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吗(五行中金克木吗)

如何通过《诗经》给孩子取个好听的名字？

最近找诗经女孩给孩子取名字的人多了起来，因为家里的亲戚纷纷添了二胎。不知从何时起，取名兴起了一个复古风，从《诗经》、《楚辞》里取名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那么，取名有什么方吗？取名是否只要好听就行了？诗经女孩试着从方角度阐述一下，如何通过《诗经》这些古籍，给孩子取一个好听的又有内涵的名字来。

每个宝宝降临人间都是天使，都有出生年月日。如今我们多用阳历计算，可是在古代的时候，人们根据的立法是农历，俗称阴历。

那么，古代的人起名字，当然首先要参考的是五行八卦。其实早在西周末年，已经有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五材说”。从《国语·郑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到《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五行已经有了初始之说，在《尚书·洪范》中记载的五行已经很详尽了：“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把五行抽象起来，在战国晚期提出了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且已把胜（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整体把握的思想。

而八卦，是儒家经典《周易》中的重要概念，又称"经卦"，指的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见下图。《易传》记录“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近证认为所谓太极即宇宙，两仪指天地，四象就是四季天象；如长日照的夏季称太阳，短日照的冬季称太阴，春是少阳，秋是少阴，而八卦再分三爻，自然是指廿四节气。表面上“太极八卦图”明显是指地球自转一周年而复始。

八卦图

在东西周时期，人们除了有“名”外，还要取“字”，因此主要是以天干配五行，取出“名”和“字”来。如楚公子名壬夫，字子千辛，即以水配金，则水生于金，刚柔相济。后面年代的取名也多依照这种传统，例如南宋末年有一位才学渊博的学者名叫黄震，他的字是东发。将名、字联系起来，他的名字就将八卦与方位相对应起来。《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雷乃发声”，东发又与“万物出乎震”的意思暗合。

所以从古代人的取名字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找出一定的规律，供自己所用。这是方的第一步。

古代取名的规律我们看完了，你说我不懂五行八卦，我也不会能掐会算，这如何取名呢？不要紧，《周易》要研究明白也需要好几年，诗经女孩懂的也不多，但是你只要遵循这几个规律，基本上取得名字也差不到哪里去。

诗经女孩建议哈，孩子出生以后再取名字。好多家长孩子出生之前都已经取好了名字，也未尝不可。从古代的起名规律来说，孩子出生以后，知道了孩子的出生年月日，然后将孩子的出生日期换算成阴历，你需要了解五行八卦相生相克的情况：

八卦和五行的对应情况：

乾为金、坎为水、艮为土、震为木、巽为木、离为火、坤为土、兑为金。

五行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五行相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宋代以后取名的依据：

水生木：父名属木，则子名应属火；

火生土：父名属火，则子名应属土；

土生金：父名属土，则子名应属金；

金生水：父名属金，则子名应属水；

水生木：父名属水，则子名应属木。

八卦图

我们的生辰八字中每个要素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的一个，强则抑之，弱则补之。五行缺水，名字中就尽可能用水属性的字。五行土过旺，而缺木，就需要尽量用木属性的字来起名字。

举个栗子：

诗经女孩刚刚添了个外甥，小宝宝2020年1月2日出生，姓王，换算成阴历就是2019年腊月初八，这一天四柱是己亥年，丙子月，甲辰日，己巳时。对应的五行是土水，火水，木土，土火。可以看到，五行对应的是1木，2火，3土，0金，2水。明显五行缺金，八字偏弱，八字喜木，木就是宝宝的喜神。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已经知道取名的偏好了，那就是五行带金的字为佳。

现在网上很多免费的查五行八卦的网站，不用你知道这么多知识，软件直接告诉你命格了。

现在网上有很多《诗经》里好听的名字，那么，如何在这些名字中选取最适合孩子的哪一个呢？不仅好听，寓意好，而且符合命理的原则，要讲究步骤的：

第一，先找一些符合条件的字筛选

根据以上例子推算的宝宝的五行命理五行缺金，八字喜木。我们先找一些。比如：

五行里带金的字有：

庚、 悦、钰、新、瑜、瑞、才、诚、聪、铎、鑫、柔、彩、任、孜等

八字里带木的字有：

带草字头或者木字旁的：梅、梒、梓、梣、梦、梧、梭、梯、苼、苾、茂、茉等

这些字列出来以后，记录下来，根据诗经取名就有了针对性。

第二， 熟读《诗经》，挑选寓意美好的名字

《诗经》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名字，例如琼瑶、屠呦呦、林徽因、梁思成、王国维、傅斯年等等。我们从《诗经》里取名字就对了。

了解到孩子以上的信息后，我们先从网上看《诗经》里寓意比较好的名字，大部分总结已经很到位了，见上图。如果追求精致，那么可以仔细翻阅《诗经》，三百首诗也不算太多啦。

在翻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找一些适合男孩的寓意吉祥的名字，有针对性的记录下来。例如诗经女孩找的这些：

《诗经·周南 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诗经·卫风·淇奥 》：“有匪君子，充耳琇莹。”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诗经·周南·麟之趾》：“鳞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诗经·曹风·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隮。”

《诗经·小雅·湛露》：“其桐其椅，其实离离。”

《诗经·大雅·下武》：“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于万斯年，受天之祜。”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四方攸同，王后维翰。”

《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通过以上诗词，我们可以给小外甥取的名字有：

王蓁钰、 王桐新、 王祜任、王德年、 王荟梧、王锡麟、王思翰等。

五格之说是根据《易经》的“象”“数”理论，依据姓名的笔画数和一定的规律建立起的五格数理关系，并运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推算人生各方面运势的一种简易方法。

姓名五格原理

姓名内涵对人生命运的作用力是在不断使用中久而久之产生的。我们通过图看这五格，分别是天格、地格、人格、外格、总格。 这姓名的五格分别主环境、命运、家庭、社交以及总的结果。

我们说人的命天注定，所以天格，也就是姓，是爹妈给的，不用太在意。我们无法选择出身，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比如取个好名字，让好运伴随我们一生。所以取个好名字就很重要了。那么，这几个格都如何算呢？分别代表什么呢：

天格=姓的笔画总数+1

人格=姓+名的总笔画数

地格=名字两个字的总笔画数 （一个字、三个字的名都是如此）

外格=最后一个名字的笔画数+1

总格=姓名的总笔画数+1

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意愿，取了名字后找个评分网站测试一下，这几个格是吉是凶，本着趋吉避凶的原则，选好的名字以评分高的名字为准！

好了，到了这里，名字基本上算是取好了。你们猜，诗经女孩最终选的哪个名字，作为小外甥的名字呢？

通过以上取名的步骤和工作，相信你们对于取名有了一个主观上的感受和认识，那就是取名字是一门功夫，一门学问。古代的人为了取名研究《易经》一书，至今对于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取名中间必不可少的环节，《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等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我们对于美好的向往。

仓颉造字后，每个字便有了自己的含义。而每个人的名字，便成为行走人世间的符号。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古今中外，人其实最珍惜的还是自己的姓名。所以给孩子取个好听的有意义的名字，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费点功夫研究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你说呢？

欢迎@诗经女孩 我们一起交流取名的文化！

健康术语——五行生克

五行相生,是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递相资生、助长和促进的关系。五行相生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在五行相生关系中,任何一行都具有“生我”和“我生”两方面的关系。

《难经》将此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因此,五行相生,实际上是指五行中的某一行对其子行的资生、促进和助长。如以火为例,由于木生火,故“生我”者为木,木为火之“母”；由于火生土,故“我生”者为土,土为火之“子”。木与火是母子关系,火与土也是母子关系。

五行相克,是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递相克制、制约的关系。五行相克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在五行相克关系中,任何一行都具有“克我”和“我克”两方面的关系。

《内经》把相克关系称为“所胜”、“所不胜”关系：“克我”者为“所不胜”,“我克”者为“所胜”。因此,五行相克,实为五行中的某一行对其所胜行的克制和制约。如以木为例,由于木克土,故“我克”者为土,土为木之“所胜”；由于金克木,故“克我”者为金,金为木之“所不胜”。

（一）说明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五脏的功能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五行学说不仅用五行特性说明五脏的功能特点,而且还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来说明脏腑生理功能的内在联系,即五脏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1、以五行相生说明五脏之间的资生关系：肝生心即木生火,如肝藏血以济心,肝之疏泄以助心行血；心生脾即火生土,如心阳温煦脾土,助脾运化；

脾生肺即土生金,如脾气运化,化气以充肺；肺生肾即金生水,如肺之精津下行以滋肾精,肺气肃降以助肾纳气；肾生肝即水生木,如肾藏精以滋养肝血,肾阴资助肝阴以防肝阳上亢。

2、以五行相克说明五脏之间的制约关系：肾制约心即水克火,如肾水上济于心,可以防止心火之亢烈；心制约肺即火克金,如心火之阳热,可以抑制肺气清肃太过；

肺制约肝即金克木,如肺气清肃,可以抑制肝阳的上亢；肝制约脾即木克土,如肝气条达,可疏泄脾气之壅滞；脾制约肾即土克水,如脾气之运化水液,可防肾水泛滥。

（二）说明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五行学说,不仅可用以说明在生理情况下脏腑间的相互联系,而且也可以说明在病理情况下脏腑间的相互影响。

某脏有病可以传至他脏,他脏疾病也可以传至本脏,这种病理上的相互影响称之为传变。以五行学说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传变,可分为相生关系的传变和相克关系的传变两类。

1、相生关系的传变包括“母病及子”和“子病及母”两个方面。母病及子,即母脏之病传及子脏。如肾属水,肝属木,水能生木,故肾为母脏,肝为子脏。肾病及肝,即属母病及子。

临床常见的因肾精不足不能资助肝血而致的肝肾精血亏虚证,肾阴不足不能涵养肝木而致的肝阳上亢证,肾阳不足不能资助肝阳而致的少腹冷痛证,皆属母病及子的传变。他脏之间的母病及子传变,可以此类推。

母病及子,多见母脏不足累及子脏亏虚的母子两脏皆虚的病证。子病及母,是指疾病的传变,从子脏传及母脏。

如肝属木,心属火,木能生火,故肝为母脏,心为子脏。心病及肝,即是子病及母。临床常见的因心血不足累及肝血亏虚而致的心肝血虚证,因心火旺盛引动肝火而形成心肝火旺证,皆属子病及母。子病及母,既有子脏虚引起母脏也虚的虚证,又有子脏盛导致母脏也盛的实证。

另外还有子脏盛导致母脏虚的虚实夹杂病变,即所谓“子盗母气”,如肝火亢盛,下劫肾阴,以致肾阴亏虚的病变即是。

2、相克关系的传变包括“相乘”和“相侮”两个方面。

相乘,是相克太过致病。

引起五脏相乘的原因有二：一是某脏过盛,而致其所胜之脏受到过分克伐；二是某脏过弱,不能耐受其所不胜之脏的正常克制,从而出现相对克伐太过。

如以肝木和脾土之间的相克关系而言,相乘传变就有“木旺乘土”（即肝气乘脾）和“土虚木乘”（即脾虚肝乘）两种情况。由于肝气郁结或肝气上逆,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出现胸胁苦满、脘腹胀痛、泛酸、泄泻等表现时,称为“木旺乘土”。

反之,先有脾胃虚弱,不能耐受肝气的克伐,而出现头晕乏力、纳呆嗳气、胸胁胀满、腹痛泄泻等表现时,称为“土虚木乘”。

相侮,是反向克制致病。

形成五脏相侮亦有两种情况,即太过相侮和不及相侮。太过相侮,是指由于某脏过于亢盛,导致其所不胜无力克制而反被克的病理现象。

例如：肺金本能克制肝木,由于暴怒而致肝火亢盛,肺金不仅无力制约肝木,反遭肝火之反向克制,而出现急躁易怒,面红目赤,甚则咳逆上气,咯血等肝木反侮肺金的症状,称为“木火刑金”。

不及相侮,是指由于某脏虚损,导致其所胜之脏出现反克的病理现象。如脾土虚衰不能制约肾水,出现全身水肿,称为“土虚水侮”。

总之,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可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规律来阐释。如肝脏有病,病传至心,为母病及子；病传至肾,为子病及母；病传至脾,为乘；病传至肺,为侮。其他四脏,以此类推。

五行学说认为,按相生规律传变时,母病及子病情轻浅,子病及母病情较重,如清·徐大椿《难经经释》说：“邪挟生气而来,则虽进而易退”；“受我之气者,其力方旺,还而相克,来势必甚。”

按照相克规律传变时,相乘传变病情较深重,而相侮传变病情较轻浅。

如《难经经释》说：“所不胜,克我者也。脏气本已相制,而邪气挟其力而来,残削必甚,故为贼邪”；“所胜,我所克也。脏气既受制于我,则邪气亦不能深入,故为微邪。”

由于五行生克规律不能完全阐释五脏间复杂的生理关系,因而五脏间病变的相互影响也难完全以五行乘侮和母子相及规律来说明。

《素问·玉机真藏论》已有“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的论述。故对于疾病的五脏传变,不能完全受五行生克乘侮规律的束缚,而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把握疾病的传变。

（三）推断病情的轻重顺逆。五行学说根据五色之间的生克关系来推测病情的轻重顺逆。

由于内脏疾病及其相互关系的异常变化,皆可从面部色泽的变化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主色”和“客色”的变化,以五行的生克关系为基础,来推测病情的顺逆。“主色”是指五脏的本色,“客色”为应时之色。

“主色”胜“客色”,其病为逆；反之,“客色”胜“主色”,其病为顺。清·吴谦《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说：“肝青心赤,脾脏色黄,肺白肾黑,五脏之常。脏色为主,时色为客。春青夏赤,秋白冬黑,长夏四季色黄。常则客胜主善,主胜客恶。”

五行学说还将色诊和脉诊结合起来,即色脉合参,结合五行生克规律来推断疾病的预后。

如肝病色青而见弦脉,色脉相符；如果不得弦脉而反见浮脉,则属相胜之脉,即克色之脉,为逆,预后不佳；若得沉脉,则属相生之脉,即生色之脉,为顺,预后较好。

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所说：“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

（四）控制疾病的传变。根据五行生克乘侮理论,五脏中一脏有病,可以传及其他四脏而发生传变。

如肝有病可以影响到心、肺、脾、肾等脏。心、肺、脾、肾有病也可以影响肝脏。不同脏腑的病变,其传变规律不同。

因此,临床治疗时除对所病本脏进行治疗之外,还要依据其传变规律,治疗其他脏腑,以防止其传变。如肝气太过,或郁结或上逆,木亢则乘土,病将及脾胃,此时应在疏肝平肝的基础上预先培其脾气,使肝气得平,脾气得健,则肝病不得传于脾。

如《难经·七十七难》所说：“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这里的“实其脾气”,是指在治疗肝病的基础上佐以补脾、健脾。

疾病的传变与否,主要取决于脏气的有盛有衰。“盛则传,虚则受”,是五脏疾病传变的基本规律。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既要根据五行的生克乘侮关系掌握五脏病变的传变规律,调整太过与不及,控制其传变,防患于未然,同时又要依据具体病情辨证施治,切勿将其作为刻板公式而机械地套用。

（五）确定治则治法五行学说不仅用以说明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传变,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预防,而且还以五行相生相克规律来确定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1、依据五行相生规律确定治则和治法：临床上运用五行相生规律来治疗疾病,其基本治疗原则是补母和泻子,即“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难经·六十九难》）。

补母,是指一脏之虚证,不仅须补益本脏以使之恢复,同时还要依据五行相生的次序,补益其“母脏”,通过“相生”作用而促其恢复。补母适用于母子关系的虚证。

如肝血不足,除须用补肝血的药物（如白芍等）外,还可以用补肾益精（如何首乌等）的方法,通过“水生木”的作用促使肝血的恢复。

泻子,是指一脏之实证,不仅须泻除本脏亢盛之气,同时还可依据五行相生的次序,泻其“子脏”,通过“气舍于其所生”的机理,以泻除其“母脏”的亢盛之气。泻子适用于母子关系的实证。

如肝火炽盛,除须用清泻肝火的药物（如龙胆草、柴胡等）外,还可用清泻心火（如生地、木通等）的方法,通过“心受气于肝”,“肝气舍于心”的机理,以消除亢盛的肝火。

依据五行相生规律确定的治法,常用的有滋水涵木法、益火补土法、培土生金法和金水相生法四种。

滋水涵木法：是滋肾阴以养肝阴的治法,又称滋肾养肝法、滋补肝肾法。适用于肾阴亏损而肝阴不足,甚或肝阳上亢之证。

益火补土法：是温肾阳以补脾阳的治法,又称温肾健脾法、温补脾肾法。适用于肾阳衰微而致脾阳不振之证。

必须说明的是,按五行生克次序来说,心属火,脾属土,火不生土应当是心火不生脾土,而益火补土应当是温心阳以暖脾土。但自命门学说兴起以来,多认为命门之火具有温煦脾土的作用。

因此,目前临床上多将“益火补土”法用于肾阳（命门之火）衰微而致脾失健运之证,而少指心火与脾阳的关系。

培土生金法：是健脾生气以补益肺气的治法。主要用于脾气虚衰,生气无源,以致肺气虚弱之证,若肺气虚衰,兼见脾运不健者,亦可应用。

金水相生法：是滋养肺肾之阴的治法,亦称滋养肺肾法。主要用于肺阴亏虚,不能滋养肾阴,或肾阴亏虚,不能滋养肺阴的肺肾阴虚证。

2、依据五行相克规律确定治则和治法：临床上运用五行相克规律来治疗疾病,其基本治疗原则是抑强扶弱。

人体五脏相克关系异常而出现的相乘、相侮等病理变化的原因,不外乎“太过”和“不及”两个方面。“太过”者属强,表现为机能亢进；“不及”者属弱,表现为机能衰退。

因而治疗上须同时采取抑强扶弱的治疗原则,并侧重于制其强盛,使弱者易于恢复。若一方虽强盛而尚未发生克伐太过时,亦可利用这一治则,预先加强其所胜的力量,以阻止病情的发展。

抑强,适用于相克太过引起的相乘和相侮。如肝气横逆,乘脾犯胃,出现肝脾不调、肝胃不和之证,称为“木旺乘土”,治疗应以疏肝平肝为主。

又如木本克土,若土气壅滞,或脾胃湿热或寒湿壅脾,不但不受木之所克,反而侮木,致使肝气不得疏达,称为“土壅木郁”,治疗应以运脾祛邪除湿为主。抑其强者,则其弱者机能自然易于恢复。

扶弱,适用于相克不及引起的相乘和相侮。如脾胃虚弱,肝气乘虚而入,导致肝脾不和之证,称为“土虚木乘”或“土虚木贼”,治疗应以健脾益气为主。

又如土本制水,但由于脾气虚弱,不仅不能制水,反遭肾水之反克而出现水湿泛滥之证,称为“土虚水侮”,治疗应以健脾为主。扶助弱者,加强其力量,可以恢复脏腑的正常功能。

依据五行相克规律确定的治法,常用的有抑木扶土法、培土制水法、佐金平木法和泻南补北法四种。

抑木扶土法：是疏肝健脾或平肝和胃以治疗肝脾不和或肝气犯胃病证的治法,又称疏肝健脾法、调理肝脾法（或平肝和胃法）。适用于木旺乘土或土虚木乘之证。

临床应用时,应依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对抑木和扶土法有所侧重。如用于木旺乘土之证,则以抑木为主,扶土为辅；若用于土虚木乘之证,则应以扶土为主,抑木为辅。

培土制水法：是健脾利水以治疗水湿停聚病证的治法,又称为敦土利水法。适用于脾虚不运,水湿泛滥而致水肿胀满之证。

佐金平木法：是滋肺阴清肝火以治疗肝火犯肺病证的治法,也可称为“滋肺清肝法”。适用于肺阴不足,右降不及的肝火犯肺证。

若属肝火亢盛,左升太过,上炎侮肺,耗伤肺阴的肝火犯肺证,当清肝平木为主,兼以滋肺阴以肃降肺气为治。

泻南补北法：是泻心火补肾水以治疗心肾不交病证的治法,又称为泻火补水法、滋阴降火法。适用于肾阴不足,心火偏旺,水火不济,心肾不交之证。

因心主火,火属南方；肾主水,水属北方,故称泻南补北法。若由于心火独亢于上,不能下交于肾,则应以泻心火为主；若因肾水不足,不能上奉于心,则应以滋肾水为主。

但必须指出,肾为水火之宅,肾阴虚亦可致相火偏旺,也称为水不制火,这属于一脏本身水火阴阳的偏盛偏衰,不能与五行生克中水不克火混为一谈。

总之,根据五行相生、相克规律可以确立有效的治则和治法,指导临床用药。但在具体运用时又须分清主次,要依据双方力量的对比进行全面考虑。

或以治母为主,兼顾其子；治子为主,兼顾其母。或以抑强为主、扶弱为辅；扶弱为主,抑强为辅。如此,方能正确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治疗效果。

（六）指导针灸取穴

在针灸疗法中,针灸学家将手足十二经近手足末端的井、荥、输、经、合“五输穴”,分别配属于木、火、土、金、水五行。在治疗脏腑病证时,根据不同的病情以五行的生克规律进行选穴治疗。

如治疗肝虚证时,根据“虚则补其母”的原则,取肾经的合穴（水穴）阴谷,或本经合穴（水穴）曲泉进行治疗。若治疗肝实证,根据“实则泻其子”的原则,取心经荥穴（火穴）少府,或本经荥穴（火穴）行间治疗,以达到补虚泻实,恢复脏腑正常功能之效。

（七）指导情志疾病的治疗

人的情志活动,属五脏功能之一,而情志活动异常,又会损伤相应内脏。由于五脏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故人的情志变化也有相互抑制作用。

临床上可以运用不同情志变化的相互抑制关系来达到治疗目的。如“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就是情志病治疗中的所谓“以情胜情”之法。

1、冯克正, 傅庆升等．《诸子百家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2、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

西学｜|金克木：十字街头的象牙塔

转自：学术与社会、哲学园

古希腊雅典的一个运动场附近，有一所仿佛花园的地方。园中游径上时常出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自由自在来回散步。他身边紧跟着一些年轻人。一路上，老人口中断断续续说话，好像是随意谈天。青年们却都是聚精会神仔细听讲。有时也有问答，谈笑风生，夹着辩论，又不大像上课。不散步时，老人在附近一处房屋里静坐或是写些什么。青年们有些写字，看书，有些人谈话，讨论。有时，大家在室外或室内聚到一起，听一人讲演，或是互相论辩，不是各说各的，而是争论不休。

这样过了十几年。由于形势有变，老人不得不离开雅典，两年后病故。可是这个地方的名字Lykeion传了下来，意义改了，不是散步的地方，而是学院了。

十七世纪末期，法国巴黎新建一所讲学机构就以此为名。原来的那些走来走去在散步中讲学的人称为逍遥学派。那位老师就是世界上真正能算做伟大思想家和伟大学者的少数人之一的亚里士多德。

他实在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的初版化而为人。他讲的方方面面的学问的希腊语名称都成了后来直到现在的那门学科的欧洲语名目，尽管是内容已大有不同。

例如，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后物理学）、动物学、生理学、逻辑学等。还有他用的许多术语，如范畴、实体之类也传到现在照旧为人所用。

可惜他讲的话那时当然没有录音，他写的书和讲授提纲以及学生记的讲义、笔记都散失了一千多年，只在亚洲保存一些。到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人尽量收集，不断有人发现、整理，但已经残缺不全，而且往往分不清也断不定是不是确属他的亲笔了。

人的知识、思想是不断扩大、变化、前进的。两千几百年以前的圣人说的话自然有很多都过时了。所以这位逍遥派祖师真正留到今天还为人有意无意大量应用的主要是他关于语言思维的分析。除非你用的是非语言思维（非理性、直觉、灵感之类），你就很难逃出他设下的圈子。这就是主（语）、谓（语）、全称、偏称、肯定、否定（S、P，AEIO）等等。他开创了逻辑学，也打下了理性语法的基础。他开创了修辞学，内容自然和现在的不大一样，他讲的是哲学。

不谈这位圣人的学说，谈谈他的逍遥教学。

办学院不是他的发明。他自己就在柏拉图的学院里学习过。柏拉图的前辈苏格拉底经常教导别人，但不是办学院的。他没有留下著作。从柏拉图所写的以他为主角的对话集看来，他是随时随地和人谈话进行教学的。

和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而稍早一些，雅典等地出现了不少无定所教师，笼统称为智者。不过，当时雅典人用这名称专指那些收学费，教青年知识和思想方法，以达到能演说、善辩论目标的散居教师。这个词传到后来成为诡辩者的同义语。

本世纪的学者才为他们正名，认为这个名称的意义作为辩士还不恰当，应当尊为智者，因为他们用知识换取钱财并非耻辱，而他们所传授的知识和思想范围广泛而内容深刻，教人运用语言和思维的能力更有价值。

但是那时雅典人可不这么认为。智者们不但被人看不起，还受到迫害。有的就去外地，有的还被判死刑。连不算智者的苏格拉底也受到公审，判决死刑服毒。他们的罪名主要是不信神和引导青年入歧途。实际上这些人没有反宗教，不反对希腊的那许多神，不过他们的思想言论在一般人眼中看不惯而且觉得危险而已。智者们的著述全部失传，只留下别人传的他们的片言只语和零星理论。

他们之所以蒙受诡辩恶名，柏拉图等名人对智者的批判也起了作用。不过恐怕也不能说完全是冤案。一位著名智者留下来的一句话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抬高了人自然就会贬低了神。崇拜神的人听了这话当然不会高兴。苏格拉底自辩说是相信神的话，但他还是到处去找证明。神的话不用说句句是真理，还需要什么证明？这不是怀疑神，不信神，是什么？

话说远了。回头再谈教学形式。柏拉图在雅典郊外建立的那所花园学校的名字Academy（英）现在已经成为欧洲语中研究院的公用名。他在那里和学生一起讲授并讨论许多高深哲学问题，留下一些以苏格拉底的名义唱主角的对话集。这个闭门机构拟由哲学王管理的几何图形似的理想共和国的研究院可以说是脱离尘嚣的所谓象牙之塔。尽管柏拉图本人曾参与政治以致流放他乡，他的学校还只是专门研究学术的场所。

智者们就和他不一样。他们到处为家，谁出钱请教师，就去教谁，简直像是江湖卖艺的。可以说他们的学校是在十字街头。亚里士多德的在空地上逍遥散步教学仿佛是兼有二者的特色。到二十世纪初，印度的泰戈尔在野地上办森林学校，在树下上课。开始时仅有五个学生，包括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发展成为国际大学，就渐变为普通学校了。）这种教育形式有点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式。但泰戈尔是打算恢复古印度的老传统，与希腊无关。这就引导我们去看同一时期，即公元前六世纪以后的几百年间，是不是曾经有过世界性的同类教育潮流。

放眼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从西到东，从希腊、埃及、伊朗、印度到中国，依据我们现有的文献和文物知识，在这几百年间，世界（亚、欧、非）各地都有无定所的游方教师传播知识、思想、信仰，而且继续下来，一直和有定所的学校教育并行。在这公元前几百年的全盛期以前一定还有长期的传统。例如荷马游行各地演唱史诗就是用这种形式教育听众。不过缺少文献记载无法知道详情。忽略这一方面，只重视学校课本，也就是所谓经典，那自然会有一些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中的问题难以解决。现在不妨简略观察一下人所共知的显著情况。

在希腊西边的意大利半岛上，公元前六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后期，出现一个组织，为首的名叫毕达哥拉斯。这些人说希腊语，在各地活动，曾有一个时期在一个城邦得势掌权，使国力强盛。后来被推翻，首领失踪，从者分散各地隐蔽起来。组织形式没有了，但他们的活动并未随即停止，仍有影响而且长期流传，可以说是直到今天未断。他们自己没有文献留下来，只在同时和以后的别人的著作中保留了一些记述。这些人是游动教育集团成员，又是实际政治家、宗教活动家。通常说他们是教派或学派都不准确，不全面。他们有宗教信仰，有组织戒律，保守内部秘密。据说他们主张灵魂不灭，生死轮回流转，甚至到处都是生命的精灵，还认为有地下世界，即地狱。

说这一集团有宗教性质是不错的。但是这些人的言行在当时地中海文化里是独特的，和希腊的宗教大不相同，反而和同时期的印度次大陆上流行的许多教派很有相似之处。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行为明显是反对当时的希腊城邦实行的。他们主张和实行的是后来所谓寡头政治，既非君主，也不是，大概像是后来罗马的前后三雄统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说。据说哲学和数学这两个希腊语词是他们创始的，一直应用到现在的不少欧洲语言中。

他们认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不是太阳绕地球转。据说哥白尼承认受到这一说法的启发而研究日心说。他们分辨出了天体的视运动和真运动。他们特别看重数，说是一切出于数，因此在数学方面尤其有贡献。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即勾股定理，到现在还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是他们首创的。

他们提出并企图说明奇数、偶数、质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尝试证明几何图形和数的关系，说，点是1，线是2，平面是3，立体是4。他们还依据数考察音阶之间的关系，对于后来的音乐理论也是开创。在哲学方面，他们说，对立或相反是基本定理，列出十项，首先是有限和无限。这无限概念也是他们的创见。长期以来，这个教派或学派或游行教育集团或兼有宗教政治哲学科学理论及实践的奇特组织的来源和去路都不清楚，但讲文化历史、哲学史、科学史以至于宗教史的都少不了要提到他们。

现在看来，他们的活动正是那一时期欧、非、亚三洲的传播思想和知识的游行教育大潮的一部分。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他们的教化是面向群众，不限于一地，不拘于一格，在十字街头。但是他们的学说很专门，表面粗浅，内容深奥，只好在象牙之塔里学习研究。所以他们所建立的是十字街头上的象牙之塔。自己内部互相切磋、辩论，对于广大的听众则是传播、普及新知识、新思想，又迅速，又有效。他们是以毕达哥拉斯为首的或说是为宗师、为教祖的游行教师队伍，是兼有宗教、哲学、数学、科学、政治的理论和行动的特殊组织。

北非洲的埃及一带在古代是地中海各种文化集中、交流、传播、发展的区域，差不多延续到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公元前六世纪时也是这种情况。传说毕达哥拉斯就到过埃及。那里当然有游行教育，但详情不悉。

亚洲的波斯帝国（伊朗）占据广大地域，和希腊作战不止一次。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领希腊大军远征印度通过这里。还有希腊军曾进入境内参加内战失败后狼狈退回，其中一个将领色诺芬写出《远征记》传了下来。有武必有文。这里有所谓拜火教，拜光明，反黑暗，起源可能早，但现有文献较晚，约在公元前后。此教传入印度存到现在，信教族称为帕西人（波斯人）。其派别传入中国，变相流入民间，后来叫做明教，也许和明太祖朱元璋参加的元末农民起义军有关系。波斯人和拜火教以外，有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和犹太教。他们的经典为教所接受，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中国前汉时人说这里和中国西域邻近的国家是大宛、大夏、安息。可惜现在说不清楚公元前几百年这一带的思想知识传播情况。可是一越过冰雪（喜马）堆积（阿拉雅、阿赖耶）的喜马拉雅山脉向南到印度次大陆，这时期的情况就比较明白而且热闹了。

雪山以南有两条大河由北而南一向东一向西流入大海。在这两河及其分支流域的广大平原上散布着森林、农村、城镇。大雪山挡住了北边的寒气，所以这里气候炎热，只有雨季、寒季凉快。大约公元前六—前五世纪时，这一大片土地上出现了种种不同思想的游行教化高潮，热闹非凡。本来这里的居民中有一些自称婆罗门种姓的人，以替人家行祭祀，作法事，念经咒为业。他们拜的神多种多样，相信的是上有天界，下有地界，人死后有灵，作法事必有善报，语言、语音有特殊性能和神秘意义。经咒只有他们会念，自己内部口头传授。祭祀、作法事的复杂方式、程序也是他们内部秘传，不写下来，不教外人。到这一时期，情况发生了大变化。

有一些人进森林修道，带家庭，收徒弟，传授新的神秘道法，也不外传，仿佛是许多小集团建立自己的象牙之塔。他们自己生产，独立生活，不归属任何人。他们修的什么道也不公开，也不著书立说发表。后来渐渐有零星文献传出，称为“近坐”（upanisad），大概是师徒密谈传法的意思。陆续一篇篇传出来，有长有短，成为经典。接着有人照样写，成为一种文体，中国向来译做《奥义书》。其中最古的最为人知的“圣言”有两句，一是：“那个，你就是。”或翻译做：“你是那个（它）。”（tat tvam asi）一是：“非也。非也。”（neti，neti）对这些书里的理论和传说历来有种种不同解释。这些人的理论和实践显然和那些念经作法的婆罗门不同，可是后来被人归做一脉相传了。

又有一些人到雪山上或旷野里修炼道法，说是“热烤”（tapas），意思是修苦行。他们用种种方法磨练身体和精神。有的方法过于奇特，难以确定是神话还是事实。不过有些好像是锻炼身体和精神的方法，有系统理论解说传了下来，称为“瑜伽”，意思是联系、结合，古时意译为“相应”。不同教派各有自己的一套，名同实异。其中有静坐修炼调节呼吸的一种，仿佛中国的道家的或者禅宗的修行。形式上可以说是一类，但有根本区别。如果没有真正可靠传授，千万不可自己独学，容易“走火入魔”。瑜伽功现在还有，而且几乎传遍世界，但现代的这些不同方法和说法是不是和印度古代传统一致就难说了。这些人和那些早期念经咒做法事的婆罗门也不是一回事，可是后来被人归到一起了。

另有一些人走上十字街头，在乡村和城镇里游行讲道，公开传法授徒。有的个人独行，分散传道。有的结成团体，日渐庞大，内部又分派别。传授的思想内容高深，但能简单化传向大众。内部辩论深奥而激烈，分歧越来越大，对外宣传却常用说唱故事形式，浅显易懂。他们真正建立了十字街头的象牙之塔。据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几十种这样的派别和理论。传法人都是靠得到信徒的施舍做生活费，没有别的职业。他们用知识和思想换成物质维持生活，和古希腊的收学费的智者是同一路上的人。这些人中的两大集团至今还在。其中之一限于本土，近来才向外发展。另一个长期广泛传播、开拓、分支、发展，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国际化，成为世界一大宗教，而在本土反而消失了将近千年，很难复兴。以下稍做详谈。

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大平原上同时出现了两位伟人。一位被人称做耆那，意思是胜利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也就被人称为耆那教，一直传下来，在现在印度还有不少信徒，近来据说也开始向境外邻国传播。另一位被人称做佛陀，意思是觉悟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也就被人称为佛教，如今已传遍全世界。

两教所宣传的教义有共同之处，例如，都承认生死轮回世间是苦，要求修行达到超出生死的解脱也就是寂灭境界，都提倡出家剃发修行，放弃财产，靠乞讨生活，有组织戒律，戒杀生，不过也可以在家修行，遵守不那么严格的戒律等等。但这只是表面，实际上双方差别很大。耆那教认为世间充满可见和不可见的生命，万万不可伤害，所以至今都以戒杀为最高的第一教条。他们用的“戒杀”（ahimsa）这个梵文词在佛教里也是一个术语，中国古时翻译做“不害”，但佛教戒律里的戒杀生用的不是这个词。

这个词的英文翻译通行世界，汉译是“非暴力”，意义广泛，由宗教、道德扩大到政治。两教的戒杀相同而又不同。耆那教有“可以是论”或“也许是论”或称“非一端论”（syadvad）是独有的。佛教理论把无常、无我越讲越深，越广，也是特殊的。这仅是举例说明理论差别。耆那教对出家人严格要求一无所有，因此连身上披一块布也不行，只好。炎热地方的人穿的本来就少，古时人对于袒露也不怎么避讳，裸形修道的也不只这一派，可是教内仍有分歧，于是分为两大派。一是天衣派，原文的意思是以空间为衣。现在还有，不过不常出来传道了。一是白衣派，用白布裹身。两派后各自独立，连所传经典都分派了。佛教出家人身披袈裟，是染色的，名称原是指那种颜色。也为许多派别，传到各地各民族，也有变化。双方同有的最大变化恐怕是原来游方教化以乞讨为生，后来有了庙宇，坐受布施，逐步扩大，有学问的出家人就探讨理论，互相辩论，进行著作，分歧越多，文献也就越多了。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见什么就译什么，不怕重复，保存的比原文留下的更多。结果是高深教理从十字街头进入象牙之塔（塔本是佛教用语），最后是大堆的很少人能全读而且读懂的原书及译文，由各派教师作各种解释传授了。

雪山以北向东便到中国古时的西域现在的新疆。公元前六—前四世纪正是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黄河长江流域热闹非常。从孔子开始有了带门生周游列国讲学论政和著作的风气，出现了诸子并出即所谓百家争鸣的现象。不过跟前面所说的相比较就显出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地中海沿岸还是印度次大陆，那时的游行讲学者主要不是为政治，为参政做官，而是各有一套学说，在中国一般人看来不免是在象牙之塔里钻牛角尖。他们是以讲学授徒说话为业，著作为辅，所以对语言修辞、思维方式都很重视。尤其是在印度，教祖及门徒都重口传而轻书写。咒语更是一连串的声音不可错乱。佛经开始总是“如是我闻”。《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这和中国的以政治为先，人事为主，不能行道就由本人或门徒或托名的人用文字著述流传，不一样。文体也有差别。外国的对话像口语，论文像讲演记录。中国的除孔、孟的对话由门徒记下的是生动的口语而且往往有戏剧性以外，《庄子》里的多半是假借拟作的对话就有时显得造作、生硬。此外，署名老子、墨子、荀子、孙子等的书几乎都是文章，不注重对话。《韩非子》一开头就是“臣闻”，更是上奏章，提建议，论政策了。依我看，就现存的文献说，那一时期的中外著名作品，若论文体的精美多变，那是中国的高，若论语言的生动活泼，那是外国的强。还有，中国诸子发言立论的对象，书中所记的听的人，门徒以外多半是君侯，掌权者。外国的书中口气除对门徒、学生外多是对一般人说话。亚里士多德做过亚历山大的幼年启蒙老师，但他的书是为逍遥教学的学院学生讲的，不是为那位王爷的。柏拉图策划的理想国里，当“哲学王”的也不会是真正的君主，掌权者对于那样的国王不会有多大兴趣。佛陀的信徒中有国王，但他说法的对象不是“转轮王”。中国是帝国，有天子、诸侯。外国是一些城邦和分散的独立小国，也许是因此中国的游行教师会更多将面朝上提主张、建议，外国的游行教师更多面向普通人吧？

接下去中外历史上出现了重大的分别。

公元前四世纪以后，罗马兴起，前一世纪，前三雄中胜利的者恺撒被刺，接着他的外孙又在后三雄中成为者，建立罗马帝国，自称奥古斯都，是第一代皇帝。不久，犹太人耶稣诞生了。这就是公元第一年。耶稣成为新宗教的教主，被信徒尊为，就是救世主。犹太教徒不承认，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教日益壮大，终于得到帝国承认为国教。罗马教廷的教权随后超过了王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教权更大，一切教育文化都归教会掌管。后来许多王国中有的王权渐大，要和教权对立。十二世纪后期，巴黎的一些学术组织合力建成一所学校，就是巴黎大学的前身。一二〇〇年，法国国王宣布巴黎大学正式成立。可是没过多久，大学的领导权仍归教廷，由当时的教会管理。大学设置四科，文科是基础科，高级的是神学、医学、法学，实际上神学贯串各科，经院哲学居于统治地位。在哲学争论中不合教廷宗旨的学说和意见一概不准讲授。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有变化，大学学术开始脱离宗教管辖。

东罗马帝国虽然勉强维持到十五世纪才亡，但疆域越来越小。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先知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教后，势力迅速发展，向东传教到波斯（伊朗）全境，也传进中国，向南进入印度次大陆，向东南传到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向西包围东罗马，占领非洲的埃及和欧洲的西班牙。政教合一的称为哈里发的一代又一代教主同时掌握教育文化大权。不过内部分成了两大派。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土耳其发生革命，伊斯兰教各国才各有不同变化。他们在早期曾经吸收东罗马的希腊语文化传播到欧洲的拉丁语文化中，对文艺复兴起了作用。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不是以神的名义，而是以帝王名义直接掌管文化教育。外国尊的是神。中国尊的是圣。在诸子周游列国讲学见诸侯以前，据孟子说，殷、周已经有庠、序，也就是国立学校，但此说似乎尚未核实。春秋战国时是诸子游行无定所讲学。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天下，设博士官，收弟子，有了统一的正式官学。汉代继续设博士并成立太学即全国惟一的最高学府。规定经过推荐和考试才能入学做官，以儒家的经书为惟一必修科。最高考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本人。考生要面试，即殿试。考题是策问。考卷是对策。主题是国家大事、高深理论。“臣闻”、“臣谨对”正规化了。考试答卷要写成文章。前汉时最有名的对策是贾谊的“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治安策》和董仲舒的所谓“天人三策”。读书为了应考，应考为了做官，所以读书必须读政府所规定的经，附加读史也就是收集讲经的资料。民间读书教书的都当然以此为准则。打柴也不忘读书的朱买臣终于自学成才做了大官，后来人把他的事迹编成戏一直演到现在。这个读书、考试、做官的内容虽然历代有改变，但程序历时两千年以上毫不动摇。清朝设有翰林院，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读书写作班子。考到最高层殿试被皇帝看中录取的有希望选上翰林。但仍要按时作文给皇帝批阅。有的人被看中能入皇帝的南书房“行走”，名为陪着读书，实是得到接近皇帝的特权。期满“散馆”考试后分配官职。有人被派出去当“学政”，成为“学台大人”，代表皇帝当主考官到地方上用考试选拔人才。这一套经过长期演变而固定下来的程序是中国独有的，对中国文化思想影响之大无法估计。认为这是中国特色，因此在他拟出的“五权宪法”中有考试权，在政府五院中有“考试院”。真正重要的还不是形式而是考什么。

中国特点是考文章，而文章是直接间接对皇帝跪着说话。当然不能像贾谊那样“痛哭流涕”，只能歌颂、浮夸、说大话、讲空话、排列漂亮话。不仅考试要歌功颂德，连写信也必须在“大人阁下”之后紧接着“恭维”一通四字六字的对偶句套语，说好话歌颂并祝福对方。学会这一套很不容易。这是当秘书，古称记室或书记，是考不取的文人的出路之一。三国时陈琳，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干的职业就是这一行。若不懂这些考生、书记之类行业，恐怕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的了解难深，难全，难透彻。这种文风不足为奇，印度古诗文也有浮夸风，不在中国以下，但是连内容立意都得遵照、揣摩当时阅卷者、朝廷、皇帝的意思，这就是由考试做官决定的中国独有的特色了。这种诗文做法很快成为习惯，扩大开来，就是以“上峰”的意思为自己的意思而自己没有意思。应考、应酬所作诗文都是像秘书替主人写信、办公文一样的代笔。若有人自己有什么要写，那就只得另取体裁或则换笔调用隐语了。这也许是汉语古典文学作品风格复杂多变、典故和歧义繁多，因而难懂处超过其他语言文学的原因之一吧？

从以上所说看来，外国的教权，中国的皇权，是千百年间文化教育的主宰（近代外国又加上财权，不必多谈），有定所教育是主要形式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并不如此。权的力量无论如何广大深远，究竟是有限的，不能遍及一切，深入人心，永恒不变。所以同时照旧另有民间的种种不同的教育形式。可以说是一在上，一在下，一处显，一处隐，一是威力堂皇，一是潜力巨大。举例说，中国的最古文学结集《诗经》本来有四家传授，前汉时立于学官，应考必读，可是到了后汉，四家全亡了，反而是没有列入学官的姓毛的传授的《毛诗》独自流行到现在。再说，游行教学就从来没断，不过是口头语言占大部分，文字记录仅是留下的痕迹。例如，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都曾有过同佛教相似的托钵僧游行四方，募化，说法，所宣传的不大合乎正统规定甚至违反，可是往往被别人归入那一教的名下，而那些宗教的名称又多是教外人取的，不足为凭，所以这些人对于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一宗教的牌号是游离的。他们的水平高低不等。杰出的常是诗人，思想家，歌唱自己的创作，宣讲自己的思想。中国更有一特色。民间说唱一直未断。势力一大，官府就会采收入官，当然加以删改编订。最早是《诗经》，收罗风谣，然后是汉代乐府。官府力量来不及办这件事了，于是上层文人加以利用。《楚辞》大概就是这样编订出来的。词、曲、小说都照此轨迹演变。这一过程有利有害，不必多谈。这是广泛的民间教育行动的一种则毫无疑问。老百姓的关于三国、隋、唐等时期的历史知识是从这里来的。他们知道的曹操、诸葛亮、程咬金和历史书上不一致。曹操的白脸很难改成红脸，足见其潜力之大。差不多各国、各民族、各时期都有过这样的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的双重教育形式。仅看一面很难说明民族文化的显、隐两面，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毛病。

谈来谈去，话说回来，那位古希腊的逍遥教学的老人亚里士多德已经两千四百岁了。现在还能那样在花园里散步讲学吗？抬头一看，面前是广场，广场是一座高楼，什么十字街头，什么象牙之塔，全不见了。在愕然中，我听到了一阵笑声。不知怎么，我忽然相信，发笑的是讲《逍遥游》的庄子。他也有两千四百岁了。不过他爱说“悲夫”，怎么会笑呢？难道逍遥之中不分悲和喜吗？那又何必计较教学形式呢？

一九九八年七—八月

金克木：《金克木集》卷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