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出辰八字(洪秀全的生辰八字)

太平军来袭，小兵慌忙开了一炮，却扼杀了洪秀全夺天下的最后机会

自1850年金田起义以来，洪秀全的天平军一路高歌猛进，从广西一直打到了南京，兵锋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到了1856年，太平军通过西征，大幅度地扩大了太平天国的版图。同时，石达开还屡次大破曾国藩，将湘军逼入了绝境。

在这大好形势之下，太平天国内部却发生了残酷的内讧，洪秀全伙同韦昌辉屠尽东王杨秀清满门，其后石达开又杀绝了韦昌辉的全家。其后，石达开为了避免洪秀全的猜忌，带领20万精兵出走。由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再难与曾国藩争锋。

正所谓祸起于萧墙，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源于其政治结构的畸形。当时太平天国的体制乃是“洪杨”二元体。在宗教上，洪秀全是“天父的次子”，因此事天平天国的宗教领袖。而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能够以天父耶和华的名义传达命令。因此，太平天国的军政实权实际掌握在杨秀清手中。

自古以来，双头政治都是不稳定的。由于太平天国的有两个核心，因此难免内斗。而这一畸形体制的形成，与一个人的死有关，他就是西王萧朝贵。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在永安建立制度，他自立为天王，以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

与东王杨秀清一样，萧朝贵也曾是贫苦的“烧炭佬”。两人比邻而居，在鹏隘山种山烧炭，结为挚友。其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当地传教，两人遂同时加入了拜上帝教。1847年，冯云山被官府逮捕，洪秀全不知所踪。一时间，拜上帝教群龙无首，出现了一哄而散的趋势。

就在这时，年轻的杨秀清假借“天父附体”，以上帝的口吻安抚了人心。其后，萧朝贵又有样学样，成了天兄耶稣的代言人。其后，他以天兄的名义发号施令，筹集几百串钱，将冯云山救了出来。

其后，洪秀全重新回到自己信众之中，承认了杨秀清代天父、萧朝贵代天兄传言的特殊身份。就这样，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地位扶摇直上，超过“老革命”冯云山，成为拜上帝教中排名二、三位的人物。

从政治学上来说，三头政治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政治形式，而洪秀全、杨秀清和萧朝贵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三头政治。三者相互制衡，三权分立，形成一种奇妙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态势。而这种稳定的政治态势，也是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攻无不克的基础。

相比于足智多谋的杨秀清，萧朝贵是一个天生的猛将。太平天国文献《醒世文》写道：“天排西王真忠勇，冲锋破敌武略精。”作为萧朝贵的部下，李秀成曾将萧朝贵的军事才干概括为八字:“勇敢刚强，冲锋第一”。李开芳认为，萧朝贵是太平军中最会打仗的，甚至比石达开还厉害。甚至连清军也承认，萧朝贵“勇悍善斗”“遇战当先”“亲身迎斗，往来如飞”。

然而正是这种勇猛的精神，使萧朝贵中道而别。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攻湖南省会长沙。在萧朝贵的领导下，太平军几乎要攻破城池。当时，萧朝贵已经率兵占领了鳌山庙、马姓高屋等制高点，居高临下向长沙城猛轰。

为了窥探城中情况，萧朝贵带兵在在长沙外城的望楼上察看军情。当时，萧朝贵所穿的衣服非常华丽，披金戴银，非常显眼，结果不幸被清军的炮手发现。根据洪仁轩的叙述：

“又发西王大队直攻长沙，而秦日纲、陈承瑢等队陆续进发。前队正在大获胜捷，破进外城，攻围正急，而内之士民亦目见张惶搬迁。殊西王在敌楼上装束异常，窥伺城内，忽被流星炮弹中伤升天。”

就在萧朝贵探测敌情时，一发炮子击穿了萧朝贵的胸膛，瞬间陷入了昏迷。几天后，萧朝贵便因伤重而死，享年32岁。为了避免军心动摇，太平军秘不发丧，将萧朝贵暂时埋葬于老龙潭。其后，太平军撤出长沙，这才将萧朝贵战死的消息透露出来。

许多学者认为，萧朝贵的死，对于太平天国的打击非常大。因为他的战死，瞬间打破了太平天国刚刚建立的政治平衡。没有了萧朝贵的制约，杨秀清实力大增，成为了太平天国的实际掌权者。

就这样，太平天国由三头政治转化为双头政治，虽然太平军在军事上不断胜利，但政治上的矛盾却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清朝未灭而天国先亡的结局。若萧朝贵不死，太平天国的政治局势或许要更稳定一些，甚至可能持续到满清倒台。毕竟满清的腐朽程度，不下于。

可以说，清朝炮兵虽然开出的一炮，改变了太平天国的命运，也葬送了洪秀全夺取天下的最后机会。太平天国的悲剧命运，在长沙之战中已经埋了伏笔。

洪秀全与曾国藩：命运交织的两人因何分出胜负？主要是性格问题

洪秀全与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物，两人都一度在晚清历史舞台上混得风生水起，然而最终他们领导的事业却是一成一败，功业相反。洪秀全领导的天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东南半壁江山，其兴也勃焉；无奈功败垂成，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以悲剧收场，其亡也忽焉。

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是近代地方团练武装的杰出代表，在对抗太平军的过程中展现出与旧式军队不可同日而语的非凡战斗力。一成一败之间，两位领导个人素质的巨大差距显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差距并非体现在文化水平上，而是两人的性格与心态高下立判。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自事业的成败格局。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日），这一天是落第书生洪秀全的生日。他三次赴广州参加童生试的院试，不幸的是每次都名落孙山，悻悻而归。然而正是这位科场中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领导了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这场后世熟知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迅速席卷清王朝半壁江山，撼动了大清国原本相对稳固的统治根基，也彻底改变了洪秀全这位“考神弃儿”的人生际遇。

洪秀全塑像

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官录㘵村（位于广东中西部）的一个耕读世家。他7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熟读四书五经。早年的洪秀全拥有与传统社会普通士子相似的人生理想，无非日后希望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这也是全村父老对他的期望。《清史稿▪洪秀全列传》中对洪秀全早年经历的记载只一句“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以演卜游粤、湘间”。其中所谓“饮博无赖”应该并不符合事实，从洪秀全早年学习经历及家庭状况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浪荡无赖。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在学习上拥有极大上进心与极强耐力的普通书生。《清史稿》中的这句记载可以理解为正统史观下对农动领袖形象的故意歪曲。早期平静的耕读生活经历一方面给洪秀全带来了较为深厚的文化积累。另一方面，他萌生了将来通过科考考试顺利走上仕途的美好愿望，尽管这个愿望后来被证实为与现实存在不小差距的幻想。

洪秀全故居（现为博物馆）

洪秀全三次在童生试中的广州院试失败落选，此时的洪秀全可谓彻头彻尾的科场失意者。早年科场的屡屡失意实际上给洪秀全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震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强烈的自卑感，亟待依靠强势的征服与无尽的享乐来弥补心灵深处的遗憾、创伤。据太平天国自编的历史书《太平天日》记载，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科场再次失利的洪秀全大病一场，这场病持续了一月有余，他甚至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可见此时病榻之上的洪秀全几乎全然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近于心如死灰。

然而，一股强大的力量重新点燃了洪秀全内心的生活热情。病中醒来的洪秀全对旁人讲述自己做了一个关于神话的梦，梦中他飞升上天，得见上帝，于是上帝认他做次子，以“天王”的身份统摄人间，诛杀妖孽。“丁酉异梦”的神话极有可能系属洪秀全有意编造，那么一个对自己的命运丝毫不报希望的人为何要费心捏造出如此离奇的神话之梦？什么力量使他决心开始改变自己预定的人生轨迹？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青年洪秀全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翻阅了在广州应科考时徒梁发所给的《劝世良言》一书，这本宣扬教精神的小册子给洪秀全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因为《劝世良言》所传达出的不仅是天堂永生的美好境况，还有对偶像邪神崇拜的强烈反对，本质上是鼓吹对传统权威的勇敢反抗。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人相信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第三次科考失败后又大病一场，心灰意冷的洪秀全此时正需要为自己寻找这样的一条出路，或者说一股催动他改变命运的动力。只有相信这本小册子，自己“开科取士”之类的妄想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劝世良言》书影

清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在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曾麟书为当地的塾师秀才。曾国藩6岁入私塾发蒙，8岁读四书，诵五经，可谓聪颖好学。比起洪秀全的科场失意经历，曾国藩似乎在这方面顺风顺水得多。不过会试他也考了三次才通过。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终于以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成功登第，赐同进士出身。从此，他开始踏上仕途，并一步步成为朝廷倚重的地方大员。

电视剧《太平天国》曾国藩剧照

从早期经历来看，曾国藩少时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他数十年为官、施政、治军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他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研习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曾国藩少有大志，以除弊兴国为己任，他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朝廷的积弊他早有观察并立志有所改变。梁启超评价道：“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豪杰中称最愚钝……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远大坚定的志向对于曾国藩事业的成功无疑起到颇为关键的作用。

前文已经论及，洪秀全的文化素养并不算低下，而想要考察他的文化素养到底如何离不开对其存世作品做一番推究。不妨摘录两首他的亲笔诗作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首是《述志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第二首是《天父诗》（一百二十三）

几多因为一句话

五马分尸罪不赦

一言既出马难追

天法不饶怕不怕

以上作品均出自洪秀全一人之手，但两首诗风格迥异，高下立判。显然《述志诗》以豪迈的气势地表达了作者匡扶江山、改天换地的不渝之志。且对仗严整，意境壮阔，文辞工丽。对比之下，后作则充斥方言俚语，几近意境全无，文辞浅白，很难让人相信与《述志诗》出自同一人之手。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文学性较强的《述志诗》集中代表了洪秀全的文化素养。

洪秀全手迹

文学素养的形成往往需要经年累月的研习，绝非一日之功。智者出于特定目的有意“藏拙”相对于要求愚者灵光闪现要容易得多。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农民起义。起义早期，为了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用浅白易懂的文辞显然更为可行。而定都天京以后，“天王”陷于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自然无心创作。加之由其创立的伪宗教——拜上帝教在起义后期对洪秀全自己的精神世界本身也造成毒害，甚至致使其世界观出现混乱。从这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洪秀全的个人素质仅就文化素养而言并不算低。

洪秀全在性格与心理上却存在相当不容忽视的问题。他早年生活较为贫苦，加之科举考试屡屡碰壁，这些直接导致他形成了强烈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恶性发展到畸变程度就造成虚荣、尚奢侈等不良性格。1853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存在的最后十一年里，洪秀全竟然只出过一次天王府。南京修建的天王府极尽奢华之能事，劳民伤财。甚至到了太平天国大厦将倾、危如累卵的紧要关头，洪秀全依然对朝政无心过问。天王府中美女如云、夜夜笙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弥补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他要与自己的农民出身彻底决出裂。

天王宝座

曾国藩自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非常注重自我人格修养与锤炼，被盛赞为“古今第一完人”“儒学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曾国藩的修身理论主要来源于宋明理学，一方面，他早年曾经就学于晚清理学大师倭仁等人，另一方面，他早年生活的湖湘一带理学颇盛。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感染激发，认识到个人要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必须关注现实，怀抱积极入世的热情与精神。他始终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追求，实现自我意识的净化与提升。

《曾国藩家书》手迹

曾国藩的个人素质充分体现在其作品中。对于其文化素质，在其文集中不乏立意高远的锦绣文章。而其道德层面的映现，则主要可以从其家书中窥见端倪。在给曾国潢等四位弟弟的家信中有“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最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最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则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秧”，从中可见其性情为人之大略。《清史稿▪曾国藩列传》传末评价道：“国籓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

洪秀全与曾国藩个人素质之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表现为文化水平上的差异，而切在为人性情与境界之悬殊。洪秀全一旦稍得了势，便骄奢淫逸、目中无人；而曾国藩素能识人，善于交友，待人谦和温顺。洪秀全战略眼光也较曾国藩为不足，致使起义后期重大决策频频失误；曾国藩一生崇尚儒家理学思想，洪秀全虽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但后期思想发生不良转变，由于受到自创伪宗教——拜上帝教的精神毒害，其世界观逐渐出现紊乱，变得日渐迷信。洪秀全、曾国藩两人在晚清政治舞台上颇为不同的表现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深层次原因。其中，性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人领导的事业成败殊途。

1. 杨书林：《洪秀全在太平天同运动失败中的领导责任》，《领导科学》2013 年第4 期。

2. 朱东安：《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1期。

3. 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

4. [美]史景迁：《太平天国》，朱庆葆 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5. 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曾文正公嘉言钞》，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 年版。

（浩然文史·投稿作者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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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洪秀全：一个落第书生是如何走上反清之路？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1.1），于广东花县芙蓉嶂附近的福源水山谷一间 陋室。原名仁坤，小名火秀，据说因为本命八字五行缺火，后改名为秀全。一家六口，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关于谁是他的母亲，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王氏，另一种是李氏。不管哪一种说法对他今后思想的变化都不重要。出生不久，洪秀全全家迁居到官禄布村，这个村子约有四百人，生活在这里的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当时有一民谣：

“官禄怖，官禄怖，食粥送薯芋，苍蝇咬粒饭，追到新街渡。”

而洪秀全全家都是以耕种为业，家境并不好。后来，家人觉得洪秀全从小聪明，于是他父亲供他到私塾读书，希望他将来取得功名来光宗耀祖，这无疑是当时所有中国传统父母的想法。他也十分好学，“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这些著作让小小的洪秀全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然而，洪秀全读书生活并不顺利，至十六岁时，由于家里交不起学费，他只能断断续续的上过学，辍学期间为了谋生被人介绍去做了一名私塾先生，同时也开始了他的科考之路。幸运的是第一次参加考试并通过了县试，但却在复试时落榜。对于这次考试，根据洪仁玕所述：“洪秀全的家庭对他的文才抱有很高的期待。在早年，约在仅有十六岁时，洪秀全就带着实现这种期待的希望，开始参加广州的考试。县考时，秀全的名字在榜上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从来未能中秀才”。

对于坚持“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洪秀全并没有放弃科考。在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他又参加考试，结果如同上次一样，失败，回到家很伤心，大病一场，四十多天后恢复了健康，据说性格发生了变化。对于仕途的追求对当时读书人来说是共同的愿望，因为一旦成功就能改变个人命运，甚至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于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洪秀全再去广州应考。此次他不幸又落榜了，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考试。这次科考落第，他开始变了。那么他还会继续热衷于科考吗？不会，他开始思考。据洪仁玕《英杰归真》中记载，说他经过这次失败产生了对清朝统治不满情绪，同时产生反清思想。说出了“等我来开科举天下士吧”言语。这个看法很多学者认同，也有人认为他一生参加过四次科举考试，由于他多次参加科取考试，来实现作为一个传统读书人通过的方式来达到光耀祖宗目的，而这些经历中并没有产生推翻清朝的思想。这两个相反观点都有各自道理。对于这两个不同观点，我们可以细心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前者说洪秀全由于科考失利说了句“等我来开科取天下是吧”，很明显这是洪秀全在科考自后一种愤怒情绪表现，并非经过深思熟虑。对于洪秀全多次科考失利，难免会对他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说他一点对清朝没有不满情绪都没有话那肯定是不符合情理的。从此，他远离了科举考试，此时也能反映出他对科考之路已经失望了。

直到洪秀全读到《劝世良言》，整个人变了，变得有点异端，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就是在他最后一次科考结束后，得到了来自刚好在广州传教士梁发一本册子——《劝世良言》。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曾受到传教士马礼逊洗礼而入教，并成为传教士。“《劝世良言》只是一本宣传教通俗性小册子。 它并不是系统地宣讲《新约》、《旧约》 ,而只是在六十几个互不连贯的章节中 ,摘引新旧约的某些片断。 用刻板的原教旨主义词句精心地勾画诸如上帝的全能 ,罪恶和偶像崇拜的堕落 ,以及在灵魂得救或罚入地狱之间进行可怖的选择等等。”那么，对于洪秀全是在哪一年得到《劝世良言》一书，史学界一直有争论，有几种看法 ：有人认为在1834年得到梁发这本书的，而且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洪秀全当时得到这本书时，出于清政府禁止的缘故没能公开拿出来研读，但可以得知他一定是看过的，直到战争后1843年才拿出来，此前一直藏在书柜。这也可以解释他曾有过“异梦”的原因。还有人认为是1833年，1836年，1837年，1843年几种说法。其实不管他那年得到这本册子，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把这本册子认真的研读了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劝世良言》怎么到了洪秀全的手上呢？根据邹身城的研究，他认为《劝世良言》之所以恰巧到了洪秀全的手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梁发写的传道书的内容中国化了，也就是说，他选择了中国传统的材料来写的；

二、梁发的写此书的目的性很强，传教的对象与比较明确，主要重视对读书人的宣传，而且懂得读书的人的特点；

三、善于把此书直接送到读书人的手里；

四、梁发不但善于书面宣传而且也擅长口才宣传。”

看来梁发的传教术不是一般的高明，不管他哪年或者怎样得到那本书的，至少是在他失意的时候得到的。起初，他并没有对此书产生兴趣，翻翻也仍在一边。后来他的表兄李敬芳借读，认为此书不同于中国的经书，并引起了洪秀全的好奇，他研读了该书，这本书给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他改变了对传统偶像的认识，并开始信仰上帝。如《劝世良言》所述：“上古之世，不过拜山川社稷忠臣义世之偶像，则近来之世代，士农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的之意，做出无数神佛之象而拜求之，……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象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尊敬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乃合正经大道之圣理也。……所谓明白道理者，尚且如此受惑，而不能省察自知，何况那些农工商贾之人更受迷惑乎！”

当一个人受到极度打击或迷茫时，这时往往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让他从中走出来。而恰巧出现了一种新事物或新思想，那么这种新事物或新思想对他来说就是精神支柱，让他获得新生。《劝世良言》中的内容恰恰让当时屡试不第，失意迷惘的洪秀全有所安慰；让他对人生看到了新的曙光。但是不是说明这个时候他产生了反清思想呢？传统的认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标志他从事太平天国事业准备本工作的开始，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洪秀全虽然读了《劝世良言》但没有接受洗礼，他只是从中借用“上帝”这个概念来作为以后反清的一个工具；对于这两种看法王庆成进行否定，并说明了洪秀全通过读《劝世良言》从中得到了宗教的洗礼，并不能看出他有任何意味。其实这个看法是符合逻辑的。首先，说他在多次科考失败后，对科考有不满情绪，这个是有的。那么而他又在自己思想极度煎熬下研读了《劝世良言》，他只是一味投入到其中，而此书中并没有说有言语来刺激他。他那时最可能是得到了思想上或心灵上的安慰。再说梁发作为一个传教士，他的册子肯定不是叫洪秀全不要去科考，而去反抗清朝政府，显然不是的，梁发的目的不过是让当时的读书人摆脱世俗的约束而去信奉上帝，那么此时洪秀全怎么会产生反清的思想呢？他并不满足自己思想的转变，开始向周边传播自己的思想。

洪秀全走向了传教的道路。自从洪秀全得到洗礼后，他马上向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了宣讲，并使他们得信仰上帝，最终说服了家人，尤其是他的好冯云山，以及堂弟洪仁玕共同拜上帝。洪秀全有诗云：“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洪仁玕也赋诗迎合：“全能天父是为神，木刻泥团枉认真。幸赖耶稣来救世，吾洎及早脱凡尘。”当然他们也做出了一些异端反常的事情，那就是“排孔”。首先，他自己做表率“将偶像扫除，并将私塾中孔子排位弃去”。又将洪仁玕和冯云山的二人“书塾中之偶像尽行除去”。同时也连带其他偶像也弃去。此举不免引起周围的人群关注，可洪秀全在家乡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肯定，相反招来了排挤。丢了教席，于是洪秀全与冯云山二人踏上另一条传教之路。这条路是通往广西的路，这一路并不顺利。除了传教，还是传教。经过千辛万苦，到了广西。俩人不久就在赐谷村分道扬镳了，冯云山独自去往紫荆山，继续传教，而洪秀全折返广州花县。

以上我们可以知道，洪秀全从小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想通过科举考试来改自身命运，又多次科考落第，这个他很大的打击，最后从《劝世良言》中得到启发，并开始向四周传播自己的思想。所以洪秀全产生反清念头不是因多次科考落第后就马上产生了，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他从一个书生走向了传教道路的过程。最后萌发了反清的念头。

尽管洪秀全接受了教的洗礼，但是他对于拜上帝会创立只是作了思想理论基础，而实际对此做出巨大贡献者却是冯云山。

冯云山出生于1815年广东花县禾乐地，与洪秀全邻村，相距三里。“家道殷实”的家庭。对于冯云山的家境研究史学界也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家道殷实，出身在经济宽裕的家庭；另一种则是在冯云山生活完全是靠自己的劳动和教书来维持日常生活，从国内外又根据，所以由于他的出生时生活背景并不是很宽裕，那么这就影响到他的以后对起义的态度。父亲早故，从小诵读经史博览诸子百家经典，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后在本村也当了一名塾师。与洪秀全从小是同学，志趣相投，后来也接受了洪秀全的宗教思想。

冯云山在紫荆山的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创立拜上帝会，二是吸引两千余人加入了拜上帝会。我们看拜上帝会的几个问题值得探究，这个资料主要来源是瑞典人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在这个资料中首先出现拜上帝会这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这是有根据的。首先谁是拜上帝会的创建者以及创立时间问题。普遍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于洪秀全在1843年应试落第后，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后，开始信仰上帝，并说服了冯云山等人创建了该组织。而且另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相始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洪秀全接受了宗教洗礼，并也进行了传教，但是并没有产生这种组织或团体，同时后来他回到广州去了，剩下冯云山继续在传教，后者更是不符合逻辑，拜上帝会怎么与天平天国想始终，太平天国出现时，这种就不复存在了，总之，这两种说法没有确实的根据，即没有一种历史资料说洪秀全在1843年建立“拜上帝会”。

我们根究《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第六节明确记载：云山在紫荆山区数年，以巨大的热城传教，获得成功，有很多人，甚至全姓族的人，受了洗礼。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些宗教团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礼拜，很快就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于远近。而且在《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九节中记载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创立者（founder）。也很多人都承认洪秀全的优越地位，所以也可以说“拜上帝会”是由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创立的，创立时间是1846年，或者是1846年至1847年夏以前一段时间内。其次，“拜上帝会”的宗教源头，一种说法，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在宗教上对洪秀全冯云山最有关系的是梁发和罗孝全，尤其是梁发的写《劝世良言》是洪秀全宗教知识的最初的和基本的来源，《太平天国起义记》有所详细记述。还有在道光二七年（1847）洪秀全到广州向罗孝全学习其他宗教知识。所以“拜上帝会”的源头是梁发和罗孝全，这是信而有据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洪秀全或冯云山同郭士立有过接触，这对“拜上帝会”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王庆成的考证认为冯云山“拜上帝会”与郭士立有关的看法而论，只能认为是不可信，至少是根据是不足的。

.再次，“拜上帝会”的宗教要旨，拜上帝除偶像这是“拜上帝会”教义主要之点，也是入会的根本条件之一。“拜上帝会”教义的特点就是中国化了，这可以解释“拜上帝会”为什么能够得到当时老百姓的支持，原因在于洪秀全和冯云山把它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它将外国的上帝与中国的天结合起来并在“拜上帝会”的 祈祷文《天条书》中很明显，它把拜上帝的信仰与群众的日常愿望结合起来这就为它自己的发展找到而论一条途径，并为日后把群众引向为实现这些愿望而向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可以对拜上帝会初步下一个结论是冯云山是在紫荆山区创立拜上帝会，也可以这么说。冯云山是实际创立者，洪秀全是为冯云山提供了思想论。其中主要教义都是来自《劝世良言》，思想是西方宗教思想加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结合实际最终付之于实践。

在游广西和返回广州的这一路中，洪秀全写了不少的传教的文章。有《百正歌》、《改邪归正》、《劝世真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我们只要分析其中一些洪秀全这些诗歌文章就可以较清楚认识到他的思想动态。先看《百正歌》，这是在广西写于1844年的一首五百字的诗歌，全诗充满着儒家的色彩，揭露了传统社会的丑恶，同时也对当时社会进行的了评判。所以从这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知道洪秀全开始批判社会现实。再看《原道救世歌》写于1845年广州。我们先来对这篇文章做一个简单分析，首先我们从题目中可以看出洪秀全认为拯救世界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原道即天道“道之大原出于天，谨将天道觉群贤”，而且他通过诗歌的方式便于更好地进行宣传。其次这篇文章中体现出洪秀全什么的思想。

这个问题历来史学家也是众说纷纭，比如在以往很多人认为此文章中体现出了洪秀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宣扬了政治平等思想和思想。也正是由于《原道救世歌》中确实有这样一些话：“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上古中国同番国，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天上来。而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通读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它是脱胎于梁发的《劝世良言》，正如王庆成先生所说，它柔和了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换言之，奉劝世人共同信奉上帝，当然这世人包括所谓“君民”，也就是宗教面前不分贵贱，大家都可以信仰。当时宗教之外还是一样，社会制度没有变化，就如同中国古代一些皇帝信奉佛家，那是不是皇帝跟平民百姓就没有差别呢，显然不是。洪秀全这篇文章也是正是如此，不过他要大家拜上帝而不是邪神而已。根本没有体现出所谓洪秀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宣扬政治平等思想和思想，可以这么说，天平天国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这样口号，因为它本身具有阶级局限性。

很显然根本找不出这种平等思想的影子。《原道醒世训》这篇也是写于1845年，从它的思想境界来看明显要高于《原道救世歌》，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不仅写的深刻而且涉及社会的内容很多。“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批判了存在于社会中种种斗争不良现象。但是同样也没哟明确提出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还只是存在于对宗教内容进一步阐发。如同在文章最后他用一首诗总结：”上帝原来是父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异人亦族人。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对于他写的这些宣传作品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为他今后干大事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哥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洪秀全要做汉之刘邦，明之朱元璋。总之，此时的洪秀全不可能对科举才报什么希望，同时在他骨子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这种思想在的不断翻腾着，爆发时刻到了。

重游广西，走上反清。在去广西之前，洪秀全还向罗孝全要求给他洗礼结果遭拒，呆了近四个月就走向广西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此次，显然与前一次不同了，他的宗教思想理论明显更高了。而冯云山这二年多一直在紫荆山区，默默传教，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数超过两千人的组织，那就是“拜上帝会”，这个组织还在渐渐的壮大。洪秀全这时又写了一文章《原道觉世训》文中除了宣传宗教之外，更重要的提出反对所谓“阎罗妖”为各种妖魔邪神的集中代表，这篇文章很显然的可以看出洪秀全的反清的思想已经形成，并在《太平天日》里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在此之前，冯云山不幸被王作新拘捕，后被救出。这里还有小的插曲，那就是杨秀清金在冯云山被捕期间，装作发疯宣言天父上身，托言天父意。杨秀清的出身：大广西桂平县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出身贫苦的农家，以种山烧炭为生，后被冯云山介绍加入拜上帝会。那么他的此举， 对当时的稳定拜上帝教内部起了相当大作用。此后在拜上帝会中得到了重视，有幸成为了主要的领导人。这个看法得到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有人认为杨秀清假上帝附体传言之事的作用正是由于杨秀清的行为而使得拜上帝会得以团结和稳定，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王庆成先生通过分析材料得出了另一个的结论，认为拜上帝会的危机不是来源于王作新的活动，至少这没有给拜上帝会造成致命威胁，同时主要的危机时来源自拜上帝胡内部的和纠纷，主要是内部一些搞一些神灵附体之事，最终杨秀成成功了萧朝贵成功了。经过几年的传教，这时的拜上帝教会人数都具有一定规模了，洪秀全和冯云山俩人见时机已经成熟了，行动的时候到了。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到九月，各地的拜上帝会的会众纷纷汇集在金田，准备来一场大的起义。关于这场起义目前史学界还是存在许多这个问题，首先，金田起义爆发何时，那就是金田起义到底发生在何年，何月，何日，这个问题可以说在史学界争论起码将近有一个世纪了。关于金田起义具体时间历来有多种说法，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农历1851年1月11日）即洪秀全生日这天。这种说法是根据罗尔纲考证，他排除了历来十多种说法。这种说法长期被国内外研究者说接受。而且这种说法也写进了中学教科书了。但是这说法却忽略了，在各地拜上帝会会众汇集金田时，而金田已经有团营了，也就是说，团营算不算起义，如果不算，什么才算起义，如果算，那么金田先后有两次起义了，而我们今天说金田起义就应该不准确。另一种说法是有些人认为金田起义的时间不是指具体某一时间，它的发生是在大约道光三十年夏到冬十二月的一个过程，包括了一系列活动和斗争，因而我们不可能指明它只发生于某一天,故这个过程统称为金田起义。

这个看法有些保守。把一个过程称之为起义，但是这个过程包括了许多各地起义啊。并且在汇集区金田的路上与当地的团练，清军发生过冲突。这有作怎样的解释呢？我们看看对于“起义”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有两个，一是为了反抗统治而发动武装革命；另一个解释是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正义方面。而在《辞源》中解释是“仗义起义”这显然这是它的本义。根据发生在金田的起义应该是前者中的第一个解释，那么我们可以基本断定团营可以算是起义。为什么？三个因素，一是有组织，二是有目标，三是发生过斗争。而在广西紫荆山区团营中尽管金田的团营不算最早，但是金田团营具备了上面因素。既然是团营就有统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目标当然当地官僚，而且与当地清军发生过械斗，因而说在所有团营集中到金田时，金田的团营算是起义了，那么把汇集到金田之后统一起义称之为金田起义，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为了区别开来，我把汇集到金田村，并经过统一进行军事编制，最后才统一行动。这个称之为金田大起义。那么关于金田大起义时间当然是1851年1月11日，此前所有的活动都可以说是为了这次大起义做准备。还有为什么称大起义？这是有原因的：一是起义人数众多。在各地汇集到金田时人数已经达两万余人，最后增加到三万余人与清军搏斗。二是有统一组织，统一领导。来自各地零散会众到金田后都经过军事编制，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三是有统一后勤保障制度——公共共享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保障各种供给和加强会众团结稳定起了很大作用。总之，这次大起义从各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而这次大规模起义中大多数却是贫苦农民和客家人，这个主要由于当时社会背景造成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拜上帝会是反清的组织，穷苦农民具有鲜明的生活要求，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拜上帝会的主体。另一种解释是跟宗教宣传有关，正是由于宗教的宣传使得拜上帝会会贫苦农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很显然这两个认识的角度不同，前者从社会背景和农民需求出发，后者从宗教因素影响了农民，两者都具有合理性毕竟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农民始终是占主体，竟然广西的广大的贫苦农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能不起来进行反抗吗？。从广西各民族的起义中可以看出。至于客家人占多数，也有深层原因：一是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客家和外省人迁入是长期的历史现象。而迁入广西的客家人大多是贫苦农民。后来，土家和客家人之间常常发生矛盾。由于客家在心理上容易接受新宗教，所以，拜上帝会中又许多客家人信徒。当然起初很多人加入拜上帝会是由于避祸或者希求其他的希望。那么这次起义为甚爆发哪？这个问题有几个说法，一是由于清朝地方官吏对拜上帝会的压迫过甚而临时发动的。根据来源于洪仁干说法。一是认为今天起义乃预定计划而非由于激变。一种是认为洪秀全的反清思想在1847前还没有产生，真正产生在1847年后了，同时1847年后拜上帝会内部出现了一系列

问题而导致洪秀全与冯云山对发动起义有着重大影响。要说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偶然因素，总之，在当时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在加上广西各种少数民族起义和匪徒活动，在1850年广西的起义活动达到了高潮。，起义不断，天祸连连，压迫加重。根据王庆成先生的统计在广西境内及边境的起义和匪徒活动从道光八年（1828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这二十三年期间发生较大的起义和匪徒活动共有三十多次，而且都集中道光二十七年之道光三十年这四年之间，在这四年间匪徒活将近二十次。也就是说这几年是盗匪活动高峰期。其次，1846至1850年，两广地区也是水，旱，涝灾不断。而再加上地方官吏盘剥，使得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都陷入了困境。而在广西境内较大的天地会起义也常常失败。总之，当时内有政府，不断，外有帝国欺压，矛盾重重。金田大起义就在这样环境孕育而生了。金田大起义也就成为了天平天国爆发的标志。

总之这次大起义的爆发，并非偶然，除了当时社会背景为它提供了契机外，其中，洪秀全宗教思想对其形成了指导性。

一次革命必须有一个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而恰恰正是洪秀全早年与仕途无缘，才使得他思想的转变。《劝世良言》正是让他的思想得以启蒙，并从中吸取大量养分，同时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他并不满足于自己，必须传播下去，让更多人接受这个思想，从而形成一个组织那就是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实际创建者是冯云山，但并非他一个人的力量，其中洪秀全也做了相当的贡献。这个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而洪秀全思想进一步发展，最后将矛头指向了满清。洪秀全对清廷不满是有一个过程，这个也是他不断吸取力量的过程。等到实际成熟时，他们把跟各地教众汇集起来。从而爆发了一次大起义。尽管史学界对金田起义日期或者定义，都是众说纷纭，但是我认为在金田团营就是现在很多认为的金田起义，而由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领导的从各地汇集到金田统起义，我称之为金田大起义。自然这次大起义日期问题就不存在什么疑问的了。而金田大起义也就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标志也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