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中是否政治清明？
上回说到《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季节问题，对“清明”的另一种解释是政治清明。鉴定专家史树青认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指政治清明。”河南大学周宝珠教授也认为《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
曹星原在《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一书中认为，《清明上河图》并不是要表现大宋宣和年间繁花似锦的清明节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间因王安石变导致的社会紧张感与“同舟共济”的协作。这幅画的中心部分表现的是当一条船正在逆流通过虹桥时，在急流中失控。但是无论是桥上、河边的过往行人，还是船上的男女老少，众人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努力控制局面。与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宋徽宗年间不同，本书认为此画的创作时间是在宋神宗统治期间，并进一步确定是存1075至1076年间。
曹星原推测，《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动机与郑侠向神宗呈《流民图》有关。熙宁七年(1074)，神宗皇帝收到《流民图》，第二天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但事过之后，神宗痛定思痛，召来王安石询问，究竟是什么人在郑侠背后唆使这个小吏如此胆大妄为。神宗决定要找出郑侠的后台，以便加倍严厉打击反对变法的人和对变法持有异议的人。冯京等老臣相继受到郑侠一事的牵连，郑侠本人则被流放同福建。王安石怀疑是向经、曹佾所为，受此牵连，身为国丈的向经被贬职“出知青州”，受此打击，向经不久即病逝。曹星原认为，《清明上河图》的成画时间极有可能在向经赴任青州之后。或许向氏家族深深感到图像的功能被小吏郑侠在神宗而前运用到出神入化、颠覆乾坤的地步，向皇后为首的向家找到张择端，请他以委婉的图像方式作《清明上河图》，以此一方面安慰神宗，另一方面向他证明京城的经济和物资丰盛依然如故，虽有贫富差距和新法所带来的弊病，但是宋朝在神宗的统治下依然是一个清明世界。同时，向氏家族也以这件作品澄清自己与郑侠毫无瓜葛。更重要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船上包括妇孺在内的全体人员在危难中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帮助神宗渡过难关，表达了对神宗治世、惜民思想的赞美。
还有学者认为，与“政治清明”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图》中暗藏着作者的苦心和种种不为人知的玄机，这位充满儒家思想情怀的宫廷画家其实是在警示宋徽宗，繁华中的开封城内外正在发生些什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在《<清明上河图>的黑色幽默》（《人民日报》2016年4月3日）中指出，他通过研究《清明上河图》，发现整个开封城竟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城市管理失控。而图中所反映的吏治之松和军纪之散，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北宋清明节期间，朝廷给官员们放假3天。他们一个个在街上懒懒散散、溜溜达达，各显其态，侍从们前呼后拥，不亦乐乎。
递铺衙门口9名士卒或坐或躺军容不整，两只公文箱闲放两旁，这是一个负责传递朝廷文件的递铺，府中长官本应带队将公文及时送到下一站，可快到晌午长官仍未露面，衙门空敞却无人敢扰，可见北宋官府效率之低下。
比如，开封城内外有120个坊，按照北宋的消防法律，每一坊应有一座望火楼和一队消防兵。画中有一座用青砖砌起来的望火楼，但已被截去高层，改造成供休憩用的凉亭，里面摆上了小桌小凳，望火楼下面的两排兵营也已改成饭铺和茶肆。
正店右侧的临街小屋原为军巡捕屋，相当于消防站，现已改为军酒转运站，屋内扑火用的三杆麻杆皆已废弃，屋前八只木桶原为消防存水之用，此时已变身酒桶。三个御林禁军是奉命前来押送军酒的，临行前例行检查武器，戴着护腕的壮汉正拉弓试弦，本应守卫城门的军卒只能在运酒时提起精神。两辆四拉马车飞驰而来，他们拐弯还不减速，挑担的路人赶紧放下担子，闪在一边，如此下去，似乎又要爆发险情。原来他们也是禁军士卒，和\"孙记正店\"旁军巡铺屋拉弓的几个士兵是一伙的，他们驾着马车经过这个十字路口左拐到那里去搬运酒桶，馋酒已经馋得不顾一切了。
在河中，没有一艘巡江的消防船。图中也没有督粮官，大量的官船和本来用作采购600万石官粮的费用用于采运花石纲，私家漕船则趁机纷纷将私粮运抵开封，准备控制都城的粮市。据文献记载，几年后，开封的粮价便上涨了4倍。
余辉认为，早年生活在市井、后供奉在朝的张择端正是想把北宋而临的危机通过画作表达出来，这个时候距离北宋灭亡尚有20余年，如果徽宗尚有警觉的话，引以为戒，励精图治，有望守住大宋江山。然而，此时的徽宗已经接受了蔡京、童贯之流给他设定的坐享“丰亨豫大”之计，不愿理会画中描绘的一系列不祥之兆，他仅仅是认同张择端的写实技艺，写上题签、盖上双龙印就将《清明上河图》转赠给外戚向氏了。历史给予宋徽宗的一次重要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
这个明朝国丈很无耻，巨有钱不肯捐，国破后又卖主求荣
外戚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势力，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哪个家的女儿成为皇后，那么他的家族就发达了，比如汉朝的时候，外戚的势力一度可以达到控制朝政的实力，王莽就是一个典型的外戚，不但专权，还篡夺了东汉建立新朝。
所以后来的历朝历代，都对外戚这个势力进行防范。但是外戚这由于是攀附皇权，所以即使对他限制，他依然可以获得一些权力，这个就是狐假虎威的威力。
明朝建立以后，更是对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进行了限制，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干涉朝政，而对于选妃这个环节，朱元璋规定必须从小门小户的这种家庭里面去选择，这样，外戚就没有深厚的家底去干涉朝政。
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戚的势力的扩张，由于这些小门小户，家里面出来的人，对于国政方面的认知不够，所以导致皇后在关键时刻无法应对突况。
如明朝末年最后一个国丈周奎就是这样的例子，崇祯还是藩王的时候就娶了周奎的女儿为正妃，天启皇帝死后，崇祯被推荐当皇帝，周氏被封为皇后，崇祯对自己的岳父也不错，封他为嘉定伯，很多田地和房产，可以说对周奎不薄，而周奎也借助国丈的身份经商，据说陈圆圆就出自他的戏团。
今天皇帝为了防止自己的妃子和皇后的父亲为非作歹，崇祯把他们叫在一起，告诫他们，作为外戚的榜样，一定要对自己的行为自律，不要做违法的事情，而这个周奎就当作耳旁风。
皇帝对周魁不错，按照道理，周奎应该誓死报效国家，但是当敌人人来的时候，作为国丈的周奎，却做了两件不齿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明朝的军队在跟李自成的军队进行对抗的时候，由于连年灾害，国家税收很少，导致前方的粮草短缺，战斗力下降。
于是崇祯就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大臣和皇亲国戚捐款，来支援前线的战斗。为了能够得更多的捐款。崇祯皇帝首先找到了周奎，让他带头多捐一点，没想到这个周奎是个吝啬鬼，在崇祯皇帝面前哭穷，说家里面非常的穷，拿不出钱来。周皇后看自己父亲所作所为，就自己筹集了5000白银，让自己的父亲都可以捐给国家。没想到周奎雁过拔毛，自己又留了2000两了，只捐了3000两，周奎还把把自己的屋顶弄得很破旧穿，带补丁的衣服上朝，那大臣看国丈都如此，也纷纷有样学样，结果崇祯皇帝，只募捐到了20万两。最后李自成攻进北京，在刘宗敏的审问下，周奎被拷打的几乎要没命了，上缴了50多万两，而刘宗敏又在他家里搜出20多万两的家产。明朝如果在，周奎可能只需要捐几万呢，明朝灭亡，周奎几乎全部家产都没有了，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情就是出卖太子朱慈烺，周奎的生死在明史中并没有说明，但是在清朝的史书，还有一些笔记中，周奎是活了下来，还做了清朝的走狗，李自成兵败逃出北京城，并没有杀三个皇子，这三个皇子在兵荒马乱中走散，太子朱慈烺找到周奎要求庇护，没想到周奎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第二天就出卖了朱慈烺，把朱慈烺献给了清朝，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说这个朱慈烺是假冒的，并且把证明太子不是假冒的15个人也全部杀死，周奎这个时候出来说太子是假的，还获得了多尔衮的赏赐。
周奎这样卖主求荣的行为，比吴三桂之流更加无耻，本质上比吴三桂等人更坏，破坏力更强。
名气最大的四位“国丈”：有两个谋朝篡位成功另外两个比窦娥还冤
看演义小说，里面的国丈和国舅几乎就没好人，几乎个个都想谋朝篡位，而他们谋朝篡位的准备工作，就是残害忠良，这里面一般都是国丈主谋、国舅帮凶。但是细看史书，就会发现有些国丈国舅确实有点不厚道，挑有名的说，就真有两大国丈谋朝篡位成功了（其中有一个应该算国舅成功了），而另外两个，不但没当过一天国丈（四个“国丈”都没当过太师），而且还是当时大大的忠臣，被写成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奸臣，可真就比窦娥还冤了。
咱们先来说说那两个比窦娥还冤的国丈，他们都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太师，最有名的而又被人们恨得咬牙切齿的，是潘太师潘洪潘仁美和庞太师庞籍。
在小说中，潘洪潘仁美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上级兼杨家将死对头，老令公和七郎八虎大半折损，都是老贼潘洪造的孽。这个潘洪当然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潘美潘仲询，也确实应该为杨业（杨继业）之死负一点责任，所以后来才有了“潘杨不通婚”的规矩。但事实上潘美只能为杨业之死负次要责任，罪魁祸首姓王名叫王侁，要是真的秋后算账，也应该是“王杨不通婚”才对。
潘美当然没当过什么太师，也不是什么国丈，因为无论是宋太祖赵匡胤还是宋太宗赵光义，都没娶过姓潘的女子为后妃，潘美当然也没当过太师，他的生前官职和爵位最大的时候是检校太傅，忠武军节度使、韩国公，因为杨业之死，被降职为检校太保，后来慢慢回升当了同平章事。无论是检校还是同平章事，都是虚衔（检校就是非正式，同平章事位在两省丞相之下，宋孝宗时期干脆取消了）。
读过宋史的读者都知道，杨业孤军深入是被监军王侁挤兑的，而误判杨业已经打了胜仗并正在乘胜追击，所以坚决下令撤兵离开的，还是监军王侁。潘美曾经阻止杨业孤军深入，也曾建议不要撤伏（当时的约定是杨业把辽兵带进包围圈），但是他说的不算，要怪就怪赵匡胤对边将的狐疑，总是派一个心腹当监军——这心腹一般都只会拍马屁好大喜功却多半是军事白痴，有这样的白痴当一把手，潘美杨业也只能逆来顺受。
有熟读宋史的读者会提出质疑：潘美不是把自己的八女儿嫁给宋真宗赵恒了吗？但是我们要知道，潘八女在赵恒当皇帝之前就去世了，章怀皇后的称号是后来追封的，而潘美在宋太宗淳化二年就病逝了。
与潘美齐名的坏人国丈太师，那就要数庞籍了，这个庞籍有时候也被叫做庞文，是一个“比潘仁美还坏”的太师国丈，而且战斗力也特别强悍，几乎跟所有的忠臣做过对：杨家将、呼家将、八贤王、包拯、寇准，都是“太是庞籍”“国丈庞文”要干掉的对象，而且是一直在谋反，从来未成功。可是翻遍了宋真宗赵恒和宋仁宗赵祯的家谱，却没找到一个姓庞的，所以庞籍先生可是连一天国丈都没当过。
庞籍当然也没当过太师，他最高的官爵是枢密使太子太保颖国公，跟韩琦范仲淹是好朋友，也是提拔司马光狄青的伯乐。庞籍在赵德芳（传说中的八贤王）死了七年后才出生，比包拯大十一岁，比寇准小二十七岁，庞籍跟包拯一样，都当过龙图阁直学士，也有资格被称为庞龙图，而且连宋仁宗也承认，狄青之所以能够在抗击西夏的战争中屡建奇功，都是庞籍的功劳：“青破贼，卿之力也。”
既然名将名臣潘美和庞籍既不是国丈也不是太师更不是奸臣，但为什么演义小说要把他们描绘成人人得而诛之的“坏国丈”呢？细想起来，那是他们替另外两个“国丈”背了黑锅，但是那两位国丈基本上都谋朝篡位成功了，一个成了魏武帝，一个成了隋文帝，于是他们的国丈身份就被刻意抹去了。魏武帝曹操曾经把三个女儿一股脑塞给汉献帝刘协，其中曹节当了正宫皇后；而隋文帝杨坚的女儿杨丽华，那可是北周的皇后、皇太后。
两个谋朝篡位的国丈，一个是一代枭雄，一个是“开国明君”，所以是不是国丈已经不打紧了。但是他们为“国丈篡位”树立了标杆，所以后来人在描写奸臣的时候，一定要把奸臣的女儿塞到皇帝身下，而原本是忠臣良将的潘美和庞籍，却屈辱地跟着背了黑锅。至于真正谋朝篡位成功的国丈，后世文人艺人本着“子不言父过臣不论君非”的原则，是不可以随意批评的，免得被说成含沙射影。而且还有一帮饱学鸿儒利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君王排出的废气都是香的……
「历史上的监察官」包拯：开封有个包青天
编者按：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出了一批清廉耿介、刚正不阿、敢于纠弹权奸、严惩贪官污吏的监察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推出《历史上的监察官》系列文章，带您走近那些历史上的监察官，讲述他们的故事，领略他们的风采。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包拯以其清廉公正，铁面无私而留名青史，民间关于包公的戏曲、故事、传说不计其数，可见百姓对包拯的爱戴。
铁面执法 六弹权贵
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包拯在安徽庐州出生，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登进士第。为官期间，包拯累迁监察御史。在担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包拯严查贪官污吏，肃正纲纪。在宋仁宗赵祯面前，他能冒犯威严，大胆给领导“提意见”。被包拯弹劾的官员不知其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包拯六次上奏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
宋仁宗的爱妃张贵妃出身普通，然而容貌出众，宋仁宗对其宠爱有加。张贵妃的娘家人大多没什么大出息，唯一有希望的是其伯父张尧佐，其在基层担任过宪州、筠州推官等小官。为了让娘家人能够出人头地，张贵妃在仁宗旁不时吹吹枕头风。仁宗爱屋及乌，这样张尧佐就被一路火箭提拔，担任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掌管部分财政工作。不久，他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再后来一路向上，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并最终担任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工作。一年多次晋升，造成很多官员的不满和反对。
包拯曾任户部副使，他的顶头上司便是张尧佐。张尧佐为官任性，仗着国丈的身份，经常肆意妄为，包拯对其为人十分了解，清楚他的品行。包拯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为了端正朝风，他对皇亲国戚也能动真格。他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一起向仁宗陈述实情，弹劾张尧佐，指出张尧佐是个平庸之才，为官，建议将其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职务。张贵妃当然不肯，也许是仁宗受张贵妃的压力，也许是为了削弱包拯的锋芒，张尧佐不但没有被贬，反而不久后被提拔为宣徽南院使。仁宗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包公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作为外戚，才能平庸，恣意妄为，窃踞高位。包拯抨击异常尖锐。
可是，几天后仁宗还是没有答复。包拯誓不甘休，接着发动第三次弹劾，说张尧佐的火箭式提拔已经破坏了制度，群臣不服，皇帝威信损害，也给国家利益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应立即纠正。但是仁宗依旧没有接受包拯等人的意见。
平时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豁了出去，摘下乌纱帽，指责张尧佐的行为令人心冷，如不处理，不如这官不做罢了。面对爱妃和爱臣弹劾间的抉择，宋仁宗也犯了选择困难症，难以定夺。此时，王举正要求廷辨，正面和仁宗辩论。包拯慷慨陈词，义正辞言，滔滔不绝，正气凛然。仁宗尴尬至极，便拂袖而去，回到宫中对贵妃大发雷霆。
缓了几个月后，仁宗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拯依旧不饶，死磕到底。经过前后共六次弹劾后，仁宗最终接受了包拯意见，张尧佐辞去宣徽使一职。可见包拯敢于触犯权贵的勇气。
此外，包拯弹劾过宰相宋痒，指责他为相期间碌碌无为。弹劾过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担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弹劾了宰相宋痒的弟弟宋祁，指责其在蜀中“蜀燕饮过度”，即在四川公款吃喝过度。弹劾了张方平，指责他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类似今日低价购买房地产商的房子。被弹劾官员之多历来罕见，因此当时京城流行“包弹”一语。被包拯弹劾过的有污点官员便被称为“有包弹”，没有弹劾过的是“没包弹”。
清廉自守 拒绝“围猎”
包拯时刻保持清廉本性，洁身自好，喜爱读书，谨慎交友。与他人交往讲纪律和规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他青年读书之时，包拯就已经在家乡小有名气，还受到家乡庐州知州刘筠的表扬。那时，包拯和一李姓同学同在一僧舍求学，包拯经常和李姓同学往返于僧舍与家之间，路途中必须经过一富豪人家。富豪为了培养人脉，设好饭局，竭力邀请两位，包拯断然拒绝。改日，富豪又设宴。再次路过时，李姓同学感到盛情难却，接受邀请，包拯马上变脸，说，他是富人啊，我们以后或许会成为家乡的官员，如果现在和他交往，以后不就会被这人情债所累吗？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包拯早就知道富人的小算盘，不给他任何机会，以便来日从政不受人情世故所累。而多年后，包拯果真如当初所言被朝廷安排到庐州做官，此时，包拯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事业，保持清廉自守，公正执法，而不受牵累。
不忘初心 不持一砚
庆历元年（1041年），包拯南下岭南出任端州知府。端州自古以来以其端砚闻名于天下，为四大名砚之一，而当时端州官场潜规则很盛，以给朝廷进贡的名义征收数十倍的端砚来“孝敬”上级官员，以求来日上头有人好做官。包拯到来，一心只为减轻百姓负担，下令只许征收进贡数量的端砚，禁止多征一个，自断历来这条“升官捷径”机会。包拯以身作则，任职3年，两袖清风，“岁满不持一砚归”。在1973年肥东的包公墓的清理挖掘中，只发现普通的砚台，没有端砚，这也证明了包拯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左金彪 | 绘图 张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