的水、金、火、木、土（此处按距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序排列，下同）五大行星的合称。中国“五星”的称法最早大约出现在公元前四、五百年，这五大行星古称分别为“辰星”、“太白”、“荧惑”、“岁星”、“镇星”，后来这些渐渐成为古人对这些行星的最常用的名称。下面分别介绍一下相应的名称来历：

水星，古名“辰星”。是太阳系里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从地球上观测“水星”时，它一般都出现在太阳的两侧，距太阳的距离总保持在三十度内。这里的“度”，为中国古代的单位，三十度左右约为一“辰”，《新唐书·志第二十一·天文一》中就曾有“十二辰”的说法，所以由运动距离来定“水星”名为“辰星”。“水星”用肉眼是比较难观测到的，因为“水星”的公转轨道半径最小，是地内行星，一般都是随太阳在天空中划过，太阳的强光盖过了“水星”，每年只有很少的几天的条件，才可成功用肉眼观测到“水星”。

金星，古名“太白”。缘于其反射光为明亮的白色，是行星中最亮的一颗。其银白色的亮光最亮时比淡蓝色的“天狼星”还要耀眼。《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大东》中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这里所说的“启明”和“长庚”似乎为两颗不同的星，其实两者实际上都是“金星”，当其先太阳而出地平线时，就是所谓的“启明”，而后太阳而出地平线时，就是“长庚”了。“金星”有厚重的大气层，“金表”（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温度很高，甚至可以融化一些低熔点的金属。

火星，古名“荧惑”。由于“火星”表面的土壤及岩石都为红色，所以其反射光为淡淡的火红色，类似于荧光；另外，“火星”是第一颗地外行星，它与地球的相对运动，使其在地球上自视的运动方向会产生变化，令人迷惑，《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就有“荧惑逆行”的记载，所以古人称其为“荧惑”。“火星”是“类地行星”中与地球最相似的一颗，最近，“火星”曾达到距离地球相当近的距离，给对其的观测提供了良机。

木星，古名“岁星”。因其在黄道带里每年经过一个“星次”（即岁行一“次”）而得名。我国古代天文观测认为“木星”的运行周期是十二年，如果将黄道带分成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称为“次”，那么“木星”每年经过一个“次”，即上面所谓的“岁行一‘次’”。这里的“十二次”分别为：星纪、玄枵、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我国汉代以后发展形成的“干支纪年法”，其实就源于之前的“岁星纪年法”。“木星”为目前已知的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其“木星大红斑”曾经是天文界一项著名的谜题。

土星，古名“镇星”。“土星”古人测其约二十八年绕天一周。平均每年行经“二十八宿”之一，好象轮流驻扎于“二十八宿”，即称“岁镇一宿”，所以称“土星”为“镇星”。另外，也称“土星”为“填星”，其中“填”同“镇”，应为通假字。“土星”最初令人惊异的，就是它的“环”，从地球上观测，似乎长了两个“耳朵”一样。

《史记·天官书》中记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所以将“五行”分别与着五颗星相配，即为沿用至今的水、金、火、木、土的名字。因为这五大行星在天空中均衡向划过，类似于纬线，所以古合称“五纬”。“五纬”、“五星”也就称作“五曜”。七曜

“七曜”，古代也称“七政”。是我国古代对“太阳”、“太阴”、“辰星”、“太白”、“荧惑”、“岁星”、“镇星”即日、月、水、金、火、木、土七大天体的合称。同时，由于上面曾经说到的原因，“七政”又称“七纬”。其实，古人根据观测认为同时在天空中运动且不同于其它恒星，于是将太阳、月亮同五大行星相提并论，称“七曜”、“七政”、“七纬”，是古人错把太阳、月亮也当成了行星；从今天的天文体系来看，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恒星天体，众行星围绕其作公转运动，月亮是地球的卫星，与其它行星的卫星的地位相同，可以这么说，太阳的等级高于水、金、火、木、土五星，而月亮则低于这五行星。

“七曜”，在古代所使用此合称，也比较广泛，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大猎赋并序》中就有写道：“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参乎两仪，括众妙而为师。”《晋书·卷十一·志第一》中为：“然则三皇迈德，七曜顺轨，日月无簿蚀之变，星辰靡错乱之妖。”在国外，“七曜”也是相当出名的，很多地域以“七曜”代表一个星期的七日。月神主管星期一，所以星期一称“月曜日”；火神主管星期二，即称“火曜日”；水神主管星期三，即称“水曜日”；木神主管星期四，即称“木曜日”；金神主管星期五，即称“金曜日”；土神主管星期六，即称“土曜日”；太阳神主管星期日，即称“日曜日”。“七曜日”分别代表一周七天的叫法最早出现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公元前七百年左右，古巴比伦出现了一个星期分为七天的制度，四星期合为一个月。古巴比伦人建造七星坛祭祀星神。七星坛分七层，每层有一个星神，从上到下依次为日、月、火、水、金、木、土七个神。七神每周各主管一天，因此每天祭祀一个神，每天都以一个神来命名。所以，西方每星期是以星期日开始计算的，同中国以星期一开始的习惯不同。“七曜日”的称法目前在日本被普遍的使用着，相信很多玩过日本游戏，看过日本动漫的人都有所发现吧。

九曜

很多人最早接触“九曜”这个词，可能是CLAMP的《圣传》中的占星师“九曜”，这里是当人名来使用的。而在我国古天文学上，所指的“九曜”，即在“七曜”之外，再引入“罗睺”、“计都”两“隐曜”，是为“九曜”。

“罗睺”及“计都”均为梵语的音译，传说“罗睺”本为统领众魔的龙，曾与天神们联合对抗恶魔，但在高奏凯歌之际，他却趁大家不备，偷喝了圣液，不料其罪行被太阳和月亮看见，就向众神告发，于是天神赶去奋力将“罗睺”的头切下，然而此时圣液已在“罗睺”的体内发生作用，令其得以如同星体般永恒不灭，自此“罗睺”的头以及他的身体——“计都”，即成为日、月两曜永不妥协的敌人，只要环境许可，他们即试图吞噬太阳和月亮，造成日、月食的现象，而计都的尾巴有时亦会以彗星的行貌出现在世人之前。

在中国，“罗睺”之名普遍认为最早出现于公元七百一十八年所译的《九执历》中，所谓“九执”即是指“九曜”。“罗睺”、“计都”在唐末、以至五代时已渐为我国天文学家所重视。

那“罗睺”、“计都”为何称为“隐曜”？具体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又指代为何呢？

所谓“隐曜”，就是指人的视觉中无法看到的星曜，同行星及恒星的目视可见不同，实质上，“隐曜”是古天文学上的轨道术语，“在天只有气而无形”就是描述“隐曜”相当准确的说法。中国古代天文中的“隐曜”，大多数与日、月所被观测的运动有关，要提到“罗睺”、“计都”在天文学上的指代，就要先简单谈谈天文学上所说的“黄道”与“白道”。

当地球绕太阳公转时，相对的，从地球上看起来太阳就会在天球上进行移动。移动的轨迹就称为“黄道”，《宋书·志第十三·天文一》中有：“黄道，日之所行也。”而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称为“白道”。“黄道”和“白道”相交于两点，分别称为“月北交”和“月南交”。普通来讲，在中国“罗睺”和“计都”知道的是“黄道”和“白道”的交点。

此外，另有一以“罗睺”为白道升交点。“计都”为月球远地点的说法，此说法曾传入日本，现今日本尚存有两幅早期以“九曜”位置占算星命的天宫图，我猜测《圣传》取材可能曾以此为参考。另外《通灵王》中描写标志着“通灵王大战”开始的五百年重临地球一次的破灭之星“罗睺”以及“计都”其原形，也可能源于此处。

十曜 这里提及“十曜”破有些外传的性质，因为“十曜”一般是相对少见的，不过，既然《幽城幻剑录》中曾有“时轮宫”和“时轮尊者”的出现，那么，在这里简单的写一写“十曜”还是有必要的。“时轮历”中在“七曜”之外，还有两个假想的天体，即“罗睺”、“劫火”（“罗睺尾”，此处未得详细考证，不过笔者猜测为“计都”），再加“长尾彗星”，合称为“十曜”。

十一曜 在“罗睺”、“计都”之上复加“月孛”、“紫气”两“隐曜”，合称“四余”，再与“七政”一起，称“七政四余”。“七政”及“四余”中的“罗睺”、“计都”之外，“月孛”及“紫气”两曜，传入我国的时间相对晚一些。明代天文学家邢云路指出，“四余”应出自于《都赖聿斯经》，此书中所提及“十一星”就是指“七政”、“四余”，又合称为“十一曜”。

“十一曜”，即“七政四余”中的“四余”星曜“罗睺”、“计都”、“月孛”、“紫气”在我国天文上同时提及的话，有说法认为形成以下指代：月球沿白道由黄道南过升交点入北时，称“罗睺”；再由黄道北过降交点入南时，称为“计都”；月球沿白道运行至远地点称为“月孛”；运行至近地点时称为“紫气”。“四余”“隐曜”都和月行轨道相关。《幽城幻剑录》的“天轨仪刻”场景中的“罗睺天轨”、“计都天轨”的说法，就与上述部分相符合。

二十八正曜

中国古代曾列出二十八“主星”，这里的“主星”也称“正曜”，即为“二十八正曜”，具体各“正曜”为：紫微、天机、太阳、武曲、天同、廉贞、天府、太阴、贪狼、巨门、天相、天梁、七杀、破军、禄存、天马、左辅、右弼、文昌、文曲、天魁、天钺、火星、铃星、擎羊、陀罗、天空、地劫。

有一说法称其中“太阳”、“太阴”为“中天主星”，而“天空”、“地劫”即称为“中天助星”。

最后是古代中国，中国的古天文辨别星区的方法可总结成一个“星官”（就相当于星座）体系，最系统的划分方法是将星空中的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星分为“二百八十三官”，“二百八十三官”中就含“三垣”、“二十八宿”。

“三垣”，包括“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这里的“垣”指的是星的区域。此“三垣”又可简称为上、中、下“三垣”，“紫微”为“中垣”，“太微”为“上垣”，“天市”为“下垣”。

“紫微垣”，位于“北斗七星”的东北放，包含十五颗星，沿东西方向排列。《鬼眼狂刀》中的五把村正中猿飞佐助所获得的名为“紫微垣”的兵刃，其名就源于“三垣”之一的“紫微垣”。

“太微垣”，位于“北斗”的南方，包含十颗星。《三家注史记》中有注为：“太微宫垣十星”。

“天市垣”，位于“房宿”和“心宿”的东北方，包含二十二颗星。

二十八宿《不思议游戏》（又名《魔幻游戏》）中所提到的“二十八宿”，正是对中国古天文设定的引用，本文最前面曾经提及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象”在该作中也有提及。另外，《轩辕剑》系列，《幻想三国志》以及众多网络游戏中，引用“四象”命名的不胜枚举，估计一般玩家都能对“四象”耳熟能详了。

对于“四象”，《史记·天官书》中解释为：“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参为白虎……北宫玄武……”，这里，“苍龙”也称“青龙”，“朱鸟”就是“朱雀”。“青龙”涵：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朱雀”涵：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白虎”涵：奎、娄、胃、觜、毕、昴、参七宿；“玄武”涵：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另外，“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舍”，《史记·天官书》中就有：“二十八舍住十二州”，其是将天文与地理相联系了。“二十八宿”均分布在黄道和赤道带上，日、月的相对运动会划过这二十八个“星官”，其实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这二十八个“星官”就相当于太阳和月亮的“宿舍”一样，另外，似乎有“镇星”——“土星”也要和日、月分一杯羹的状况。

星官 除了上面介绍过的“曜”、“垣”、“宿”之外，我国古天文中仍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星”和“星官”，例如“天狼”、“北落师门”、“天狗”、“北极”、“北斗”等等。

八门就是：休门、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死门、惊门、开门。

一般来说，开、休、生三吉门，死、惊、伤三凶门，杜门、景门中平，但运用时还必须看临何宫及旺相休囚。古人有歌曰：吉门被克吉不就，凶门被克凶不起；吉门相生有大利，凶门得生祸难避。吉门克宫吉不就，凶门克宫事更凶。

八门在奇门遁甲天、地、人格局中代表人事，所以在奇门预测中极为重要，特别是用神所临之门，以及值使门即值班的门，与所测人间事物关系很大。

一、开门：开门居西北乾宫，五行属金。乾卦是八卦之首，为天为父，于社会为首长；乾纳甲壬，乾位有亥，亥为甲木长生之地，甲又为十干之首，所以古人把对应乾宫的门命名为开门，喻万物开始之意，为大吉大利之门。考诸中国历史，几乎所有开国之君俱从西北乾位开创基业，开门之名不虚也。

开门属金，旺于秋季，特别是戌、亥月，相于四季末，休于冬，囚于春，死于夏。开门居乾宫伏吟，居巽宫反吟，居艮宫入墓，居离宫受制，居坤宫大吉，居兑宫旺相，居坎宫次吉，居震宫为迫。

开门大吉，利于开业经商，征战远行，考学参军，婚娶乔迁，建筑贸易，添人进口，治病求医。

二、休门：休门居北方坎宫，属水。坎水得乾金之生，于人为中男，上有兄下有弟，从容休闲；又坎宫处冬季最寒冷季节，万物休息冬眠，故古人命名为休门，乃休养生息之地。亦为吉利之门。

休门属水，旺于冬季，特别是子月，相于秋，休于春，囚于夏，死于四季末月。休门居坎宫为伏吟，居离宫反吟，居巽宫入墓，居坤艮二宫受克，居乾兑二宫大吉，居震宫次吉。

休门也为吉门，利于求见领导和贵人，上官赴任，嫁娶迁徙，经商建造，但不利行刑断狱。

三、生门：生门属土，居东北方艮宫，正当立春之后，万物复苏，阳气回转，土生万物，所以古人命名为生门，大吉大利之门。

生门旺于四季月，特别是丑、寅之月，相于夏，休于秋，囚于冬，死于春。生门居艮宫伏吟，居坤宫反吟，居巽宫入墓，居震宫受克，居离宫大吉，居乾兑二宫次吉，居坎宫被迫。

生门大吉，利于求财，特别是搞房地产、种植业、养殖业等。征战出行、嫁娶建造也为吉利。但不利埋葬治丧。

四、伤门：伤门居东方震宫，五行属木，正当卯月春分之后甲木帝旺之时，旺则易折；震卦主动，动则易伤；元帅甲子常隐于戊土之下，子与卯相刑，刑则受伤，故古人将震宫对应的八门命名为伤门。伤门属凶门，主人遭疾病刑伤之象。

伤门属木，旺于春，特别是卯月，相于冬，休于夏，囚于四季月，死于秋。伤门居震宫伏吟，居兑宫反吟，居坤宫入墓，居坎宫生旺大凶，居乾宫受制，居艮宫被迫大凶，居离宫泄气。

伤门为凶门，不利经商、出行、赴任、修造、嫁娶，经商易破财，出行易有灾，但适宜于索债、捕捉盗贼、渔猎、等。

五、杜门：杜门居东南巽宫，属木。巽为长女，受乾父之冲克，又克坤母，与父母皆不和，故在家中处事杜塞不利；又巽宫位有辰土，既是水墓、土墓，又是辛金之墓；又我国东南方面临大海，周秦时代以黄河流域中原一带为中心，尚缺乏海上交通，故大陆到海边就杜塞不通了；又八卦九宫均为阴阳对立统一格局，西北方为开门，与它对冲的东南方自然就命名为杜门，一开一杜，二者对立统一，4+6=10，统一于五行地数（9为天数，先天八卦对冲方位二卦相加均为9数；后天八卦对冲方位二卦相加均为10数，10为地数）。

杜门属木，旺于春季，特别是辰、巳月，相于冬、休于夏、囚于四季月，死于秋。杜门居巽宫伏吟，居乾宫反吟，居坤宫入墓，居兑宫受克，居艮宫被迫，居坎宫受生，居震宫比和，居离宫泄气。

杜门小凶，也为中平。在人事上多主武官、军队、警察、公安、安全等具有保密检察性质的单位。杜门为藏形之方，适宜于躲灾避难、防洪筑堤、判决隐狱等，余事皆不利。

六、景门：景门居南方离宫，属火。在家中为中女，克乾金之父，与丈夫中男坎水对冲，易动口舌，常有血光之灾；又景门正当日升中天，大放光明之时，但烈日炎炎，虽夏季景色美丽，但难免有酷暑之忧；又景门所在离宫正南方与正北坎宫休门相对，一个万物闭藏休息，一个万物繁茂争长，故古人命名为景门。

景门属火，旺于夏，特别是午月，相于春，休于四季月，囚于秋，死于冬。居离宫伏吟，居乾宫和墓，居兑宫被迫，居震巽二宫生旺，居坤、艮二宫生宫。

景门小吉，亦为中平。宜于献策筹谋，选士荐贤，拜职遣使，火攻杀戮，余者不利，谨防口舌及血光火灾。景门多主文书之辈。

七、死门：死门居中西南坤宫，属土。死门与艮宫生门相对，万物春生秋死，春种秋收，故命名为死门。

死门属土，旺于秋季，特别是未、申月，相于夏，囚于冬，死于春。居坤宫伏吟，居艮宫反吟，居巽宫入墓，居震宫受克，居离宫生旺大凶，居坎宫被迫大凶，居乾、兑二宫相生。

死门为凶门，不利吉事，只宜吊死送丧，刑戮争战，捕猎杀牲。

八、惊门：惊门居西方兑位，属金。正当秋分、寒露、霜降之时，金秋寒气肃杀，草木面临凋蔽，一片惊恐萧瑟之象；又兑卦为泽，为缺，为破损；又兑主口，主口舌官非，故古人将此门命名为惊门，与东方震宫伤门相对应。

惊门属金，旺于秋，特别是酉月，相于四季月，休于冬，囚于春，死于夏。居兑宫伏吟，居震宫反吟，居艮宫入墓，居离宫受制，居巽宫为迫，居坎宫泄气，居坤宫受生，居乾宫比和。

惊门也是一凶门，主惊恐、创伤、官非之事。适宜斗讼官司、掩捕盗贼、盅惑乱众、设疑伏兵、游戏，其余事不可为。

八门在五行上各有所属，开、休、生为三吉门，死、惊、伤为三凶门，杜门、景门中平，预测时常以它们落宫状况，即与所落之宫的五行生克和旺相休囚来定吉凶、断应期。

九宫，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九宫：乾宫、坎宫、艮宫、震宫、中宫、巽宫、离宫、坤宫、兑宫。其中，乾、坎、艮、震属四阳宫，巽、离、坤、兑属四阴宫，加上中宫共为九宫。九宫在奇门遁甲中代表地，大地，为奇门遁甲之基，是不动的，奇门遁甲分为天、地、人、神四盘，四盘之中唯有地盘是不动，为坐山。汉代徐岳《术数记遗》：“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北周甄鸾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九宫”之法用之多端。搜公众号，中国风水研究会。汉代时有“九宫占”、“九宫术”、“九宫算”、“九宫八风”、“太一下行九宫”、“太一坛”等，是于占、术、算、医、纬、建等方面的应用。

九宫-介绍

《易乾凿度》曰：“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阳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注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外。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卒则复。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宫。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以言无偏也。自此而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所行即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序而为一周。一周之后还于中央，再行又从一始。后来，这样的“行”法被道家称之为“禹步”，据说到一定时候行者本身就会“隐形”。就是这样，“九宫”图与八卦结合起来，而有“九宫八卦图”的出台。术数《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就部署在这样的“九宫八卦图”上。

我们从数学的角度看《九宫算图》，那只不过是一简单的“数阵”（也称“幻方”）。因“九宫算”图纵、横、对角三数之和皆为十五，又《易》数九与六、八与七之和为十五，所以此图与《易》有所挂钩。

徐岳曰“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是因为古人赋予了一至九数的五行和方位属性。一、六为水，七、二为火，九、四为金，三、八为木，五为土。从图中看，一六→七二→九四→三八→五→一六……，的确为一数字循环，而且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五行相克循环。方位是：水数一居北，水数六居西北，火数七居西，火数二居西南，金数九居南，金数四居东南，木数三居东，木数八居东北，土数五居中央。

“九宫”占术在汉代初期就有应用。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是汉文帝时的器物。当时《简报》说：“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名称和各宫的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

我们看这样的“九宫术”图，是与八卦相配之后，方会与《周易》有所关系。如果仅是《九宫算图》，就只是数字式图像，其含意不过是数与五行、方位的配合，与《周易》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我们在这一讲中之所以要拿出汉代“九宫”数字式图像，为的是要说明后来出世的“易图”。如果把《九宫算图》中的数字用黑白圆点替代，那就是宋代刘牧《易数钩隐图》中所谓的“河图”，也是朱熹《易学启蒙》中所谓的“洛书”。

象棋术语。指棋盘上由斜交叉线构成的“米”字形方格。类似古代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军帐”。是将（帅）、士（仕）活动的地区。

北周甄鸾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我们准此，即可得到《九宫算图》。在这一讲中之所以要拿出汉代“九宫”数字式图象，为的是要说明后来出世的“易图”。如果把《九宫算图》中的数字用黑白圆......

汉代的“五行生成数”

《易传·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这里说了十个数，一至五，是五个生数，五个生数各与五合而得六至十，是谓五个成数。

汉人对这十个天地之数有一定的解释。如郑玄就说：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礼记正义·月令》引）

按郑玄此说，我们即可画出“五行生数图”和“五行成数图”：

图片

如果把图中的数字用黑白圆点替代，就得到刘牧《易数钩隐图》中所列“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二图。如果合为一图，就是李觏于《删定易图论序》中所列的《洛书》，也就是朱熹《易学启蒙》中所列的《河图》。

《易传·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宋人在解释这一句话时，就以具体的“河图”、“洛书”去解说“圣人”（指上古伏羲氏）则之画卦的过程。北宋初刘牧把《九宫算图》中的数字换成了黑白圆点，作出了《河图》，说这就是上古伏羲时龙马从黄河中负出的图，伏羲氏则这样的图画出了八卦；又把“五行生数图”与“五行成数图”中的数字换成了黑白圆点，作出了《洛书》，谓这样的“河图”与“洛书”并出于羲皇之世。到了南宋朱熹作《易学启蒙》，又说刘牧所谓的“河图”是上古时神龟从洛水中背负出来的，应该称之为《洛书》，刘牧所谓的“洛书”是上古时龙马从黄河中衔负出来的，应该称之为《河图》。搜公众号，中国风水研究会。是刘牧“臆见”，易置了“图”和“书”。因此，宋末元初的道士雷思齐于《易图通变》中说：刘牧是“妄人”，而朱熹是“妄人中之妄人”。

九宫先后天数：

测事情必然要用到数，例如预测某人做生意会赚多少钱，或是赔本，赔多少钱，都要用到数，列举一下奇门遁甲地盘局中的先后天天数：

比如：用神落一宫，如果用神旺相的话，则可能表示一百、一千、一万或是十万，也可能表示六百、六千、六万、六十万，那么具体是哪个数呢？这就要结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会了，也就是社会经验，例如一个开小商店的，他要预测一个月能赚多少钱的话，你绝不可能断成六十万，六万的，要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及生活中的现实情况来断，这个就是活断了，意在深会，不好言表，关键就要靠读者在实践中去体会、摸索了。

九宫地支：

《易学基础》的“地支”篇中介绍了地支共有十二个。

乾宫：戍土亥水，坎宫子水，艮宫丑土寅木，震宫卯木，巽宫辰土巳火，离宫午火，坤宫未土申金，兑宫酉金。中宫不入地支。见图。

此十二地支落宫亦是永远不动的，用神落乾宫，乾宫就是戍亥，用神落坎宫，坎宫就是子水，用神落艮宫，艮宫就是寅丑，其余依次类推。地支亦有象意，而地支的象意在奇门遁甲中也有辅助参考作用。

十方十方俱灭远古时代，智者伏羲，聪明绝世，凭日月升降悟出乾坤之奥，从而起太极，定五行，创八卦，逐步揭露「天机」。最后更利用生门死位内的阴阳两极制成通灵八卦，以图找出上天下地，东南西北，生门死位八方以外的真正「天机」所在地。玉帝得悉此事，怕「天机」泄露，有损造化，急派雷公电母前往擒拿，但伏羲手上神兵为天外神兽四蹄变化而成，为四枚两面各有一个卦相的卦角组成的十字形兵器，其中蕴涵有伏曦氏的大智慧。不但威能奇异，更可以移形遁影，未卜先知，满天神将亦奈他不何。最后惊动九天玄女前往点化，让伏羲神游于大奥秘内，但不到片刻伏羲已心胆俱裂，死前明白试探「天机」非人应为，于是献出神兵镇守十方，若有人闯入「天机」之内，宁愿十方俱灭亦不能泄露半分，故神兵名为十方俱灭。

十方

佛教谓东南西北及四维上下。《宋书·夷蛮传·呵罗单国》：“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出，眉间白豪，普照十方。”南朝陈徐陵《为贞阳侯重与王太尉书》：“菩萨之化行於十方，仁寿之功沾於万国。”唐韩偓《僧影》诗：“智灯已灭馀空烬，犹自光明照十方。”

十方世界

佛教谓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寿经》卷下：“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明叶盛《水东日记·衣和庵主》：“衣和庵主，苏州昆山人也……有四偈，《咏藤龛》偈云：‘十方世界目前宽，抛却云庵过别山。’”亦省作“十方界”。宋陈师道《观音菩萨画赞》之二：“愿我众生，从闻反原；尽十方界，一观世音。”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大学·传第九章四》：“既瞬息不留，则一念初起，徧十方界，所有众生，成佛已竟。”

十大方向

上天、下地、东、南、西、北、生门、死位、过去、未来

十方奇招离火燎天地水破军乾坤巽风坤仑断狱震雷霹雳泽地归元地转星移终日乾坤天灭地绝十方俱灭。

一本昭通人值得一看的好书《昭通回族文化史》（第一章）

之前推送出了《昭通回族文化史》这本书的作者简介、序、书目录。大家纷纷私下联系我，问我书哪里可以买到，我找了许多网站几乎无音讯。问及一些长辈，他们告诉我刚开始出版5000册，目前几乎没有书源。

好书是大家都喜爱的，今天继续向大家分享《昭通回族文化史》第一章。

第一章 环境

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又称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群体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没有这个空间提供生产、生活条件，人类就无法生息繁殖。人文环境指人类群体在生存时空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又称之为文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彼此互动、交融是文化得以形成的前提。历史上任何一个人类群体文化发展的轨迹都不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是昭通回族，它的文化就不能不受到昭通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制约。或者说，昭通回族文化是昭通这个特定环境的产物。

从古到今在昭通这个环境中生存过和生存着许多群体，环境为他们所共创共有，环境对他们也是非常公平和大方，总是以天道的有余奉之以人间的不足。但是，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群体对昭通环境采取了不同的适应态度和索取方式，从而造成了环境的遗憾，也造成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回族在昭通这个环境中不曾间断地生活700多年，简言之，也就是适应、选择、创造、索取了700多年，回族文化无疑是昭通环境培育出来的一朵奇葩。

为了研究昭通回族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以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整合、创新的历史要求，我们开宗明义，以环境开篇。

一、独特的地理区位

滇东北高原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

摊开祖国地图，我们看到云南位置在西南方向，而滇东北高原则又在云南东北方向，按照边沿线构成的板块，人们把云南比喻为一只万山丛中的锦鸡，而滇东北高原则是锦鸡的头颈。锦鸡拍拍翅膀把头颈长伸于川、黔两省之间，直面东方，昂首引吭，一鸣三省。

位于高原上的昭通地区，西北与四川省的会东、宁南、金阳、雷波、乐山、屏山、宜宾、珙县、筠连、兴文、叙永等十一县接壤，界长994公里；东面与贵州省的毕节、赫章、威宁三县毗连，界长364公里；南面与本省会泽县接连，界长123公里。全区东西宽241公里，南北长234公里，周长1482公里，总面积2321平方公里。占云南省总面积的5.84％，居全省第九位。

这个特殊的地理区位，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的壮称，它成为通川达黔的枢纽，古代中原与西南联系的秦五尺道、汉西南夷道、唐石门道穿腹地而过。这不仅是一条交通线，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分别是政治线、经济线、文化线和军事线。从中原的角度说，昭通是华夏文化外延的门户；从云南的角度说，昭通是云南文化内凝的津梁，不同文化都在这里碰撞出历史的火花，然后才滤入中华本体文化。因此，我们必须从广义方面深刻理解昭通的“战略地位”的文化含义。

这种战略地位明显地表现在郡县建置的沿革上。

首先，云南地区尚未郡县昭通先郡县。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汉武帝建犍为郡，设十二县，其中昭通有朱提、南广、螳狼三县，早益州设县26年。以后扩大为“属国”、“郡”，随着王朝的改变，时分时合，一直延续到公元765年，共历900年，兴盛的时间最久。

其次，郡县荡然沦为部落统治的时间最长。公元765年（唐代宗永泰元年）的滇东北曲、靖二州归附南诏，中央在这里数百年的郡县建置一朝倾废。滇东北退回到部落统治时期，成为中央政府（唐、五代、宋）和地方少数民族（南诏、大长和、大义宁、大天兴、大理、大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游移于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1255年（元宪宗蒙哥五年），共沉沦480年。

第三，土司制度出现最早。公元1278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云南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就在滇东北的昭通、威宁设置乌蒙军民宣慰司，这是元朝在西南设置土司的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到公元1726年（清世宗雍正四年）改土归流，共历448年。芒部则于公元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即改流，未果。东川则于公元1699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改流。因此，在西南地区改流最早。

第四，隶蜀隶滇变化无常。汉晋时期隶蜀，南北朝时迄唐初隶滇，唐、宋时期隶滇隶蜀不定，是缓冲地带，元代先隶蜀后隶滇，明代隶蜀，清代隶滇。似乎是一个丢过来丢过去的历史包袱。

第五，不同的社会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适应于汉晋封建领主制度的名称是朱提、南广、螳狼；适应于乌蛮奴隶社会的名称是乌蒙，芒部、东川；适应于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昭通、镇雄、东川。

特殊的区位派生出复杂的建置沿革。显然，与山川险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变化多端的建置沿革又牢牢地制约着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民族，清朝同治年间，四川的封建统治者骆秉章，崇实等，为了染指云南，企图在镇压大理杜文秀的功劳簿上添上自己的一笔，从而派唐友耕以援滇为名，对昭通回民进行了血腥的，所倚仗的无非就是这特殊的区位呢！

二、险峻的自然环境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是滇东北高原自然环境的富有诗意的写照。

顾名思义，作为自然地貌，它是云贵高原的延伸，它位于云南的东北，贵州的西北，四川的正南方，只缘行政区划属于云南，所以称为滇东北高原。

滇东北高原沿金沙江走向蜿蜒金沙江成为高原的干流，乌蒙山诸水微至涓涓细泉，无不流淌到它的怀抱，然后朝宗东海。如果我们将金沙江比喻为几何学上的一条直线，把依次汇入它怀抱中的河流比喻为切线上的切线，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原来，滇东北高原是由江河切割而成的三个斜角板块构造而成。即：“金沙江──牛拦江”斜角板块；“金沙江──横江”斜角板块；“金沙江──南广河”斜角板块。三个板块连成一体，以奇山胜水构架成各有风韵的自然形胜，孕育出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

我们先从“金沙江－－牛拦江”斜角板块说起。

金沙江为高原巨渎，它从巧家县蒙姑地方入境，流经巧家、鲁甸、昭通、永善、绥江、水富六县，到宜宾汇入万里长江。这一段江流犹如一把锋利的剑，劈开千山万岭，浩浩荡荡奔流而下。江面时而宽敞，时而陡窄；时而驯顺，时而狂暴；时深时浅，以晴以雨。历来“多瘴气，鲜有行者”（《水经注》），连诸葛孔明也不免望江兴叹。但是每当春夏之交，却横铺出一轴无比壮美的画卷：层峦迭嶂上高高低低的若木（攀枝花）绽出树树繁花，如火如荼，照彻千里江面。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曾为之动容，发出了“羲和未扬，若华何光”的惊问（《天问》）。接着，被称为活化石的栱桐也不示弱，它放出千千万万的“白鸽”攒缀在绿叶之间。于是木棉红花和栱桐白卉比翼齐飞，交相辉映，让壮美的景色平添了几多神韵。

牛拦江从东南方向迤逦而北与金沙江相切。牛拦江又称车洪江，《水经注》称之为涂水，它发源于寻甸、嵩明之间的牧靡山，流经宣威、会泽、威宁、鲁甸、巧家、昭通等八县，在金沙江支流中流域最长，区内经流面积达2012平方公里，在巧家牛拦村和昭通田坝乡麻毫村入江。牛拦江峡谷水流湍急，十里外即可听到狂涛撞石的声音。谷中有喀斯特洞，有伏流，别具一格。谷底，阳春三月，数十里桐花怒放，与攀枝花、鸽子花隔江辉映，构成壮美的“金江春色”。

板块中部耸起一座雄峰－－药山，以盛产特殊药用植物而得名，海拨4040米，为高原第一峰。峰颠平坦如砥，并无尖峰，常年阴云密布。大地回春了，而药山晶雪不消。因为气候寒冷，狂风凛冽，连高大的云南松都不得不蜷曲弯腰。山间，藤牵萝绕，云树丛生，三、四月间，满山幽香郁馥。置身其间，令人心旷神怡。

金沙、牛栏板块以东北为“金沙江－－横江”斜角板块。其切割线为横江，这是滇东北高原中部最大的水系，其正源在鲁甸县水磨区，流出称洒渔河，经昭通、永善、入大关，称关河。次源称洛泽河发源于贵州威宁草海，入彝良，到大关汇入关河。再次源称白水江，源于贵州赫章县，流经镇雄、彝良，入大关汇入关河，关河以下俗称横江。这条水系因朱提而得名朱提江。朱提江流向从南至北，将滇东高原截为东西两部，金沙，横江板块在其西部。

板块中横亘着莲峰山脉和乌蒙山脉，两大山系拱手相抱，托出一个纵横百里的昭、鲁平原，昭通城就是这块平原上一颗璀灿的明珠。

莲峰山系沿金沙江流向从高原的西南向东北蜿蜒，一路上险峰迭起，延宕如屏。最高峰为昭通大山包，海拔3364米，峰颠沼泽横布，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故乡。每到冬春之交，成百上千的灵鹤飞舞在蓝天，鸣唱于九皋，宁静的雪域草泽内闪现着大自然的生机。山系诸峰中最娟秀的当数五莲峰，它聚峰如莲瓣，五瓣环蕊，亭亭玉立在峰海之上，若天朗气清，峰麓常弥漫着一层薄薄的浮云，充溢着潇洒和清逸。古代的永善县城即因此而得名。

乌蒙山系的起始段在牛拦江东西两岸。这里悬崖裸露，绝壁凌空，古木参天，杂草丛生，山顶阴寒凝聚，三伏不散；谷底暑热蒸腾，三秋不减。历史上是一个“死亡谷”，据说，飞鸟飞过，会纷纷堕入谷底而死（《后汉书.地理志》）。幸存者都已中毒，只有溯牛拦江而飞到江源牧靡山上采食百卉，才能起死回生（《水经注》）。江西岸称螳狼山，产铜;江东岸称朱提山，产银（《汉书.地理志》）。两山对峙，“羊肠绳屈，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是巴蜀栈道以南的险道。袁休明《巴蜀志》咏唱道：“高山嵯峨，巗石磊落。倾侧萦迴，下临峭壑，行者扳缘，牵援绳索。”自古以来，旅行家称之为“南中至险”（《水经注》）。谁能想到，在这样艰险的丛山峻岭中还有过炉火通红的冶炼盛事呢！

乌蒙山中段沿鲁甸昭通直压大关，其主峰在今昭通城东十里，俗称凉风台，又称“大漏天”，唐代樊绰《蛮书》称为“蒙夔岭”，说，“直上二十里，积阴凝闭，昼夜不分”。海拔3151米，与五莲峰山系的主峰大山包遥遥相望，在乌蒙山中独领高屋建瓴之势，清初昭通名士魏定一先生为之写下“凭高纵目古窦甸，五城风景望中收”的诗句。

乌蒙山北段出昭通沿洒渔河而北，蜿蜒于大关，彝良两县之间，经盐津以达四川平原南部边缘。其主峰苍然迭翠，称为黎山，最高峰叫大宝顶，海拔2054米。黎山群峰林立，挺拔撑天，有一片片的原始森林，棲歇着珍禽异兽，开放着异卉繁花，是古生态在昭通留下的唯一的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黎山是中原通向云南所必经的崇山峻岭，从中原进入云南的使臣商贾要翻越这座山必须“牛叩头，马缚板”，不得不惊愕地咏唱出“犹棲赤木，盘蛇七曲。盘羊鸟笼，气与天通。看都濩泚，住拄呼伊。徕降贾子，左担七里”的民歌小调（《华阳国志·南中志》），纪录下黎山的险峻。山下有石门关，今俗称豆沙关，关踞悬崖之上，壁立千仞，下临深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秦皇汉武，唐宗明祖无不亲自派遣军队从这里穿关而过，岩头谷底深沉地烙着历史的沉思。

朱提江以东为南广河与金沙江交汇的斜角板块，囊括彝良、镇雄、威信三县，境内河流有洛泽河、白水江、串丝河、赤水河、南广河等，在斜角板块上纵横交错，四方斜出，是乌蒙山东与黔岭云表的接合部，奇峰兀立，最险者为镇雄城畔的乌通山，平素祥云缭绕，有“秀插云峰，发翠霭浓”的美誉，是古彝族的圣山。朝天马宛如一匹啸天龙驹，横亘在白水江和洛泽河之间，所产的天麻称为“小草坝”天麻，在天麻家族中，独占药魁，举世闻名。

如果说，群山是高原的项背，那么，乌蒙山就是高原的脊梁，它复压两万多平方公里，以巍峨的身躯守护着云南山国的北大门；又如果说，水系是高原的经络，那么金沙江则是高原的血脉，她以母亲的乳汁哺育着乌蒙诸山的草草木木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儿女。

750年前，昭通回族先民有幸踏上这块土地，投入到她的怀抱。他们离故乡越来越远，一切都只留下淡淡的记忆，而高原的山山水水就自然而亲切地填补了远方游子思恋故乡的空虚，同时锻炼和培养了回族先民的适应能力，使回族爱上了它，最终成为这块土块的主人之一。

三、悠久的人文历史

不用说，滇东北高原的一山一水，一土一石，乃至一草一木都是古老的。而社会人文现象－－历史文化也自然是古老的，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深厚的层积。由于“金沙－－横江”斜角板块滨临巴蜀，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金沙－－南广”斜角板块，毗连黔巫，则不能不与南方诸文化并夜郎文化碰撞；而“金沙－－牛拦”斜角板块，地接古益州，又受到滇池文化的熏陶和滋润。这样，滇东北高原的文化在悠久、深厚之外又具有复杂丰富的多元性，在西南三省中，这是仅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块得天独厚的藏瑰埋宝之地。但是人们认识这块古老土地的面貌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走了极其艰苦的途程。昭通回族儿女和其它民族一道，一方面在认识和吸取这古老文化的精华，一方面又以辛勤的劳动不断地创造，使滇东北高原文化丰富了它多元性的内容。昭通回族文化也因之增添了它的山野情趣，从而在回族整体文化中洋溢着鲜明的乌蒙特色。

下面，我们以历史的顺序为线索，对昭通文化的历史内涵作一番简略的回顾。

1、史前－－传说时期

1958年，在昭通城南干河螺丝泥坑中发现犀牛牙和剑齿象牙化石，不久，又在昭通北闸过山洞中发现龙骨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的发现极大地开拓了昭通人的眼界。

长一公尺有余的剑齿象牙化石，使昭通人骤然明白了百万年前昭通的古老面貌。那时昭通平原的周围群山迭翠，大地披绿，气候温和，雨水丰足，湖泽池薮纵横交错，水草丰茂，莲藕连塘，鸟弋太空，兽走平陆，鱼翔浅底，从冬至夏，万类在伊甸中竞自由。这时一只古象为了掠食而身陷泥沼，不能自拔。它的不幸遭遇，才使我们对百万年前昭通古生态和地貌有所了解。接着，全区绝大多数县（市）都发现了各式各样的古生物化石。地质学家所断言的“昭通古海”的轮廓已清晰可见。

三十年前，在昭通公鸡山被称为过山洞的喀斯特洞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在堆积多层的古生物化石层上，有灰堆的痕迹，并且在同一地层中发现了一颗人牙化石。经过研究，人类学家鉴定为“智人化石”，宣称距今已有十万年的历史。昭通的史前文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五十年代末，在“金沙－－横江”的鲁甸马场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个尖底汲水瓶，与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尖底汲水瓶维妙维肖，部分器物如龙山文化一样，陶器外部磨光，外敷一层黑色的陶衣。这些器物的发现，表明“金沙——横江”的昭通人与中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金沙——南广”还发现了一种有肩石斧，这种石斧原是祖国南方古代越人的生产工具，而现在却出现在昭通地区，表明华南新石器文化对昭通，至少在“金沙－－南广”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些文化遗物表明，距今四、五千年前，昭通人分隔成一个个氏族或部落，他们创造自己文化的同时，还埋头吸取外来文化；高山峡谷、湍流急波阻挡不了这种“向化”的心愿。事实也表明昭通并不落后，开放的信息早已受到昭通古人的重视。

制陶术的出现表明昭通人已踏进了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结束了蒙昧。那时人们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原始制的生活，但这并不是“伊甸乐园”，沉重的生产负担和艰苦的生活严重限制着人类的繁衍，但由于他们的艰巨劳动，才给我们留下了闪耀着灿烂光辉的文化遗址。

在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之交，是一个后世称为传说时代的历史阶段，出土的各种类型的石斧是这个历史阶段的标志（《镇雄县志》）。而记载于文献的传说，却把我们引回到这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传说在三皇五帝时期，黄帝长子昌意德行差，没有资格继承王位，黄帝就把他强行贬谪至金沙江流域，成为滇山蜀水之间的诸侯。（《水经注》）昌意降居金沙江畔（若水），娶蜀山氏女为妻，在若水流域生下了颛顼。颛顼长大后励精图治，以金沙江流域为根据地，卷土东归，夺回宝座，登上帝位。他戡定九黎之乱，绝地天通，使民神不杂，万物有序。（《史记》、《帝王世纪》）。也许，是这块土地曾经孕育出一位伟大圣王的缘故，历史赋与他“窦地”这个名称。固然传说并非历史，但是它是历史的折射，细细加以分析，不难得到有益的启示。

2、周秦──窦地时期

文明的曙光已投射到高原上，尽管那还是比较朦胧的，但文献还是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淡淡的轮廓，古昭通在中华文化史上开始有了星星点点的地位。

商汤时代，中原已经统一，四方兄弟民族无不拥戴。远在西南边疆的产里（今思茅）、百濮（今昭通）等部落千里迢迢去到商都安阳向商王贡献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矩狗，部落使者所率领的朝贡团无不经过昭通这一条古道（《逸周书.王会解》）。

商殷末期，纣王无道，周天子吊民伐罪，号召诸侯会师孟津，昭通一带的蜀濮之民踊跃响应，进攻纣王军队时，一边上阵，一边歌舞，使殷人受到了莫大的污辱，为周朝的统一立有殊功。（《华阳国志》）

西周到春秋之交，乌蒙山下的部落联盟中产生了一位大酋长，名字叫杜宇，与朱提江源（今洒渔河上游）的另一部族女首领梁利缔结为婚姻。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杜宇夫妇趁蜀地蚕丛之族衰弱，带着族人浩浩荡荡挺进到西蜀，自立为蜀王，号称望帝，又改名为蒲卑。面对着这支似乎“从天而降”的骁勇善战的“老昭通”，蜀人惊得目瞪口呆。但是杜宇能够“化民”，教人务农，以后开明氏继立为王，又能治水并制礼作乐，于是就为天府之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说明当时乌蒙山下已经有了较为先进的农业（《华阳国志.蜀志》）。乌蒙山成了蜀国的南疆，有“园苑”之称。

战国末期，西方的秦国对东方六国咄咄进逼，战略进攻的主要对象为领有中华半壁江山的楚国。楚威王时（前339──前329年）为了打破秦国东西夹攻的钳形战略攻势，楚国派遣庄蹻将军率领三楚健儿出黔中郡，沿长江而上，通过巴国和蜀国的南部，来到乌蒙山区，令人想不到的是竟然在它乡遇到了与楚国同族的僰濮之族建立的劳浸、靡莫政治集团，他们箪食壶浆，热烈地迎接楚师，并协助这支部队顺利地挺进到滇池。庄蹻到滇后“变服从俗”，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一道建立了滇国，同时大力发展生产，蓄积了抗击秦国的实力。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初叶，庄蹻率众归报楚国，经过昭通时听到蜀、巴两国已经被秦国吞噬，楚国西部的黔中郡已被秦国占领，而且看到僰候国已经覆灭，秦人不但开山凿石准备进攻江南地，每前进一步，还派驻官吏。楚人回归的道路被彻底阻断了。庄不得不又率众回到滇池无可奈何地定居下来。（《史记》）

公元前236─前218年（秦始皇11年到29年），秦朝政府派遣常在乌蒙山的崇山峻岭间修筑“五尺道”，把“车同轨”的政令首次推向边疆，表现出大一统君主的雄才大略（《史记》）。现在“五尺道”的遗迹还依稀可辨，豆沙关一段还保存完好。从此，华夏文明和西南少数民族文明在这里相会、相撞、相融，文化的高炉在这里冶炼出一炉炉精美的中华文化之钢。

这些历史片段出现在秦始皇以前的商、周时期，当时昭通的名称叫“窦地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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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蜀中广记》卷36“乌蒙军民府”：“乌蒙军民府，古为窦地甸。”《昭通县志稿》卷九“诗文征志.《昭通书院碑记》：“乌蒙土府，禄氏所辖，为禹贡梁州之域。周荒服，名日窦地甸。”

3、汉、晋──朱提时期

汉朝初年，朝廷出于政治的原因，关闭了巴蜀和乌蒙山区来往的通道，公开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断了，“五尺道”上长满漫草，乌蒙山的人民再也看不到汉官的威仪。不过，无处不至的商贾竟然不顾政府的禁令，以“所多易所鲜”，把西南的山货药材、名牛特马窃运到市场上，同时也把丝织品、布帛、农具和日用百货送到乌蒙山区。一些不法商人甚至贪婪残酷地买卖人口，乌蒙山区的“僰僮”成了他们掠夺的目标，巴蜀商贾牟取了暴利，出现了巴寡妇清、卓王孙等大富豪（《史记》）。文明在为巴蜀制造财富，同时也为乌蒙山制造贫穷。

汉武帝之世是乌蒙山区历史文化的转折点，从这个时候开始，乌蒙山区的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首先，乌蒙山区正式划入了王朝行政编制。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汉武帝分巴割蜀，在两郡之交新建犍为郡，辖僰道（今宜宾）等十二县，在乌蒙山区的“金沙──南广”角设置南广县，包有今镇雄、威信、彝良三县。这里原属夜郎文化边缘，文化发展落后。设县后面貌开始改变。在“金沙──横江”角设置朱提县，包有今昭通、鲁甸、永善、大关、盐津、绥江、水富七县市。这里本是中原进入云南的门户和通道，经济、文化水平高于其它地区，汉武帝以朱提（西南方位的星座名称）来命名，表现了对这个地区的重视。在“金沙──牛拦”角建堂狼县，包有今巧家、会泽、东川三县市，这里既靠近西蜀更临近滇池，是滇蜀文化的结合部。这就是说，新建的犍为郡中云南就有三县，为云南“郡县”之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汉书·地理志》）。

接着，汉武帝又派唐蒙到乌蒙山区修路置驿，在废弃了近八十年的秦“五尺道”的基础上，凿石开阁，修起了道广丈余，深三四丈的西南夷道，由僰道（宜宾）直达建宁（曲靖），长二千余里。（《水注经》）郡县和筑路两大措施促进了乌蒙山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中原和边疆开始了“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人们把汉、晋时期的乌蒙山文化称为“朱提文化”或“千顷地文化”，如果这个概括不背历史规律的话，那么，应当说，西汉时期（前206年到公元23年）是“朱提文化”的初期，属于酝酿階断。

公元107年（东汉安帝永初元年），东汉朝廷分犍为郡南部的朱提、堂狼和汉阳（今威宁）为犍为属国，派驻“都尉”治理，级别提高了半个档次。（《后汉书》）按汉制属国为边郡，主屯田殖谷，主招抚境内外的少数民族，说明“朱提”在汉朝廷的政治措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永初二年，朱提的制铜工艺家一连造作了四个汉铣，分别题款“堂狼造作”、“朱提堂狼造”、“朱提造工”、“朱提造”，想必是在纪念犍为属国建立这个日子吧！更重要的是这表明“朱提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那么，“朱提文化”鼎盛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农业有了较高的水平。公元前六世纪乌蒙山区就产生了先进的农业，其代表人物蜀王杜宇就曾是“天府之国”的农艺之师，但随着“夷中最仁”、“有人道”而且生产水平较高的僰人国家“僰侯国”的消灭，乌蒙山的农业就逐渐萎缩，先进的地位不复存在，式微了许多世纪。公元20年前后，梓桐人文齐到朱提任县令，他来到朱提后，“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华阳国志》）深得夷、汉的欢迎。稻作的推广促进了朱提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冶制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乌蒙山区经济生活中的大事是银铜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和银铜工艺品的制作。朱提铜矿主要产于堂狼山（今东川、巧家诸山）银矿则产于朱提山（今鲁甸），就地冶炼后，其半成品分别运到堂狼、朱提两地制作，制成的工艺品行销全国。朱提银成为全国的通货，其值高于全国银通货58％。（《汉书．食货志》）铜制品种类繁多，有铜铣、铜炉、铜釜、铜甄、铜卣、铜鼓、铜鸡首、铜摇钱树、铜镜、铜带钩等。铜洗是一种精美的生活日用品，上有商标似的图饰，底盘注明制作年月和制作地点，表明当时的朱提人已经有商品观念。铜洗行销全国，金石收藏家著录的已达五十件以上。（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

三、文化水平较高。汉、晋时期朱提儒学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批精英才子。政治方面有孟琰（蜀汉的辅国将军）、孟获（蜀汉中丞御史）；魏晋间的霍姓，一门四刺史，晋封成都县侯；李壮（平乐太守）；雷炤（平夷太守）；文化方面，孟孝琚是通《韩诗》和《孝经》的经师，李猛则是骚赋大家。同时出现了一批称为“南中大姓”的贵族，他们在经济上传播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上向中原文化看齐，言必称孔子，讲究峨冠博带，崇尚奢侈，主张厚葬，把大量的财富挥霍在封土树碑上。如今昭通坝子中数百座像金字塔一样的丘墓（人称梁堆），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物。（《西楼文选》、《蛮书》）

东晋末年，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官府与大姓、大姓与大姓之间矛盾激化，战争频繁，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冶炼停止，农业萎缩，原来繁荣的局面为萧条所代替，创造朱提文化的主体汉族人民无法适应衰颓的社会，于是纷纷自找出路，或退回巴蜀，或流入黔巫，大多数人远徙到交州（文山、越南）、益州（滇中）、永昌（滇西），朱提腹地，荡然兵荒（《华阳国志》）。一部分被称为“朱提夷”的少数民族也失去了安乐祥和的发展环境，不得不退回深山老林，被迫恢复已被扬弃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汉晋“朱提文化”终于从鼎盛走向了衰败，像烟波浩渺的千顷池一样，淤塞成默默无闻的草泽。从此乌蒙山区的僰人基本绝迹，“朱提夷”退回山区，乌蒙山区出现了文化真空，成为名符其实的“窦地”。回溯这段由盛到衰，由衰到彻底灭亡的历史，使人感慨万千。

4、唐、宋──乌蛮时期

但是朱提文化的中断毕竟只是暂时的，在中断的同时，历史又寻觅到了新文化的创造者。从晋末到赵宋灭亡（公元420年──公元1279年）860年漫长岁月中，乌蒙山区又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它的创造和担戴者族属为乌蛮，因此，这个文化又称为“乌蛮文化”。这种文化发育于山区，畜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所以又称为“乌蛮山地文化”。而“乌蛮”据考证就是今天彝族的先民。

彝族民间传说，他们的远祖叫笃慕（昭通则译称仲牟由），生活于远古的洪水时期。洪水退后，由金沙江北岸迁徙到南岸的东川（会泽）乐宜白。笃慕三房六子，次房生子慕雅热、慕雅卧，发展为糯、恒两个支系、为今凉山、川南和昭通一带彝族之祖；么房生子慕克克、慕齐齐，发展为布、默两系，为今会泽、毕节一带彝族之祖。（《西南彝志》）概括起来说，现在“金沙──牛拦”角的巧家彝族属于布系，“金沙──横江”角的昭通等市县彝族属于恒系，“金沙──南广”角的镇雄等县的彝族属于默系。

远在“朱提文化”的中期，率先来到昭通的彝族先民就曾为朱提的发展作出过贡献，“朱提文化”的末期，一度退回山区。但随着中央王朝对这块土地控制力的减弱和经济、文化式微，他们又从四面八方涌回这块土地，占据着这个地方，经营着这个地方，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明。

恒系的乌蒙部在今昭通一带繁衍开来，他们的首领在“山高入云宵，高地有平原，森林茂密”的德歹濮卧（昭通坝子）建立村寨，修起高楼，“发展了权柄”。首领有“臣”（大管家）的辅佐，有“师”（毕摩）的护佑。“各方面的权力都集中起来”，而且凭借着这个权力，驱使“百姓和奴仆”，“修建起金城，大小的宫室，象天宫那样，精美而壮丽”。在宫室的旁边，则“建起来松阁，迎祖灵来入阁”，在举族祭祀的日子，将灵堂布置成斋宫，“挂红绿帐”，帐中“设祖宗灵案”，然后杀牛宰马，大宴族人，“显示其权威”。看来，“君、亲、师”三位一体的统治制度是“乌蛮文化”的核心（《西南彝志》）。

布系的子孙并没有离开古彝族的发祥地，仍环“乐宜白”而居，他们“夺取广阔地，辖区很富足”，“立权令制度，定租税规章，寻文化知识”，在彝族中发展水平较高，在今会泽、东川、巧家、宣威、威宁一带繁衍开来。（《西南彝志》）

默系的子孙又称为“赫默钟显家”，今镇雄芒布是这个支系活动的中心。芒布是一座城市，“古今的城池，没比他长远”，“君臣的基业，如明星不陨，在天空旋转”，在贵州、四川一带繁衍开来。（《西南彝志》）

这样，我们了解到“乌蛮文化”三大支系本有着血缘关系，是由氏族发展而成的部落联盟。这些神秘的传说在汉语文献中也有零星的反映。

据《蛮书》记载，从石门（豆沙关）以上沿今关河走向有“阿等部”，大关、彝良之间有“阿旁部”昭通到鲁甸有“阿竿路部”，过牛拦江以迤车汎和罗布古的竹子岭为界，岭东的威宁有“暴蛮部”，岭西的会泽东川有“卢鹿蛮部”，以上为“磨弥殿部”。《新唐书》说：“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鬐，女人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汉语）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至于镇雄，《宋史》称这里的彝族为“南广蛮”。《古今图书集成》说，镇雄古名屈流大雄甸，有乌蛮的苗裔阿统和儿子芒布据有这个地方。”以后部落昌盛，子孙繁衍，就以祖先的名字作部落的名称（《蜀中广记》）。以上为乌蛮的大致状况。

隋、唐以前，今昭通一带的乌蛮受制于爨氏，称为东爨乌蛮。唐宋时期为南诏、大理国的东鄙，属于缓冲地带。公元597年（开皇十七年）史万岁征南宁州，一路经过昭通石门，曾经写下“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石。界天白岭胜金汤，镇压西南半天壁”的诗句。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鲜于仲通征南诏曾途经这里；公元789年（唐贞元五年）南诏曾派乌蛮首领为特使，给剑南节度使呈送建议唐诏两方和平友好的书信；公元794年（唐贞元十年）唐朝和南诏关系修好，朝廷派遣祠部员外郎御史中丞袁滋为“册南诏使”，袁滋捧印入滇时即经过昭通，在今豆沙关石门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摩崖石刻。公元801年（唐贞元十六年）南诏王异牟寻到长安述职朝贡，也途经这里。从公元814年（唐元和九年）到公元873年（唐咸通十四年），南诏北攻四川，东击播州，都经过昭通。到了大理国初期，段氏进而在东川置东川节度使经营东川及其以东地区。（《昭通史编年》）公元995年（宋至道元年）宋封阿杓为乌蒙王。（《明史》）公元1113年（宋政和三年）宋朝在乌蒙北部设置祥州（《宋史》）。以上种种说明，即使是金戈铁马或信使往返或设州置郡都属于外部条件，尚未有足够的力量对乌蛮社会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唐、宋中央和南诏、大理地方民族都乐于保持乌蒙山区“缓冲地带”的地位，加上乌蛮社会经济文化落后而造成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致使这个地区有利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得不到发挥，再加上中央王朝和地方民族的有意禁锢和强力的重重封锁，从而使乌蛮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到了十三世纪中叶，乌蛮社会受到了外力的严重挑战，但挑战者不是东南方向的大宋朝，也不是西方的大理国，而是崛起于大漠南北的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从此，乌蛮社会的大门被打开，蒙古战马的骁勇非乌蒙马所能匹敌。照理，一场变革是应当不可避免的。但由于乌蒙山区气候寒冷，山高坡陡，并没有一望无际的草场供放牧之用，荞子、燕麦根本不适合蒙古人的口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元蒙统治阶级占领了乌蒙山区后，虽多次进行平叛，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奴隶制度，也不理睬土司的世袭统治，便大刀阔斧地设置秩从二品的“乌撒、乌蒙宣慰司”，在东川和芒部设立路，置军民总管府、派遣蒙、回、汉等族官吏，进行直接统治（《元史》），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度也曾在土官统治的基础上设置过乌撒、乌蒙、阿都、奚娘等县（《元天下城邑》），但元蒙所最关心的还是通路置驿问题。公元1278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元朝廷决定四川方面要在乌蒙北立五站，云南方面则在乌蒙南立九站，但乌蒙土官扬言，如果“使我属赛典赤则立站”（《经世大典》）。当时回族先民初入云南，来到昭通也不久，而其代表人物赛典赤就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在历史上实属罕见。由于赛典赤及下属回民在彝族中做工作，这条驿路才被打通了。尽管回族先民及其上层在其它诸如吏治、屯田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受到蒙古族贵族势力的制约，加上奴隶制的封闭性、保守性的阻梗，乌蒙山区的社会的发展仍继续停留在奴隶制的阶段，尔后又延续了三个多世纪。

公元1255年（元宪宗蒙哥五年），回族先民作为蒙古回回亲军的一部分进入昭通，距今已700多年。

5、元、明、清——乌蒙时期

公元1532年（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明朝政府任命傅永德为征南将军，率蓝玉、沐英等一班将领，带兵37万，直逼乌撒。云南右丞实卜（彝族头领）抵抗不支，投降。紧接着，乌蒙、芒部、东川三地的彝族上层相继效命，滇东北高原先云南各地归化于大明帝国的版图。

元蒙朝廷对乌蒙山区彝族社会的统治是一种流官和土官相结合的羁縻统治，李元阳《云南通志》将这种统治形式称之为“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实际上是在地方民族酋长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治理的前提下，通过流官来监督、控制的“双元”统治形式，流官与土官同居一城，各有军队，各有衙门，各有官属，各有政令，各有各的利益，为了争权夺利，或团结，或战争，形成复杂的关系网，彝民在“流土”的双重压榨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系列的反元斗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明朝政府为了收到对乌蒙山区的统治实效，一改元代“流土结合”的统治方式，推行“土司制”。所谓“土司制”就是在中央政府认可的前提下少数民族地区由民族头人自治其地，他们的传统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宗教、文化、民风、民俗自行其是，也就是不打乱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秩序。但是，这种自治只是一种有限的自治。首先，土司的传承必须得中央批准，未经中央批准的土司是不合法的。第二，土司必须遵守中央法律，推行政令，接受调遣，缴纳赋税，供应使臣或军旅物资，不得阳奉阴违。由于不派流官在侧，不干预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所以乌蒙山区的土官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政治形式，很显然，这种制度既有其弊，也有其利，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科学的。

根据“土司制”的要求，明王朝在乌蒙山区设立了乌蒙军民府、芒部军民府、乌撒军民府和东川军民府四个土司，进行间接统治达287年。

土司统治有其完备的政治制度，乌蒙、乌撒、东川三府莫能确考其详，但芒部土府却留有文献资料，结合贵州水西土府的资料，可得到如下的轮廓：

兹莫，土司的彝名。为土府的最高统治者，是最大的奴隶主，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大权掌握其手，生杀予夺，无人敢违。对外称“土知府”。

白勒，系土司的宗支，相当于罗马的元老院，平时代土司咨询，参与大政的决策，从彝族古代社会“臣”这一等级发展演变而来，成员一般年纪较大，不再担任具体行政职务。

九纵九扯，系土司府的执事人员，九纵为官品，属誉称，相当于职称、爵位，其次序为更苴、莫魁、濯魁、补目、器脉、备所、祃马、黑乍、貊拔。其中更苴地位最显，因年纪较大，授以银杖，刻鸠其上，退职加入白勒。九扯为土司府的执事人员，分管文、武。

四十八支头目，也是土司的血脉宗支，分管各个地方，有世袭权力，相当于周天子所分封的诸侯。

千五伙头，为宗支下属的基层，各管一村一寨。千五，指数目多。

土司就是凭借这个系统进行统治，由于彝族社会在明代仍为典型的奴隶社会，所以“兹莫──白勒──九纵九扯──宗支──伙头”等金字塔型的官僚系统的成员无疑都是不同级别的奴隶主成员。此外从这个系统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乌蒙的奴隶社会已逐步向封建领主制过渡，宗支制和官僚制互为表里就是这种过渡的典型表现。

但是，在明朝一代，乌蒙山区的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的过渡并没有继续向前发展，也就是说，没有最终演变为封建社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首先，由于自然环境险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加上奴隶制本身的封闭性和排它性，不太适合汉族移民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因而在乌蒙、芒部和东川三地，在明初汹涌澎湃的汉族移民潮中，土府没有主动接纳移民，政府也没有主动安排移民，缺少先进文化的促进，是明代乌蒙山区的致命弱点。应当指出的是回族先民中间的一部分也在这个时期来到乌蒙山的南麓和东麓，分布在今威宁、宣威、曲靖、寻甸一带、他们与乌蒙、芒部等地彝族社会的联系，明显地胜过汉族。

其次，明朝政府对待乌蒙山区奴隶制的态度是“顺俗施化、因人施政”（《云南机务钞黄》），根本不去采取促进进步的措施，骨子里只知道收赋税，遣土兵，供挥霍和驱使。朝廷满足于“朝贡”，官吏则千方百计对土司进行无休止的榨取，多次的反明战争无不是由此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造成了奴隶制的稳定。

复次，从明代在乌蒙山区的整个统治举措看来，可归纳为“保留──封锁”四个字。保留就是不触动奴隶制度，甚至有意维护奴隶制度，当以土司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所作所为严重破坏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时，也尽可能迁就姑息，不让自己陷入崇山峻岭中而不能自拔。封锁，就是将乌蒙山区和其它地区分别开来，不许相互来往，并在政治、军事两个方面采取强有力措施，造成一个“回”字形的民族封锁圈，其包围的核心就是乌蒙──昭通。这个封锁圈的外层以四川叙府、四川西昌、贵州贵阳、云南曲靖连成一个大包围圈，无事设重兵以观其政，有事出重兵以压其势，屯粮草，聚兵器，以无为的姿态进行积极的封锁。紧接着又以会理、凉山、马湖、叙永、水西、威宁、宣威对乌蒙山区进行“以夷制夷”的封锁，利用奴隶制的落后性进行统治，当奴隶主之间展开“打冤家”的复仇、掠夺战争时，朝廷并不积极加以制止，相反，纵横捭阖地挑拔离间，拉一方、打一方，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又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出面干预，进行斡旋，旷日持久地“调解”下去，直到两败俱伤，才勉强了之。弄得地方残破，少数民族苦不堪言。总之，乌蒙山区社会发展的停滞与中央政府的腐朽政策有着重要关系。

公元1659年（清世祖顺治十六年），芒部、乌蒙、东川三个土知府相继降清，清政府初设院、司道等衙门。（《云南省略》）鉴于当时西南社会“伏莽未尽，征调犹繁，疾苦时告，拯恤未周”，清政府作了策略性反省，承认“皆朕不德”，从而作出“各处土司，原当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从前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受职者，该督抚按通察具奏，论功升赏”的决定（《世祖实录》），表明清政府已改变了它们的过激政策，回到明王朝对待土司的老路上。这个政策，康熙整朝未予改变。于是乌蒙山区的土司制度和它所代表的奴隶社会又苟延残喘了68年。

公元1724年（清世宗雍正二年），雍正向土司提出警告：“申饬之后，不改前非，土司参革，从重究拟。”（《世宗实录》）透露出“改土归流”的意向。

公元1726年（清世宗雍正四年），雍正委派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总管事，他揣摩雍正的意图，上奏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这一政策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圣武记》），深得雍正赞赏（《朱批御旨·鄂尔泰奏折》），决定“……其一切土目尽行更撤，待六营（属巧家土目）既尽，党羽已除，然后计及乌蒙，或先制乌蒙，徐图镇雄，或一举两就，出其不意，或令二土府互相吞併，然后剪除”（《世宗实录》）。乌蒙、芒部两个土府的灭顶之灾已无法解脱。五月，鄂尔泰兵分三路，进剿乌蒙、芒部，乌蒙土司禄万钟、芒部土司陇庆候都年幼袭职，因两府均属四川，图谋得四川保护，当逃到豆沙关时为川、滇两辕擒获，万钟与庆候拟戍安置，杀土司、土目下属数百人。

公元1727年（清世宗雍正五年）闰三月，“诏以乌蒙、镇雄二府归滇辖，改土归流”（《世宗实录》），从此，乌蒙山区的土司制度并奴隶制社会走到尽头。

从乌蛮时期到乌蒙时期，乌蒙山区的社会一直停留在奴隶制阶段，其政治代表土官（土司）在唐、宋时期初步整合为乌撒、易娘、阿头、易溪、乌蒙、閟畔、芒部、阿成等八部。到了宋元之交，通过内部的兼并，又分别集中为乌蒙、芒部、东川、乌撒四个地方民族集团，最终完成了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分别称为兹莫、白勒、九扯九纵、四十八支头目。千伍伙头，统称黑夷。所有奴隶则称为白夷。奴隶主（土司土目）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不惜以种种借口发动“打冤家”的械斗，战争过后，赤地千里，杀人盈野，往往在废墟上进行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对于被征服者（包括非彝族）则“取其牛马，夺其子女，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世宗实录》），更有甚者，“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圣武记》），奴隶制之残忍可见一斑。

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无论用哪一种武器来批判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改土归流的进步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改土归流的局限性，因为从实质上说，这只是以满、汉流官来代替彝族的土官，无论流官或土官都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凶狠、残暴与贪婪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从乌蒙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改土归流后，流官就利用他们的权势对彝民进行残酷镇压。公元1778年（雍正六年）三月，清兵为了搜查彝族“匪类余党”，遣副将郭寿域到永善米贴擒拿土目禄氏，禄氏趁其不备，给予歼灭性的打击。事后，云贵总督鄂尔泰遣总兵张耀祖进剿，大兵所到之处，执行《沉命法》：“在者杀，去者杀，妇孺杀；小有姿色之女子不杀，苟稍持志节亦杀矣。汉而有儿者，则其夫又必以汉奸杀。而其杀又各不同：凿颅、批面、剁手、截足、划腹、抽肠、活絣、升竿，极千古未有之残酷，凡三万余人。其有先匿深菁，令拟投出者，闻而知不免，奋身崖壑以死，又数千余。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五十里不止。”（《云南志略》）满、汉流官之残酷，超过奴隶主十倍、百倍。

米贴大后，新辟昭通镇、府两辕，满、汉流官无不踌踷满志，总兵刘起元贪暴残忍，不把彝人当人，“夷民之马，上者官索之，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者，无不嬲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输抽，以为过税；旧时酋目向来自贵，今见工匠，务须下马，迟者捶楚，加之大关通判刘镇宝，丈量田地，苛刻为能；教授李昆管督城工，迂流繁碎。于是远近夷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云南志略》）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昭通彝族爆发了空前未有的大起义，很快得到芒部、乌撒、东川、武定等处的声援，将残害彝民的总兵刘起元杀死在荔枝河边，助纣为虐的满、汉官员一一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对好官和汉、回老百姓则加以保护，说明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在彝族史上有其辉煌的一页。

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满、汉流官故伎重演，对彝族施行了惨绝人寰的绝灭政策。云贵总督鄂尔泰是这样向雍正奏报的：

伏查云、贵、川、广、汉少民稀、在川为蛮，在云贵为苗为倮，在广为僮侬，为令狠。虽种类甚繁，强弱不一，而暴虐凶顽，若生天性。至乌蒙一隅，则尽为倮属，犷悍横恣，已历千百年，流毒最久。臣前经理改流，原以计取，并未大加惩创，今日反复，故所应有，特镇将庸，全无提防，仓猝倾陷，恨不及料耳。兹既明肆背叛，屠灭有名，若复少事姑息，贻害何底？臣意禄酋族人，务应尽戮，恶目逆党，务应尽除；所有家口，自应赏给兵丁，内或有贼眷，系各土司亲属，不便分赏，以启衅端者，则照列发遣，其胁从附和之人，虽不可胜诛，但有证据，不可宽纵，或完其家口，使之完聚，俱迁徙宁古塔；或剁去右手，割去脚筋，仍复其故居，应按其情罪，审其顽懦，再酌量发落。……除酋长头人，务严剿穷搜，或诛或剿，不留一孽……（《世宗实录·鄂尔泰奏稿》）。

从此，昭通腹地的彝族不论黑夷、白夷都被鄂尔泰斩尽杀绝，昭通成为名符其实的“窦地”，乌蛮、乌蒙千年文明被涤荡得不留一丝痕迹，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段史实，至今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叙述。

昭通改土归流前后，一些回族兵丁随哈元生将军作为清政府“以回制夷”的工具进入昭通，之后，又有大批的回族农民响应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号召到昭通报领土地，在八仙海、永乐海、葫芦口等地定居下来，一些家人就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彝族联姻，成为“亲戚”。因此，他们是“乌蒙文化”绝灭的见证人，老一辈人不断地向后代子孙讲述过这段悲惨的历史，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130年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的重锤又敲到他们的头顶上。

不论怎样说，，从元朝开始，昭通地方史上就有回族的一章，回族历史成为昭通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八仙海到葫芦口荡漾着回族文化的绿波，新月、金星的光芒投射到昭通这块土地上，丰富了层积深厚的昭通文化。

四、环境与昭通回族文化的关系

以上我们从地理、自然和人文三个方面对历史时空中所形成的昭通地方文化状况作了简略的叙述与研究，我们看到回族对昭通地方文化环境经历了一个积极探索、不断选择、主动适应的历史过程。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先从“昭通”这个名称的来源和历史背景说起。

昭通这个名称起于清雍正八年（1730）。之前四年——雍正四年（1726），乌蒙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在滇东北、黔西北地区设置东蒙镇，总领乌蒙、东川、镇雄、部分威宁的军政事务，实行军事管制。越四年到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轰轰烈烈的彝族大起义，春，云贵总督鄂尔泰动用三省兵力将起义镇压下去。事后，为了消灭彝族人民的反抗意识，不顾乌蒙的彝语文化内涵，按照汉语的表面意义，认为乌蒙者，“不昭不通”之甚，当使“乌昧易而昭明，蒙蔽易而通达”，便将乌蒙一名改称为昭通，为清王朝的“文治武功”树碑立传，以掩盖他们惨无人道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罪行，给历史留下了一迭苦涩的回忆和向往。昭通一名的来原大致如此。

历史上昭通这个地区曾有好几个名字。春秋战国时期称窦地甸，秦、汉之交称劳浸靡莫，汉武帝在西南实行郡县制称朱提，唐代曾有朱提、曲州、靖州等名称，并按少数民族分布的现实状况称乌蛮，宋代称祥州，乌蒙崛起，封乌蒙王。乌蒙这个名称历元、明、清（顺治——雍正）三朝。昭通出现以后，以上名称都成为历史名称。回族迁入昭通时正是乌蛮向乌蒙的过渡时期，经历过乌蒙从发展到衰弱的整个过程，以后又参与了从乌蒙到昭通的变革。基于这个原因，本书在叙述时，不论历史名称如何，概称之为昭通。

那么，昭通的地理环境与回族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就全国而言，昭通位于祖国的西南方向，古代舆地学家认为系“甸、侯、馁”三服之外的“蛮、流”之域，天文学家以为西南的星野为“朱天”，汉武帝将昭通命名为朱提，明显是“朱天”的转音。就西南而言，昭通位于云、贵、川三省结合部，与西南大城市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幅射距离几乎相等，地势上有高屋建瓴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就云南而言，它位于滇东北，自古是中原与西南边疆相互交往的通道和桥头堡。历史上中原对西南用兵，云南地方民族的反击或扩张，昭通是重要通道之一。就四川而言，位于川南，与昭通一衣带水，两地经济联系密切，文化交流频繁，民间称横江流域为“三川半”，说“拉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可见昭通是天府之国不可缺少的补充。就贵州而言，它位于黔西北，以乌蒙山为界，阴阳相望，历史上同属于“大夜郎”的范围，汉代威宁属云南，元代两地同属于乌撒乌蒙宣慰司管辖，分隶四川则几乎同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联系。

根据上述，可见昭通是西南的腹心地带，是交通枢纽，历史上受到中央王朝的关注和重视，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明下永宁，无一不与昭通有关，而蜚声一时的朱提文化与乾、嘉文化，则几乎是区位优势的必然产物。这种区位优势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得天独厚的开放条件。

开放条件对回族的社会发展曾产生深刻的影响。

众所周知，昭通回族先民本是马背上的军旅群体。元、明、清三朝开国之初，他们奉檄来到昭通，“上马以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经过数百年周而复始的循环，从军户演变为编民，取得了“昭通人”的资格，同时又将昭通的开放条件与回民本身开放的文化因素重合，成为以农业为主体，以经商、矿冶、畜牧、手工业为辅的具有多元经济成分的民族群体，而开放意识自然也就成了回族宝贵的文化特色。

以下我们讨论昭通生态环境与回族文化的关系。

人们常以“立体多样，纵横切割”八个字来概括昭通的生态环境，这是非常确当的。所谓“纵横切割”，指金沙江、牛拦江、洛泽河、白水江、朱提江（横江）、南广河等深流巨渎将滇东北高原切割成互相隔离的板块，冲涮出壁立千仞的山系与群峰，或横置，或纵摆，艰险与壮观备具。所谓“立体多样”，指每一座山岭都包有垂直的地貌，即高山、二半山、丘陵、平坝、河谷；每一地貌都有相近的海拔、气温、物产和交通条件，这就是昭通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它客观存在，稳定性相当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两千多年来，在它的怀抱中许多民族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文化中断，而自然的变化却是极小的。

回族落籍乌蒙山区以后，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对昭通的自然环境作了慎重的选择，将自己的生存空间置于平坝与丘陵之交的交通方便、土质较好、水源丰富、冷热适度、便于农耕和牧养的昭、鲁平坝边缘，积极适应它，充分利用和改造它，改造的目的在于利用，利用的目的在于发展。将以昭通城为中心的东南半月形地带发展为昭通回族聚居区——一个拥有近十七万人口的民族社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昭通的自然环境对回族有养育之德，而回族竟也能报之以适应之功，因此，主客观两方面也就相得益彰。但是，也不能不让人忧虑，目前这种相得益彰的平衡关系已经倾斜，聚居区的生态已出现告急，古朴的自然环境充满危机。《古兰经》说：“真主不喜过分之人。”在这个问题上回民不应该冷漠无视，掉以轻心。

第三，我们讨论昭通传统文化传统与回族文化的关系。

历史告诉我们，昭通传统文化结构非常复杂，大体而言之，它由已中断了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数百年的多元文化构造而成，其结构的历史轨迹如下。

先秦时期，昭通有以僰人为代表的河谷、平坝文化，其文化特色为“夷中最仁”，种植水稻、荔枝，“舟人送龙”、悬棺葬等。同时还有以“魋结、耕田、邑聚为特色的夜郎丘陵文化，僚人的半山区文化。汉武之世，以上文化形态被汉文化逐出历史舞台，仅留下一些残破不堪的积淀。汉朝和晋朝之间，南中大姓在昭通崛起，他们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开银、铜，就地冶炼，发展儒家文化，创造了轰轰烈烈的朱提盛世。但是他们利用王朝鞭长莫及的劣势，不奉正朔，搞封建割据，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欺侮、压榨少数民族，最后自我消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提文化”，至今这个文化在昭鲁平坝中还残留着一些遗迹在斜阳荒草中深深叹息。

朱提文化衰败，南中大姓退出昭通，历史进入隋、唐时期，但是中央王朝在昭通失去了控制，巨蛮部落仲牟由之乘势兴起，形成了一些互不统率的部落，夹在中央和南诏两大政治势力之间，昭通成为缓冲地带。宋代一度积极经营昭通，在昭通北郭设置祥州，封乌蛮部落中乌蒙部的首领为乌蒙王，乌蒙部得以坐大，但是，他无力削平群雄，于是出现了乌蒙、芒部、乌撒、东川四部角逐的混乱时期，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竞争中产生和发展，为乌蛮文化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元朝统一中国后，分别设置宣慰司，以非乌蛮人士出任行政长官，这种分治办法极大程度上抑制了乌蛮从部落到部族的过渡。明代，为了对各部进行有效的控制，在昭通实行土司制度，划制了乌蒙、芒部两个土府，乌蒙文化在原乌蛮文化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乌蒙文化属于山地农牧文化，生产水平较低，加上本身的保守和外力的封闭，尽管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农业社会，出现了领主制，但奴隶制仍是十分强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着乌蒙社会的发展。清雍正间实行改土归流，乌蒙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在改土归流和尔后的大镇压中同时被消灭，乌蒙文化随之烟飞灰灭。作为乌蛮文化来说，属于部分文化的断裂，作为乌蒙文化来说，则是全部文化的中断，连积淀都少得非常可怜。

很明显，上述不同历史时期中各种断裂文化都是昭通传统文化结构中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当前昭通的多元文化与之少有联系或者根本就没有联系，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它的历史价值。

当前昭通的传统文化属于多元文化，由汉文化、彝文化、苗文化、回文化等四种主要文化构造而成。汉文化具有主体性质，其它文化则是非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化。解放以前，由于大民族文化本位偏见的影响，各种文化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和平等的交融，在特定时空中还曾经产生过文化冲突的悲剧。因此，所有文化都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建设多元复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实践纲领和发展目标，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开展，崭新的复合文化已绽出蓓蕾，不论是主体文化或非主体文化无不异彩纷呈，婀娜多姿，显现出以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昭通回族在文化实践中是怎样对待昭通地方传统文化呢？

回族文化和其它文化一样，由技术文化、社会文化和理念文化构成，而且是以理念文化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结构，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但是在传承过程中也具有灵活性，其出发点是“在安拉的尊名”面前人类都是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回族对待异文化的态度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昭通回族按照回族文化传统，在与昭通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和行为准则，归纳起来有三端：

其一，尊重的态度。首先依据回族政治伦理的原则，认为对地方官员到皇帝政治上都应当服从和尊重，以保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回族是人口少、居处分散、经济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是多元民族之海中的孤岛，没有这种态度，势必会造成民族文化的衰亡和中断。很明显，回族文化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众所周知，元、明、清三朝开国之初，四方回民先后以戍卒的身分为王前驱来到昭通，参与和促成了昭通的社会变革，当社会变革实现以后，即安土重迁，作为一个普通的民族群体，以平等的态度参与昭通经济、文化的建设。在建设过程中，遵纪守法，纳粮上税，堪称良民、顺民。元、明、清三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名单中，回族的名字逐步淡漠，从回族方面说，这无疑是回族文化对待异文化主动采取尊重态度的结果。清咸、同事变以后，情况逆变，回族文化遭到挫折，互相尊重的原则为统治阶级所践踏，官方公开蔑视回族文化，回族对异文化尊重的原则不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承认和理解，回族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困难，这种局面延续了近一百年（1856——1949）。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的领导下，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才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被压迫的回民得到解放，奄奄一息的民族经济和文化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回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前提，并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从而使回族对待异文化的尊重态度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质的飞跃，形成了感彩浓烈的理念，这在回族文化史上是罕见的。

回族对昭通多元传统文化的尊重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面，保护历史文物的事例颇具代表性。

鲁甸县茨院回族乡马厂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回民在50年代不意中发现的。一旦发现以后，回民就立即停止劳动，封存遗址，保管好出土文物，迅速派人到昭通向文化主管部门汇报。在回民协助下，这个遗址得到科学的发掘清理，出土了数百件珍贵文物，为昭通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信的实物依据。

昭通市守望、布戛、小龙洞等回族乡，原是汉、晋南中大姓居处之地，境内的岗脊、丘陵上有数百座如金字塔似的古墓葬，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回民社区的村头甸尾，组成一道古朴奇异的风景线，由于受到回民的保护，直到清朝末年还保存完好。光绪二十七年（1901），甘河刘家海子回族农民马正卫老先生在犁地时发现了汉代经师孟孝琚的断碑，马老先生不识字，但相信断碑必有不寻常的来历，就用牛车将碑拉进昭通城送给昭通考古学家胡国桢先生和在籍的翰林院编修谢崇基先生研究，经过康有为等海内名家的考证，价值连城的孟孝琚碑才名显海内外，南中大姓被湮灭了历史文化开始为世人所知。回民对昭通文化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回民与其它民族散杂居于一地，互相尊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趣的是，在四乡回族聚居的丘陵、山地上，曾分布有许多汉族一些家族的墓地，这些墓地或购之于回族，或由回族赠与，因为汉民都知道回族不暴殄天物，反对盗墓，所以非常乐意让自己的祖先的在天之灵在回族地区安息。史无前例的中，撬墓之潮狂涌，汉族地区所有古墓、今墓破坏无遗，而回民却顶住政治压力，不参与这种疯狂的行动。之潮息后，回民响应政府绿化的号召，各族坟山都绿化，成了一道道新的风景线。值得一说的是清末昭通留日学者姜××先生的坟墓因葬于回族村寨小垴包，至今保存完好。可见回族尊重异文化的态度，反映了该民族朴实厚重的人文主义精神。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值得指出的是回族在尊重异文化的同时，也赢得了多元文化更大的尊重。很明显，相互尊重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前提，回族文化在互动交融中不断发展。

其二，吸取的态度。历史上不存在绝对孤立的社会族群，而任何一个社会族群也绝对不可能在封闭中得到健康的发展，相反，联系、交融、相互吸取才是绝对的。一部回族文化发展史自然也体现了这个原则，即对异文化中有益于社会发展的部分，采取积极吸取的态度。

从理念文化的角度说，回族具有完整的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信仰和伦理体系，其中有许多方面与儒家文化重合，有许多方面则纯粹吸取自儒家文化。政治伦理中的忠君爱国，道德伦理中的三纲五常，家庭伦理中的修身齐家，社会伦理中的讲信修睦、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等等，无一不是主动吸取、积极交融的结果。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说，回族所盛行的仪礼文化许多都吸取自汉文化，有的则完整地保存了汉文化的古制。由于回族使用的语言是汉语，与汉民族长期杂居，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通过研究回族文化以发现中原华夏古礼的原始形态，不失为一条研究的路径。

从技术文化的角度说，在回族形成初期，回族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形制单纯。在昭通回族技术文化的结构格局中，水稻栽培学自江南汉文化，小麦种植学自黄河流域汉文化，畜牧学自蒙文化，制革学自维吾尔文化，山地农业学自彝文化。数得上属于正宗的回族技术文化，恐怕就只有小买小卖的商业罢了。

吸取的前提是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运用，运用时则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择，有选择的学习和运用无疑是昭通回族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

其三，适应的态度。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检验一个社会族群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标准。在昭通文化发展史上，劳浸靡莫、僰人、朱提大姓、僚人等都因为与环境不相适应，最终导致退出历史舞台或被彻底消灭。而仲牟由之裔的“朱提夷”却又是另外一种命运。汉、晋时期朱提大姓统治昭通，朱提夷被迫退入山区，他们顽强地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创造了一套适应艰苦山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乌蒙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相对而言，回族进入昭通的时间较晚，但它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与以上所谈到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即山高坡大，水冷风寒、土质贫瘠，旱地作物荞子和燕麦产量不高，许多土特产尚未得到开发。一般说来，十分投入才有几分收入，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为了适应环境，以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回民先辈流血流汗，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比如，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他们在农业劳动之余，充分发挥经商的传统特点，利用昭通交通枢纽的优势，像汉代的“徕降贾子”一样，肩挑扁担，背上背口清真锅，在滇东北城乡之间小买小卖，进行商品交流，方便了各族群众，促进了昭通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活动有上千户参与，历时不下两百年。在长时期的经济活动中，为了互通信息，避免局外之人了解，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商贩们还创制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隐语——商业行话，称为“露八分”（详见本书“语言章”）。“露八分”是民族社会适应性所派生的商业语言文化，表现了昭通回族商贩群体的文化素养和经营能力。

一部文化史表明，凡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民族群体，它所创造的文化必然属于先进文化之列。昭通回族对异文化所采取的尊重、适应、吸取的态度为回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二十一世纪，这种文化态度无疑将得到提高和升华，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昭通市回族学会

编辑：都市时报一点关注 张丽青

审核：冯颜

八字火旺的之人详解 火主礼仪，八字火旺的人一般比较谦逊...

八字火旺之人化解火。

火主礼仪八字火旺的人一般比较谦逊，淳朴恭敬，情绪容易失控，脾气来得快，去的也快。对身体而言火克金金代表着肺部骨骼与大肠，火旺之人容易肺功能变差，发生骨质疏松等情况。

火旺还需结合实际八字命盘来看，八字中火旺为比劫时又有财星显露，火旺去克财星，不利于财运，对于家中的父亲也会有影响。

当八字中木为比劫时土为财星，这种时候最喜欢火来通关，用火来生土有利于财运，事业视为大吉。

最后对于自身的运势最终还是需要结合整个八字命盘来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