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王军营：宋代军政研究七十年丨202012-64（总第1520期）
感谢陈峰、王军营老师赐稿
文章见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4期
刊载时内容略有所改
宋代军政研究七十年
文丨陈峰 王军营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中国历史上，两宋以文盛武衰而闻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格局及特征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军政方面的根由无疑是关键所在。所谓军政，狭义为军中政事及政令，广义则包含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而国家政治牵引下的军事设计及其表现，无疑决定了国防力量的强弱走向。因此，从军政问题入手审视宋朝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海内外学界对有关宋代军政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诸多论著成果，涉及方方面面，不同程度触及到要害，故值得加以总结。
总的说来，国内在宋代军政方面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建国以后至“”期间，关注领域狭窄，仅有少量论文有所涉及；2、“”结束后至新世纪之交，研究范围逐渐拓展，涉及制度、政策、文武关系及相应的人物、事件等；3、新世纪以来，对军政诸方面问题展开综合、细致考察，研究的深度也明显加强。
港台及海外的宋代军政问题研究，因未受到政治的影响，多年来始终围绕大小具体问题而展开研究，并且议题亦多元化。但就关注范围及论著成果数量而言，却明显逊于中国大陆地区。
以下按照大的时间段梳理，将海内外的研究成就及其趋势一并加以概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期间
在此阶段，因受时事政治的影响，史学整体研究不免紧扣时代话题，故涉及宋代军政的研究也多与形势契合，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农民武装起义，以及有关王安石变法等问题。至于“”期间的学术停滞，更勿须多言。总的看来，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算多。正如王曾瑜先生对宋史研究的总体评价“中国大陆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大约十五六年间，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但总的说来，不算景气，为宋史研究支撑门面的，还是邓广铭、陈乐素、张家驹等少数知名学者，新人不多，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处于落后状态。”（《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还有学者也指出“大陆的宋代政治制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这就包括了军政制度方面。
涉及到军政问题的论文，主要有业师漆侠先生的《论王安石的保甲法》（《光明日报》1952年2月2日），在聚焦王安石变法举措的同时，对保甲组织背后的军事目的有一定的论述。还有邓广铭先生的《论赵匡胤》（《新建设》1957年第5期），对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有所论及。而其他数篇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在凸显阶级斗争的主题下，或关注到基层士兵的困苦生活状态（如吉敦谕《试论北宋中期的农民起义》，《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关履权《论两宋农民战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或认为士兵哗变的根源，在于“承继了五代跋扈大兵擅自拥立的残余遗风”（王平生《对试论北宋中期的农民起义一文的意见》，《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或探讨到弥勒教在士兵中的流传（吴天墀《北宋中期的王则起义》，《历史教学》1957年第5期）。这就初步涉及到宋代兵役制度、士兵的生存状态等方面。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历史教学》1953年第1期）一文，辨析了宋江原形及其真实事迹。何竹淇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则整理了包含宋代兵变在内的农民起义之史料。总之，建国后至“”结束前，是宋代军政研究的起步阶段，仅有若干论文问世。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主要有罗球庆先生的《北宋兵制研究》（香港《新亚学报》，1957年3卷1期），针对宋史兵志的缺憾加以重写，以北宋兵制的建立、变迁与崩溃为线索，整体考察了北宋兵制的基本问题，具有开创宋代兵制研究之功（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131页）。李丽真《宋代的兵制》（《史苑（辅大）》1974年22期）、林瑞翰《宋代兵制初探》（《宋史研究集》第十二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1年），继之而进一步细化分析。方豪《宋史》第一、二册的专门章节（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考究了宋代官制与兵制的有关内容，“初步探讨了宋代政治制度中的职官、科举、兵制、学校等单项制度，但并不深入”（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128页）。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三军大学编写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其有关宋辽金夏的内容，主要从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而对军政关系也未有深入论究。
二、改革开放后至新世纪之交
在此阶段，中国大陆学界对宋代军政问题开始步入理性探究，并由较单一的议题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取得了大量论著成果。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
其一、关于宋代军制及其与朝政关系的研究
大陆学界开始对宋代军制史研究，试图从制度层面澄清军政的基本面貌。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增订本2011年）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兵制的专著，也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考察宋代军制的著述。该著按现代军制学的原则，对宋朝统兵体制、兵种、北宋禁兵的编制、屯驻、后勤、军法及指挥等各项制度，都进行了论述，对宋代军政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与此同时，学界对北宋厢兵、禁兵的基本制度，有专文论述（张德宗《北宋的厢兵制度》，《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北宋的禁兵制度》，本社编《宋史论集》，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对宋代兵制的特点，有初步的考察（关履权《有关宋代兵制的几个问题》，关履权《两宋史论》，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对宋初的兵制状况，有较细的分析（张其凡《宋初兵制改革初探》，《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对宋代武官选任制度，有基本的介绍（苗书梅《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对南宋兵制，也有简略的叙述（杜文玉《南宋军制研究》，《渭南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此外，还有对宋代将兵驻地的考述，对宋代安抚使制度的梳理（李昌宪《宋代将兵驻地考述》，邓广铭、王云海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对宋代“蕃兵”制的考察（安国楼《论宋代“蕃兵”制》，《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等。
对于军事与朝政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则成为学者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邓广铭先生的《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是最早揭示北宋募兵制度与边防及农业生产关系的论述，切中其积弊要害。又有多篇论文探讨了与此相关的问题，如宋代募兵制产生的根源（程民生《简述宋代募兵制的根源及确立》，《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北宋募兵制固有的矛盾（程民生《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矛盾》，《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北宋养兵政策的评价（张德宗《北宋的养兵政策》，《河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北宋“冗兵”现象（王育济《北宋“冗兵”析》《文史哲》1989年第2期），等等。而对宋朝统治者在管控军队方面的策略及其效果，也成为关注的对象，如对宋初驭将政策的变化（袁征《宋初驭将政策的重要变化》，《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宋代治军政策的矛盾（罗炳良《宋代治军政策矛盾探析》，《河北学刊》1993年第2期），宋初期兵制改革的效果（李海泳《试论北宋初期兵制改革中的赵匡胤》，《殷都学刊》1999年第1期），熙丰兵制改革的目的（程民生、郑传斌《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李昌宪《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两宋之交武将与文臣控兵的交替（安栓虎《两宋之交武将的崛起与文臣控兵之反复》，《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析。
此外，就兵变问题有系列论述。如对“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问题，有学者经过辨析提出了不同的判断（顾吉辰《关干宋初“杯酒释兵权”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93年第3期；王育济《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同时，还对“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方式的理性特点,以及对宋代政治的深远影响，提出了新的见解（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第1期）。而包括兵变在内的农战史研究，虽曾延续了一段时间（姜锡东、王晓薇《漆侠先生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但对宋代兵变的认识逐步回归理性。对兵变及士卒逃亡的具体复杂背景，以及与有关政策影响的关联性，都有论文分别论述（贾大泉《论北宋的兵变》，邓广铭、程应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张志康、郑世贤《论北宋“民变”、“兵变”的社会背景》，本社编《宋史论集》，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罗炳良《宋代兵变性质之我见》，《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李华瑞《庆州兵变与王安石变法》，《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杨国宜《庆历新政时期保州兵变的评价问题》，《安徽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游彪《略论士兵逃亡与宋代财政之关系》，《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
其二、围绕宋初统一战略、守内虚外国策与重文轻武现象的研究
针对宋初统一方略，先后有多文予以研究。徐规先生等的《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宋史年会会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论述了“先南后北”战略的背景及成效。有从宋辽关系角度出发的专论，对此加以正面评价（王瑞明《赵匡胤“先南后北”的策略与民族关系》，《光明日报》1983年6月8日；任崇岳《从民族关系看赵匡胤统一全国的策略》，《中州学刊》1984年第1期）。有与后周对比的论文（李晓《王朴、周世宗、宋太祖统一战略比较》，《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指出三种不同战略的差异，而又肯定了宋初战略的优长。还有重新探讨的论文（王育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东岳论丛》1996年第1期；李华瑞《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既肯定其灵活务实，也指出“后北”不包括燕云十六州的准确含义。
对宋初立国的“守内虚外”国策及其演变，是在邓广铭先生的启发下而开展（参见漆侠《<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有初步对这一基本国策利弊的述评（郑珍平《论北宋的守内虚外国策》，《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漆侠先生的《宋太宗与守内虚外》（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则深入论述此项国策对边防观念、主和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还有从宋朝对待大理国的态度上分析了其表现（方铁《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其“守内虚外”治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有关宋代“重文轻武”现象的讨论，虽非全新话题，但事关宋朝军政关系及其时代特征，故也引起高度关注。如针对较早提出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观点，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编辑部编《学林漫录（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顾全芳《重评北宋重文轻武的历史作用》，《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陈峰的专著，则深究宋代朝政演变过程中的军政关系线索，提出“崇文抑武”的新见解（《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人民出版社修订版，2011年），并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同。
其三、有关宋代边防战略及武将人物的研究
围绕宋朝与辽、西夏、金的边防战略及举措，有许多论述。如对北宋辖区设治与戍防效果的分析（林荣贵《北宋王朝的辖区设治与戍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对北宋御边政策阶段性调整的考察（刘建丽《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对王安石御夏方略的论述（王天顺、杜建录《论王安石的御夏方略》，《中州学刊》1996年第4期），对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的探究（孙建民、顾宏义《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研究》，《齐鲁学刊》1996年第6期），对包拯防御辽夏对策的探讨（杨国宜《包拯关于辽夏问题的对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对宋哲宗朝御夏政策变化的述评，对北宋末及南宋与西夏关系的论述（李华瑞《论宋哲宗元时期对西夏的政策》，《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对南宋时期和战之争的影响，以及“绍兴和议”背后的实力对比，也有专文论及（黄山松《南宋的和战之争与“规模”说》，《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曹家齐《从宋、金国力对比看绍兴和议的签订》，《徐州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对于宋代某些武将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李华瑞《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宋金太原之战》，《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南宋吴氏世将及其与当时的政治（王智勇《吴氏世将与南宋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岳飞的军事思想（张其凡《岳飞军事思想试探》，《暨南学报》1997年第4期）。针对岳家军群体人物的专论，则揭示了南宋文官集团恢复传统以文制武体制的深刻用意（张秀平、罗炳良《岳家军群体人物研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其四、通论军事史与断代宋史涉及宋代军政方面的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出版了许多军事史通论著作，运用到现代军事学理论，其中有关宋代的内容，为研究宋代军政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如军队专家郭汝瑰牵头集体编写的六卷本《中事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其中对宋代军事的各方面内容有宏观的介绍；刘展的《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涉及到宋代的基本军制，但基本参考了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而刘庆、毛元佑所著《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综论了宋辽金夏时期军事领域的发展变化以及成就，价值较高。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与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共同编写的六卷本《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考察了古今军事组织体制、武官、后勤、兵役、军事法制等六部分内容，其中宋代军事方面的内容，大致综合了当时学界已有成果。此外，还有如《中事通史》等若干著作，亦有类似特点（罗琨、张永山《中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黄水华《中国古代兵制》，商务印书馆，1998年；编委会《中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朱绍侯《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军队专家又有点评宋代兵学时代特点的论述（毛元佑《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宋代兵学》，《中事科学》1993年第1期）。
至于一些断代宋史著作，也涉及到军政方面内容。如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瑞明《宋代政治史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而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张希清等《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对宋代重要军事机构和职官辞条，以及主要军事制度，则有较为细致的解释。
海外涉及宋代军政方面的研究，以港台地区学者居多，又以探讨制度为重点。梁天锡的专著《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对宋朝枢密院制度的沿革、组织、职掌及得失等方面，有系统的考察。此外，还有通论性的陈宝秋《中国历代兵役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赫治清、王晓卫《中国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及苏启明《中国古代兵制沿革概论以汉唐宋明四朝为比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88年第20期）等论著，都有涉及到宋代兵役诸方面、宋朝的基本军事制度等内容。赵雨乐所著《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三班官制之演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两书，分别考察了唐末至五代以来三班官制的演变过程、内诸司使职责及地位的流变，指出从内廷侍从系统到武阶官的转变，标志着君主私臣转向官僚过程的完成，体现了宋代中央集权制的特点。黄宽重的文集《南宋军政与文献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1990年），第一单元即“军政篇”，所收七篇论文都与南宋御敌与平乱有关。他还有关于南宋抗金义军及与宋廷互动关系、南宋与高丽以山城抗御蒙古军的专论（《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山城防御：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王明荪的《宋初的反战论》（《战争与中国社会之变动》，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关注于宋初反战思潮方面的讨论。
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的《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两宋史研究汇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深刻揭示了武官群体在宋代政坛地位的衰落，以及由此对朝政趋向带来的深远影响。日本小岩井弘光的《宋代兵制史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对两宋兵制一些具体方面皆有细致论述，特别是考究了前人较少关注的就粮禁军、壮城军、牢城军、南宋屯驻大军及相关军资库、剩员制等问题。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日文本，渓水社，1988年。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在细致考察南宋初期重建过程的同时，对当时各种军政势力的博弈、背景，以及国家政策如何因应边患压力而做出的调整，都有深入的探究。
三、新世纪以来研究成果
新世纪以来，对宋代军政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纵深思索期，不仅在具体制度、政策、事件、人物、群体、观念以及军政互动关系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而且将军政原则及其特点上升到治国理念的层面加以思考，从而力图在根本上破解宋朝军政与时代趋势的内在关联。
此阶段发表了远多于以往的大批新成果，其中国内情况大致如下：
其一、宋代军制及军事指挥方面的研究
从唐宋社会变迁的视角，宏观上对比考察兵制的特点及其影响，主要有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孙继民《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变化》（《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两文。前文探究了唐代兵役和兵员结构的重要变化，认为唐代兵制变化的本质是军人身份的开放性和职业化、雇佣化，并直接被宋代所继承，从侧面体现了唐宋社会的变化。后文也通过对唐宋兵制变化的考察，指出唐宋主流兵制的转变与唐宋社会变迁具有同步性。
关于枢密院制度，有多篇新探论著。其中有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了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由武臣向文臣过渡的变化趋势（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有就中晚唐至北宋初期枢密使制度的演变，细致剖析了其从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路径（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有对宋代枢密院分割相权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两宋宰相的军权始终存在并不断得到加强（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还有继续关注唐宋枢密院长官人选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系统研究唐宋枢密院的著作（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关于宋代三衙统军机构及其相关问题，范学辉有系列著述，包括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北宋三衙除授制度，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北宋三衙管军选任标准的变化，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北宋三衙的职能，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变化，宋金第二次战事中三衙诸军地位的凸显，以及南宋举荐高级武将的制度等等（《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文史哲》2002年第5期；《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论北宋三衙管军选任标准的前后变化》，《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北宋三衙职能问题试探》，《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文史哲》2005年第3期；《宋金绍兴辛巳战事新探——以南宗三衙诸军为中心》，《济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南宋“举将帅”制度试探》，《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其大著《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上下册，中华书局，2015年），又是对这一专题的总结性成果，举凡三衙的方方面面，皆有深入、系统的考察。此外，也有其他学者对宋初三朝三衙将帅出身的考察，揭示其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陈峰《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有关宋代军制的论述，成果还有更多。其中对于北宋武选官制度，有学者从唐后期到北宋演变的过程加以考察，阐述了北宋武选官的地位、特点、职责及其在分割统兵权上的效用。又通过个案探究，厘清了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等地方军政长官，到宋代演化为武官品位的过程（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从方镇牧伯到武臣阶秩——唐宋职位符号品位化的个案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5期）。对于宋太祖朝节度使的问题，有论文分析了节度使群体从分化到瓦解的过程，以及由实职向虚职的过渡转型，并揭示了其政治背景（陈峰《宋太祖朝节度使类别及其转型述论》，《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对于宋朝的厢军制度，又有专著在前人基础上系统加以论述（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关于两宋的都督府，有学者通过制度规则比较，揭示了从北宋虚名到南宋宰执兼领前线军事统帅机构的变化过程（龚延明《两宋都督府职能比较研究》，《文史哲》2018年第6期）。有结合两宋与周边的战争史实，论述了制置使承担起战略攻防的军事职能（姚建根《宋朝制置使战略攻防述论》，《史林》2005年第4期）。有对北宋前期都部署统兵制度的再认识（张邦炜、杜桂英《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针对南宋的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有专文考述了其产生的原因、职能以及影响（余蔚《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还有专著对制置使制度进行了更细的研究，包括两类制置使的区别、发展过程以及制度的外延功能（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有聚焦于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的问题，以梳理川陕战区与南宋中央的互动关系（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有对南宋再建中央宿卫体系与布局的论述，指出南宋新建的皇城司与北宋有所变化，兼有皇宫扈卫与制衡“禁旅”之职（贾连港《南宋中央宿卫体系的再建与布防格局的形成》，《文史》2018年第2期）。还有论述并比较唐宋时马政及其成效的专论（余和祥《唐宋时期的马政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从军事角度考察北宋弓箭手发展轨迹的论文（刁培俊、贾铁成《北宋弓箭手的军事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2期）；考察北宋禁军阙额的演变及其对军政的影响（何玉红、曹伟芹《禁军阙额与北宋军政》，《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论述北宋军队的拣选制度及其动态变化（游彪、张国英《北宋军队拣选制度研究》，《暨南史学（第七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专就宋代禁军诸班直中“殿前左右班”与“东西班”，予以考述的论文（王军营《宋代的“殿前左右班”与“东西班”》，《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对北宋禁军中异族兵成分、来源、规模及职能的论述（尤东进《北宋禁军中的异族兵探析》，《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4期）；对宋朝募兵制之外的配军制度的论述，对北宋厢军充当禁军后备队和“蓄水池”作用的分析（淮建利《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3期）；以及对南宋县域新型军正制度与基层治安关系的考察（廖寅《南宋新型军正制度与基层治安管理之创新》，《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等等。
关于宋朝帝王的驭将政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有进展。有论者从不同方面考述，认为“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并发挥了稳定宋初局面的作用（范学辉《“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北宋驭将政策存在的矛盾，提出了新解在权力上猜忌、防范与物质上纵容及刑罚上宽贷，意在严控将帅手脚（张明《北宋驭将政策矛盾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还有对北宋后期御将新体制的分析，认为以往“将从中御”的传统，到北宋后期已发生变化，并产生重大的影响（燕永成《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文史哲》2017年第5期）。对北宋前期宰辅与军事决策机制的关系，有专文从演变过程爬梳了调整和改革，以应对新形势（田志光《试论北宋前期宰辅军事决策机制的演变》，《史林》2011年2期）。有通过对两宋之际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变更的考察，探究了宣示即位正统性和巩固统治合法性的用意（贾连港《“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有学者就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死原的分析，揭示了地方权力增大与南宋中央集权国策的冲突的结果（何玉红《地方权威与中央控制论郑刚中之死》，《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
其二、武将群体、文武关系、军政与治国关系方面的探讨
将宋代武将作为与文臣士大夫对应的群体而加以整体考察，既有弥补以往学界缺失的意义，也对深入剖析宋朝军政关系极有裨益。陈峰关于这方面的专著，揭示了在“崇文抑武”政治导向下，北宋武将群体的来源、构成、特征与地位的沦落，以及由此对军事力量造成的消极影响（《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他又有系列论文，分别就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及其根源、北宋武将群体的整体素质及其成因、从中国古代的长时段的“将门”现象出发，考察了北宋将门的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的传统及其缘由、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及影响，以及名将郭进的事迹及结局、狄青遭遇所反映的政治动因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文史哲》2001年第1期；《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文史哲》2004年第3期；《论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的缺陷及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中州学刊》2000年第4期）。同时还结集出版了《宋代军政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还有学者也探讨了宋初大将自晦现象背后的政治原因（顾宏义、孙建民《宋初大将自晦现象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外，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探究了北宋晚期政局演变下的武将命运（罗家祥《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学术研究》2011年第11期）。王曾瑜先生的《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在探究南宋前期诸多政治与军事问题时，更深入地考察了岳飞家世生平、早期抗金事迹等方面。
对宋代文武关系的研究，较以往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有学者发表了系列论著，进一步阐释了“崇文抑武”的理念及其影响。如论证了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大影响；通过分析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由武臣向文臣过渡的变化趋势，阐明了背后存在的“以文驭武”方针的政治动因；从考察北宋政坛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入手，论述了北宋社会崇文抑武风气及价值观的流播；从北宋都部署官职的源流及其角色变迁考察了北宋之文武关系；对精于兵学而不愿从武的何去非的分析，继续阐释宋朝的时代社会风尚；还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武分途后文臣的核心政治角色及其作为，揭示了其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何去非的选择与宋朝社会时尚》，《寻根》2006年第6期；《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又有学者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对北宋“右文抑武”政策下文臣与武将的隔阂，予以论述（李贵录《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与武将的关系——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就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考察对象的专文，则论述了南宋节制武将权力并力图恢复“以文驭武”传统的事实（何玉红《武将知州与“以文驭武”——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1年4期）。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一文，从文本上分析这两句话在事实与后世塑造之间的区别，乃是宋人“本朝史观”所导致，进而指出宋太祖的说法意在建构统治秩序、平衡文武关系。宋太祖之后，宋朝才走上“崇文抑武”道路。
陈峰在以往研究宋代军政诸多问题的基础上，试图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把握宋代军政设计的要害，及其与朝政路线演进的互动关系。所出专著基于以往历代治国理念演变的脉络出发，通过对宋代重大方针、政策及相关制度的梳理，探讨了宋代治国理念的形成、发展及在实践中的调节，探讨了宋代文盛武衰时代特征的根源（陈峰等《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陈峰《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及其转变——以宋朝“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为中心》，《文史哲》2013年第3期）。又分析了宋朝主流意识观念对待战争态度及其影响，以及依赖议和方式的症结所在、保守的军事思想（陈峰《宋代统治集团以和缓战思想及其影响》，《中事科学》2008年第4期；《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还有学者关注到北宋中期兴起的文人谈兵风尚，亦从侧面印证了士大夫群体力图保持主导军政的用心（王军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刍议》，《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王曾瑜先生的《荒淫无道的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虽以宋高宗为关注对象，但对南宋高宗朝的治国路线，特别是主和方针及其与军政的互动关系，也有深入的论述。
其三、关于军法、军礼、战术与边防、战争等方面的研究
对于宋代军法的研究，有不少的成果。张明在这方面有系列论著，既有全面的梳理，也有重点考察，包括军法的实际操作、战时的军法、军事审判管辖等问题，从而展示了宋代军法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宋代军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北宋军法实际操作问题考察》，《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北宋军法基本内容考略》，《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宋代战时军法考述》，《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张明、陈峰《宋代军事审判管辖问题考论》，《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魏殿金《试析宋代配的刑罚内容》（《中国史研究》2001年4期）指出当前学界普遍所持“配即刺配，是决杖、刺面、流配三者并用的一种混合刑”的观点是一种误解。认为决杖不是配的内容，配有刺面、不刺面之分，配也非流配。配即指配军，是强制犯罪者隶属军籍，充当役卒的一种刑罚方法。又有学者从唐宋之际变迁的角度，评述了黥兵制的成因、内容与影响（夏凌《唐宋间之黥兵制及其评价》，《军事历史》2004年第5期）。还有对宋代军人刺字与罪犯对比的分析，认为军人受到歧视和身份控制，有职业化与世袭化特点，提出了募兵制度在宋代是否为主要方式的疑问（魏峰《从刺字看宋代军制》，《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
关于宋代军礼的问题，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专就讲武礼的探讨有数篇论文，其中国内首篇研究北宋讲武礼的论文，对北宋讲武礼发展过程及原因的探究，阐明了讲武礼兴废与朝政对待用兵态度变化的内在联系；又对两宋讲武礼的来龙去脉以及规则内容，有系统的阐述（陈峰、刘缙《北宋讲武礼初探》，《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陈峰《宋代讲武礼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国学学刊》2010年第1期）。又有学者对北宋讲武礼继续加以探讨，进一步从多方面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予以总结（尹承《北宋讲武礼新探》，《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也有对北宋废止皇帝“田猎”礼问题的考述，指出传统帝王“田猎”礼在北宋中叶的废除，与士大夫的价值观和抑武态度有直接关系（孙方圆《北宋废止皇帝“田猎”之礼考述》，《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还有对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的论述，亦分析了宋代武成王庙礼仪内容与地位的变化，是受到“崇文抑武”朝政路线影响的结果（陈峰、胡文宁《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初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作战中的阵法属于战术层面的技术内容，其运用与选择，会直接受到不同战略思想的左右。有学者就探究了宋太宗御制“平戎万全策”与保守防御思想的关联，揭示出其脱离实际的形式化本质。又以北宋前三朝为中心，对统治者长期重视阵法建设，并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的特殊现象进行剖析，认为主要目的在于消极防御和控制将帅（陈峰《“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陈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文史哲》2006年第6期）。专就弩机兵器的研究论文，则考述了唐宋时期弩在战场上地位的变化，指出两宋时期弩性能与受重视程度的提高，与防御型战略及军事技术进步有关（陈乐保《试论弩在唐宋间的军事地位变迁》，《史学月刊》2013年09期）。
有关宋代边防战争及与周边民族关系问题，以张希清等《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和《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两部论文集为代表性成果。两书汇集了众多相关论文，除了聚焦于“澶渊之盟”议题外，还广泛涉及到宋与辽、夏、金的互动关系，对宋代军政有多方面的新解新见。又有专就宋辽战争考论的专著，基于从宋辽军事冲突到和平交往的史实，探讨双方关系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以及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和交往事件进行了回顾和评价（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对北宋西北边防治理问题，有学者对曹玮经略西北的举措及影响有较细的考察，对熙宁年间熙河路建设成效不足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北宋前中期经略西北边疆从积极到消极、再渐趋主动的过程有所论述（汪天顺《曹玮与北宋西北边防整饬》，《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4期；《熙河开发与北宋国家统一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3期；《北宋前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6期）。黄纯艳则对宋神宗朝的边防战争有较多研究，其中对宋神宗的军事拓展追求，有深入的分析论证，揭示了当时“汉唐旧疆”的政治话语含义以及执行的指导意义；又界定并厘清了近代主权国家观念，与宋朝对交阯、西夏、高丽等朝贡间交往的本质区别；还论述了熙宁年间发生的宋朝与交趾的战争，以及前后双方交往关系（《“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宋神宗开边的战争责任与政治解说——兼谈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与现代话语》，《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有学者就宋徽宗朝收复燕云史事有考论，辨析了其中的细节与过程，以及关键人物的活动与影响（黄晓巍《宋徽宗政和年间谋辽复燕史事考论》，《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还有学者对南宋初创期围绕开封守与弃发生的争议，以及放弃开封带来的后果，有专文论述（胡文宁、陈峰《开封守弃与南宋初创期》，《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对南宋初期陕西地区发生的“王庶被拘”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陕西军政危机，亦有学者考论（王军营《南宋初期陕西军政之危机——以“王庶被拘”事件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黑水城出土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对研究宋朝西北边防乃至于兵制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先后出版的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陈瑞青《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两书，都做了细致的整理校释，并对两宋之际西北军政历史进行了一定的考究，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其四、宏观性的评价、著述及其他问题的讨论研究
围绕对宋朝“积弱”的传统评价，李裕民与李华瑞先后撰文，从不同角度予以反驳。或认为经济发展、财政收入高于唐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产生于宋代，军力虽弱但防守有余，尤其是抗击蒙古帝国数十年，故指出“积贫积弱”说影响极大，却不符合事实（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或厘清“积弱”之说源于宋代，为后世所沿用，认为宋朝“积弱”不能简单以军力强大与否而论，乃是统治者主观臆断的反映（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2013年第6期）。综论南宋军事的有粟品孝《南宋军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该著对南宋军事战争的变迁进行了全面梳理，也涉及到当时军政领域的重大问题，然旨在整体叙述历史过程。还有学者宏观概述战时状态对南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张邦炜《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1期）。
对宋代军队的后勤保障及地理条件问题，有专门的论著。如有对宋代军事后勤保障供应的全面系统研究，涉及诸如供军粮草、军服、营舍、兵器军械、战马保障以及军队服装供给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试论宋代军队的军服保障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3期）。程龙的两本专著（《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以华北战区为例》，商务印书馆，2012年；《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从军事历史地理的视角，分别探讨了北宋华北、西北战区的军粮供输问题，为深入研究北宋对辽、夏军事部署与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参考。同时，也有对南宋绍兴前期川陕地理制约下产生的军粮争论观察（何玉红《地理制约与权力博弈南宋绍兴前期川陕军粮论争》，《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对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与运作的探究，并兼论由此造成的宋元襄樊之战失利的原因（周曲洋《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的构建与运作——兼论宋元襄樊之战失利之原因》，《学术研究》2016年第3期）。此外，还有对政治中心东移后，宋金时期西北地区的地缘特点有所论述（杜文玉《宋金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其他有关宋代军政问题的研究，仍有很多。如有学者论述了起源于北宋西北平夏城的三圣神信仰，从陕西的军队保护神到南宋传播到南方的过程（王元林、孙廷林《三圣神崇拜与宋代军民的忠烈信仰》，《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有论者进一步分析北宋基层士卒变乱的原因、特征与影响（王军营《北宋基层士卒变乱刍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全面考索钩沉了宋金蒙之际山东红袄军领导人群体，分析他们对南宋、金朝和蒙古的向背态度（姜锡东《宋金蒙之际山东杨、李系红袄军领导人及其分化考论》，《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还有关注到宋朝统治者与前代不同，对待民变更多采取以招安为主的柔和应对策略，并揭示了其原因所在（何忠礼《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此外，又有多部通论性战争史著作出版，其中都有专节对宋代战争中的军政问题有所介绍（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范晓光《中国古代战争动员》，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武国卿《中国战争史》，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仍有某些著述牵扯到宋代军政的人物、活动，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道出。
海外地区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
其一、宋代军制及相关统治理念的探究
有学者从唐宋变革期的视角，以皇帝出席的田猎与讲武礼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比分析其演变过程，阐明了唐、宋两代先盛后衰趋势与秩序强弱的关系（日本丸桥充拓《唐宋变革期的军礼与秩序》，《东洋史研究》64期，2005年。笔者所据为《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刊行会《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中译本，第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又有学者从原则论和现实论两方面，论述了北宋“重内轻外”观念的成因与内涵，并认为具有德化异族的思想论意义（韩国朴志焄《北宋时期“重内轻外”观念的理想与现实论》，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还有论者继续从“唐宋变革”的角度，对宋初宦官制度的渊源、宋代改武德司为皇城司的原因，进行了钩沉（赵雨乐《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香港中华书局，2007年）；又就唐末五代阵前骑斗之风为加以考察，表明唐宋变革期战争文化发生了变化（赵雨乐《唐末五代阵前骑斗之风——唐宋变革期战争文化考析》，《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其二、关于宋代武将个案及文武关系方面的研究
对于北宋武将个案研究，何冠环用力最多。其代表性成果《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一书，为12篇论文的结集。其中4篇涉及武将群体的社会流动、内部党争与外戚背景等，其余8篇则分别为武将个案，包括功臣世胄、将门子弟、皇帝亲随、行伍、儒将及外戚等类型人物，考述详实。又专就上党李氏外戚将门家族深入考察（《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这对观察宋代武将与朝政关系的演变，提供了细致的说明。而对唐宋之际文武关系的显著转变，有专著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深究，认为这种变化体现出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上的变革（2001年布朗大学方震华的博士论文Power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A.D.875－1063），在中国大陆201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译名《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还有学者就北宋评价武人的标准，提出了再认识，通过辨析宋代轻武或抑武的说法，认为武人受到文人压抑，却仍有机会赢得社会的承认（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其三、北宋边防与战争方面的探究
这方面主要有曾瑞龙的两部专著《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前书从战略学的角度对宋辽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旨在检讨战争史上的重大议题军事灾难如何形成与应对。通过分析，指出宋军经略幽燕的失败，正由于同时在大战略、战役法和战术几个层次皆出现负面因素所致，而战略文化的失调是经略幽燕失败的核心因素。后书则尝试通过对北宋后期西北拓边战争的个案研究，揭示北宋对外政策转变的轨迹。值得一提的是，该著提出传统史籍如何诠释军事成就的指标，即后世对军事成就认同的相对性，并用“弹性战略防御”的概念阐释北宋对夏战争的特点。但是否概括全面，似仍存在商榷的余地。
其四、南宋军政问题的研究
对于南宋地方武力与民间武装的考察，以黄宽重的系列论述最为突出。其《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的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收录了九篇论文，涉及广东、福建、湖南地方军，宋廷对民间自卫武力的利用和控制，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李全与李璮父子，南宋、高丽借助山城与水寨对蒙古军的抵御等问题，旨在阐述南宋地方武力的特点与作用。又从唐宋发展的角度，通过论述弓手从军人向维护基层治安角色的转化，揭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型态的变迁（《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有学者对南宋总领所制度予以探讨，论述了其保障军队供应的职责、功能以及对民众负担的影响（雷家圣《聚敛谋国：南宋总领所研究》，台北万卷楼，2013年）。
此外，通论性的著作也有涉及到宋朝军政的方面，代表性的主要有《剑桥中国史》第5卷《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英国崔瑞德、美国史乐民著，宋燕鹏等译《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哈佛中国史》第4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德国迪特·库恩著，李文锋译《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中信出版社，2016年）以及《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事格局》（美国欧阳泰著，张孝铎译《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事格局》，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等，反映了欧美中国史研究的认识，但对宋代军政问题关注有限。
总之，七十年来学界在宋代军政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从狭隘、薄弱到理性、成长，再到蓬勃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内有关宋代军政历史的研究快速进展，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微观考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仍有诸多领域有待继续深入，对关乎宋朝时代演进的关键军政因素更须深究，正所谓学无止境，这都有赖学界同仁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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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