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办推荐《论语》及其6种优秀整理版本
涉及中华书局、岳麓书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论语》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研读的要籍。近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向读者推荐《论语》及其6种优秀整理版本。
这6种版本是：朱熹集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为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的合称。此次整理以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吴县吴氏父子校刻本为底本，用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1242年）大字本校勘，出版后重印多次，已经成为学者最普遍使用和征引的版本。
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语译注》。该书注释精准，侧重于字音词义、语法修辞、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特别是清人经学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个人新见，不落前人窠臼。译文在追求符合《论语》原意的前提下，尽量口语化，非常流畅明白。该书不但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若干研究线索，也便于普通读者正确理解原文，是当代最好的《论语》读本之一，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
杨伯峻、杨逢彬注译，杨柳岸导读，岳麓书社出版的《论语》。该书借鉴学界公认为“最博最精”的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以及被誉为“当今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的杨树达解读古书疑难词句的经验，运用语言学原理分析并考释了近200条疑难词句。该书可作为青少年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升古文阅读能力的必读书，也可成为对国学感兴趣的成年人的入门书。
金良年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论语译注》。金良年所作译注，充分把握《论语》成书的历史背景与前人注疏的流变，并广泛吸取现代学者对原著的研究和论述，按章节以原文、注释、译文、段意4个部分进行综合阐述，层层深入，帮助读者最大程度地读懂并理解原著。其中，“段意”部分最为出色，对一般读者的帮助最大。该书非常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钱逊解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论语》。钱逊的解读准确精要，语言平易，对《论语》的每篇每章原文进行注释、疏通大意和点评，重视主题、中心思想、核心价值的现代诠释及在各篇中的联系，提示读者互见，十分细致。该书适合具有一定传统文化素养的大众阅读，也适合大、中学生课外阅读。
孙钦善译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注译》。注译者孙钦善为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儒藏》总编纂。注释中除注明生僻字词及人物、史实、典制、名物等具体知识外，还多方取证，据以分析文字背后的思想内容，力求做到训诂、考证和义理辨析相结合。最大特色在于注意运用材料互证，特别是运用了《论语》前后篇章互证的方法，以求准确阐明孔子的思想。该书特别适合初、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学习。（章红雨）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
“四书五经”，有多重要？
作者：安平秋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何为儒家、儒学？
对于儒家和儒学，人们常把它与释、道两家一起，列为历史上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意识。甚至在这三家里面，人们普遍认为儒家的影响更大、更深、也更广。但是在先秦时期，儒家仅仅是诸子百家里面的一家。有人对诸子百家的说法提出质疑。其实，通过考古工作，我们发现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就有很多的诸侯国。说八百诸侯，还不止，所以诸子百家也是存在的。
莲鹤方壶（春秋时期），1923年出土于河南省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 图片来源：河南博物院
到了汉代初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旨》，把儒家列为这六家里面的一家。这六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对儒家评价道：“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也就是说，儒家的内容是六艺。六艺的经传有千万数，数量非常大，一辈子也不能把它的内容搞清楚。“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它的缺点是广博但缺少要点。去学它、去做它，很辛苦但是很少见功效。
司马谈又提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已经显示出儒家对社会秩序、对家庭伦理所起的重要作用，那就是稳定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所以，汉武帝中后期的“独尊儒术”，是出于社会和政治的需要。
到了西汉宣帝的时候，宣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在汉宣帝看来，治理国家为什么非要只用德教、周政？从这句话能看出，他指的是汉代初年汉高帝刘邦并不纯用儒学，而汉宣帝本人也不纯信儒学。也就是说，尽管在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了，在后来也还有一个发展过程。随着历史长河的推进，儒家和儒家学说才越来越为统治阶级所重视。
我们今天讲的儒家，就是指由孔子所开创的这个学派。后来的许多儒家代表人物和各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普遍公认孔子的作用。韩非子提到：“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意思是，最大的儒，到了极点的，就是孔丘。东汉高诱在《淮南子·要略》篇的注释里面也说：“儒，孔子道也。”高诱认为，儒家，就是孔子的学问。刘歆的《七略》更是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个话里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就是“宪章文武”。这里的“文武”，指的就是周文王、周武王。
儒家的主张里面吸收了很多周朝的政教。所以这里说的“宪章文武”和汉宣帝提到的“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是相呼应的。这些表述都提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所以我们可以提出，所谓儒家，就是信仰、尊崇并且继承发扬孔子之道的学术流派。儒学就是专门阐发解释孔子之道的学术思想。
“四书五经”系统
历代儒家学者在传承儒家经典时，他们自己根据时代的不同，对儒家经典作了些各自的创造性的解释。到了宋明，有些儒者更是抽绎了传统儒家思想里特别具有哲理的部分，发展出了性理之学。这些作品往往被历代的目录学著作归入到子部儒家类里。随着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解释和发挥，逐渐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内涵的经典阐释系统，就是“四书五经”的系统。
“四书”的名字，到朱熹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但是从唐代韩愈、李翱以降，直至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及后来的学者就已经对此重视，并进行过阐发。朱熹总其大成，写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所谓“集注”，主要是集学者们的说法。
“五经”里面的第一部《周易》，因为程氏的《周易》理学化色彩更强，所以和朱熹的《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放在一起并行。《书集传》是朱熹授意他的学生蔡沈作的。《诗集传》是朱熹本人作的。《礼记集说》的著者陈澔是朱熹的四传弟子。《春秋胡传》作者胡安国是程颐的再传弟子。《春秋集传》的作者是张洽，是朱熹的弟子。这些“四书五经”系统的核心典籍，是“程朱”理学对经书进行理学化的成果。
如果说《十三经注疏》代表了从汉到唐的经学研究成果，是两汉以来传注体和义疏体的结合，是治经学、儒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那么，宋元人的“四书五经”注释系统，则是以理学治经的成果。用理学来治经与“十三经注疏”系统存在着明显不同：“十三经注疏”系统注重从训诂、名物、礼制等入手阐发经书中的史实和制度，而“四书五经”系统则注重在经注里面贯彻作者的天理、心性等哲学思想。
“四书五经”不完全是民间的，它成了系统之后，不仅经典化了，还官学化了。这些典籍问世后，逐渐取代古代的注疏，成为士子读书问学的首要选择。从南宋末年开始，不少围绕这些典籍进行证明、阐发的汇编体著作或衍生著作出现了。到了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朝廷下诏，“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用书。其中，“四书”用的便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五经”方面，《诗经》用朱氏的，《尚书》用蔡氏的，《周易》用程氏和朱氏两家的，《春秋》用“三传”和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在元代，“四书五经”系统的官学地位在就因此确立了。
到了明代，明成祖敕修《四书五经大全》，以此作为明代的科举用书。“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用书，又进一步促进了学者对这些核心典籍的关注。元明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汇编体的著作，例如《四书五经大全》就是这种著作。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官修的《御纂七经》，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用书，也是汇编体的著作。其中《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的宗尚、体例和《五经大全》是一致的，取材范围扩展到明代末年，时代下延了。而因为《三礼义疏》是修于清代乾隆初年，参与的人多是礼学的名家，便不再使用前面陈氏的《集说》，改用新的。因此，从明代到清代，经过《四书五经大全》和《御纂七经》这两次的编纂活动，“四书五经”系统的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作者：安平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国图名家讲座，有删改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经典铸就中华民族的入世精神
儒家经典知多少？
四经：在春秋初（孔子之前）只有四部，包括《诗》《书》《礼》《乐》四经
六经：至春秋末年孔子集历史文献之大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修《春秋》”，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系，而后形成中华民族永世不绝、亘古不易的六经
后来经典逐渐有所增减或阐释，形成——
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
九经：《诗》《书》《易》加《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十三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
四书五经：“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
经典是历史的根、文化的源、民族的魂，是人们生产生活、再造文明的精神食粮和心灵家园。认识经典的存在和价值，研习和传承好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重要途径。儒家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的许多成果。今天，我们提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事文化建设，向文化强国迈进，首先就是要从品味经典的积极入世精神入手，从这些在历史上长期流传的文化经典中，汲取前知上世、近修现世、下传后世的智慧。
□舒大刚 邱雪来
儒家经典“以史为教”积极入世
●儒家经典能成为奠定民族习性、规范文化特征的强大精神力量，不仅与经典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分不开，也因着儒家思想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
“经”是织布车上的纵线（或编联竹简的丝绳），“典”像竹编简册尊撂在案头上，“经典”则有经过整理而后形成的完备系统的要籍之意。儒家经典，在孔子之前只有四部，包括《诗》《书》《礼》《乐》四经，《左传》载“说《礼》《乐》而敦《诗》《书》”；《王制》讲“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管子》称“泽其四经”，都是春秋初以前经典的真实情况。至春秋末年孔子集历史文献之大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传”，“修《春秋》”，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系，而后形成中华民族永世不绝、亘古不朽的六经。后来经典逐渐有所增减或阐释，形成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九经（《诗》《书》《易》加《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十三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或者四书五经，“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
自孔子弟子散游四方，友教诸侯，为王者师，而后六经得到广泛传播、民众智慧大为开启，于是形成诸子游说、百家争鸣的局面。自文翁于西汉景帝末年在蜀郡开设学宫、实施七经教化，以经术通明者为官吏，而后开启“以文化人”“以文选吏”的新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后经学成为全民教化，经典遂成为觉世牖民、移风易俗、塑造人格、影响政治，进而奠定民族习性、规范文化特征的强大精神力量。
儒家经典在历史上之所以能起到这些作用，不仅与经典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分不开，也因着儒家思想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
首先，经典是历史文献，是后世考知历史的主要依据。与其他宗教经典多为教主口说开示的性质不一样，儒家经典是历史文献的结集和先贤智慧的结晶。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说明儒家六经并非只是圣心独运的空言垂教，而是依据“旧法世传之史”整理而成的“以史为教”的经典。《尚书》是尧舜夏商周文诰的汇编，《诗经》是商周朝野诗歌总集，《礼经》是三代文明制度的积淀，《乐经》是尧舜以来音乐教化集成，《易经》是伏羲以来圣贤记录已知、推导未知的经验总结，《春秋》中虽有孔子寄托的“王道”（或“王心”），但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故《庄子·天运》写道：“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如此看来，我们要讲明尧、舜、夏、商、周以及上古历史，明确古代思想学术的渊源，主要靠的就是六经，后儒所谓“六经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先秦以来儒者的共识。《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正是以史为教，以先王经验为说，以文诰、诗歌、历史、哲学、礼仪，甚至占筮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教化的宝典。故前此之历史赖之以存，后此之智慧由是而启。总书记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同理，如果没有儒家经典，哪里有持续不断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孔子以积极入世之心，将儒家经典修订成为讲明道理的主要载体。六经虽皆“旧史”，但也是先民关于天地万物和人伦社会的经验总结，其中蕴含有“先王之道”“成败之迹”，特别是经过孔子“论次”和“笔削”“阐释”后，其中的“仁义”思想和“德义”精神得到充分凸显，“经”就成了载“道”之书，也成了问“道”之津。按汉儒的观点，六经是圣人认识“道”的记录，包括天地之位、日月之行、阴阳之变，四时之运、五行之德等自然之道，也包括行政区划、君臣职守、声律历法和古今成败等王者之治。六经就是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汇。《汉书·儒林传序》也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六经成了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实现个性修养，关心社会治理的重要教材。
由于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社会功能的自我觉醒，儒家经典还成为历代儒生、儒吏甚至开明君主实施教化的主要手段。孔子主“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性本善”，荀子主“人性恶”，但都主张推行社会教化、实现移风易俗，而“礼乐政刑”与经典教育则是必由之路。无论孔子出于“学道易使”“闲邪存诚”的考虑，或是孟子出于恢复“四端”以致“良知”的诱导，或是荀子出于“化性起伪”的礼乐防设，儒家各派都不否认六经教化的作用。荀子所谓“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最后成为圣人的教育模式，仍为儒家各派所共同遵守。自从儒家经典明确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联师儒”（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以后，开明的统治者也时常提倡庠序之教，化民成俗。汉人说理重视五行（金木水火土），因为五行为事物之本、万化之源；汉人言治重视五常（仁义礼智信），因为五常为人性之本、教化之基。六经也正好具有对五行之理和五常之教的揭示与促成功能。《汉书·艺文志序》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乐经》民神同乐效果，体现了“仁”的精神；《诗经》提倡准确表达感情，体现了“义”的原则；《礼经》讲明行为规范，体现了礼制文明；《书经》的博古通今，体现了“知”的精神；《春秋》善于评断事理，体现了“信”的精神。六经是与“五行”（或“五常”）原则互相匹配的，从知识到人格，从形下到形上，进而实现了儒家经典教化的最高境界——通神达道。汉武帝“表章六经”，更进一步推动了儒学入世经世的理想变为现实，同时也迎来了中华文化第一个高峰时代的到来。
历史上，秦汉的大统一得益于《春秋》“大一统”思想，“书同文，车同轨”来自于《中庸》的启示，两汉经学、历代史学得益于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和模仿，历代礼仪等制度建设受启于儒家《礼经》的典范，中华诗国得益于《诗经》教化，宋明理学得益于“四书”的讲明，中华孝悌忠信等道德伦理得益于《孝经》的垂范，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三才、时中、常变、经权等观念，得益于《周易》《尚书》的启迪，似此之类，不一而足。从思想学术讲，中国是一个经学的国度；从社会治理讲，中国是一个文治（“以经术文饰吏事”）的国度。我们无论是研究历史、文化、文字、语言、思想、学术，还是讲明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都离不开对儒家经典入世精神的细心品味。
充分发掘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
●阅读儒家经典的过程，就是文化自觉过程；读懂儒家经典，就会增强文化自信；宣传好儒家经典，让儒学积极入世精神深入人心
从现实的需要来看，儒家经典也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据。2017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体谋划和定义了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任务和途径，其中“主要内容”明确划定“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还具体提炼了各方面的优秀内容，其所设定都是古今辉映与经相通的，如“修齐治平”出自《大学》；“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出自《周易》；“脚踏实地”虽是俗语，但宋儒李过注《周易》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即“所谓脚踏实地也”，可见也是《易》义之一。“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出自《左传》；“道法自然”出自《老子》；“天人合一”正式见于张载《正蒙》，但张氏明确说是“《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至于“讲仁爱”明见于《论语》“仁者爱人”；“重民本”出自《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守诚信”本于《论语》《中庸》；“崇正义”取自《论语》；“尚和合”出于《周易》《国语》；“求大同”正见《礼运》。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梁启超对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的提炼。“精忠报国”（又作“尽忠报国”），见于《周书·颜之仪传》《宋史·岳飞传》；“振兴中华”见于清儒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及《兴中会章程》；“崇德”（又作“据德”）出于《国语》《论语》；“向善”见于《亢仓子》；“见贤思齐”见《论语》；“孝悌忠信”见《孟子》；“礼义廉耻”见《管子》；“自强不息”见《周易》；“敬业乐群”见《礼记·学记》；“扶危济困”意蕴见于《尚书》《论语》；“见义勇为”见于《论语》；“孝老爱亲”见于《孝经》；“求同存异”见于《左传》《晏子春秋》的“和同”之辨；“和而不同”见于《论语》；“文以载道”是韩愈等人提出的创作理念；“以文化人”化用《周易》“人文化成”；“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是王维、苏轼等人的艺术造诣；“俭约自守”意蕴取于《周易》；“中和泰和”亦是《周易》。
举凡《意见》提出的30余条值得传承发展的基本内涵，都是从经典及古文献中提炼出来的，其中除个别（“道法自然”等）见诸子史文献外，其余绝大多数出于儒家经典，其中又以《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文献最多。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其实就在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之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应当从传承儒家经典入手，而儒家经典之所以跨越二千五百余年后仍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是与其人民本位、积极入世的精神分不开的。儒家经典中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价值观，其实是一套提升个人修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备理论。正如《大学》中所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很显然，在儒家思想中，个人修养的提升和修行是为了齐家。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良好的品德和思想道德修养，才能建设好自己的家庭，拥有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进而，才会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胆识。值得注意的是，修身的核心在心正。心正是身修、家齐、国治的根基。从孔子提倡仁智勇君子人格，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修养，到宋明时代的正心诚意的天理、人欲之辨，无不体现了儒家关心现实、重视修身、社会治理等积极入世精神。
儒家经典在漫长传承的历史长河中，以其人本入世风格，培植了中华历史之根、思想之源、信仰之魂。作为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承载、文化典型，具有源头活水、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现了信仰体系和价值标准，是知识和道德的统一，教育和教化的结合。我们提倡文化自信，这些儒家经典记忆是应该被唤醒的，尤其是它们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传承价值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今天复兴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从学习儒家经典入手。让儒家经典走进课堂，让儒家经典融入国家教育体系。因为阅读儒家经典的过程，就是文化自觉过程；读懂儒家经典，就会增强文化自信；宣传好儒家经典，让儒学积极入世精神深入人心；传承发展儒家经典，就可以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等精髓发扬光大。
（作者分别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院长助理）
《孟子》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宗旨宏远、逻辑清晰、气势磅礴
关于《孟子》：《孟子》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写而成记录的是有关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辩、民本、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全书分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孟子》原本不在儒家经典之列，南宋时，朱熹将其与《大学》《中庸》《论语》合称为“四书”，它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一本，约三万五千字。成为后世（如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取材依据。《孟子》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宗旨宏远、逻辑清晰、气势磅礴、语言生动，不仅使孟子在当时即享有雄辩家的盛誉，而且对后世政论、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孟子：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他继承孔子的学说，提出“仁政”、“王道”，反对“霸道”的主张。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把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政治的根本。
其他知识：①先王：古代帝王，一般特指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等几个有名的帝王。
关于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史记》等记载老子出生于陈国。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老子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以博学而闻名，孔子曾入周向他问礼。春秋末年，天下大乱，老子欲弃官归隐，遂骑青牛西行。到灵宝函谷关时，受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
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
老子传世作品《道德经》（又称《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关于《老子》：又称《道德经》，属于“三玄”（《老子》《孟子》《庄子》）之一，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
《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其他知识：①古代的车。古代车中作为载车部分的车厢，叫“舆”。“舆”的左右两边立的栏杆和木板，叫輢，车的运转部分主要包括轮和轴。轮的中心是一个有孔的圆木，叫毂，用以贯轴。车轮的边框，叫辋。连接辋和毂的是辐。车轮的辐条一般为三十根。四周的辐条都向车毂集中，这叫辐辏。车轴是一根横梁，上承车舆，两端套上车轮。轴的两端露出毂外，末端套有青铜或铁制的轴头，叫軎。轴头上有孔，用来纳“辖”，以防车轮脱落。辖一般用青铜或铁制成，呈扁平长方形，长约三四寸，俗称销子。车轴横在舆下，固定的方法是在舆的底部安上两块木头，用绳索把轴绑在上面。它的形状像个趴伏着的兔子，所以叫伏兔。②户。本义指单扇的门， 引申为房屋的出人口。一家人住在一个门内，“户”又引申为家庭单位。③室。上古宫室中供人居住睡觉的房间，在堂（上古宫室的主要部分，位于整座宫室前部正中，用于举行各种典礼、接见宾客等）之北。有户（门）与堂相通。室南墙上有牖，户偏东，牖偏西，左右对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