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是谁提出的)

阴阳五行指的是什么，阴阳与五行到底有何关系

中国道家有阴阳五行之说，那阴阳与五行到底有什么关系，这里小编就为大家解读一下。

阴阳五行，可分为“阴阳”与“五行”，然而两者互为辅成，五行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阴阳五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为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

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五行即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

阴阳与五行属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就是指无论阴的内部或阳的内部包括阴阳之间都具备着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象表达的那种生克利害的基本关系。换句话来说，即阴阳的内容是通过木火土金水物象反映出来的，五行属于阴阳内容的存在形式。​

阴阳包括五行，五行含有阴阳，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根据其属性可分为两类，阴类和阳类。“阳类”具有刚健，向上，生发，展示，外向，伸展，明朗，积极，好动等特性：“阴类”具有柔弱，向下，收敛，隐蔽，内向，收缩，储蓄，消极，安静等特征。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都具有阴阳的两重性。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生克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也就是阴阳的两个方面。相生相克是事物的普遍规律，是事物内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克是相对的，没有生，就无所谓克；没有克，也就无所谓生。有生无克，事物就会无休止的发展而走向极端，造成物极必反，由好变坏；有克无生，事物就会因被压制过分而丧元气走向衰败。

董仲舒的五行说和十月太阳历

济南核酸贴纸人物上新：创立了阴阳五行说的齐国人邹衍

6月20-21日，济南这轮核酸检测贴纸上的人物是邹衍。对于邹衍这个名字，多数人并不熟悉，但是说到“阴阳五行学说”，很多人就不陌生了。战国济南人邹衍是先秦阴阳家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阴阳家代表。他正式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他还创造了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的“大九州”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非同小可的重要意义。

邹衍大约生于齐威王二年(前355)，逝于齐襄王十九年(前265)，卒年约90岁。在讲邹衍之前，应该先谈下稷下学宫。战国时代齐国成立稷下学宫，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开始兴旺，淳于髡等人也来此讲学，孟子和荀子也先后一度在稷下学宫游学。齐宣王即位(前319)后，稷下学宫达到全盛时期，孟子、荀子这些学术大师又相继返回。邹衍晚于孟子，大约与荀子同一时期在此讲学。这些学士们在学术上各持己见，交流辩论和传授后学。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和纵横家等等各有其代表人物在这里活动。邹衍则是阴阳五行家中最有影响的大师。

邹衍关于五行的著作有《邹子》49篇，《邹子始终》56篇，惜两书均已佚失。邹衍的主要思想成就是正式创立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又可分为“五行相生说”和“五行相胜说”，以及演绎历史发展规律的“五德终始”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转化形式。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是“五行相胜”的转化形式。“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则用来解释历史上朝代更替兴废的原因和规律性。邹衍认为，“五行生胜”不仅决定着自然界的变化，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更迭。虞、夏、商、周的历史演变，就是五行生胜演变。他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的演变的规律，推断出“代火者必将水”的结论。这种理论为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设计了一种模式。

除了“阴阳五行学说”，邹衍他还创造了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的“大九州”说。他试图将宇宙各个部分连贯成为一个整体，并给予总体的认识和说明。邹衍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而神州内部细分为九州，这九州就是《禹贡》所载之九州。而在《禹贡》九州外，与赤县神州相等的州，又有九个。换句话说，中国是大九州中的一个，除中国（赤县神州）外，还有八个。他认为当时中国，即所谓的“天下”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邹衍的“大九州”观念是对旧有“天下”观念的突破，在当时无疑是极具超前性且惊世骇俗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邹衍列于稷下诸子之首，称“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邹衍善于推理，思辨能力很强。邹衍晚年奉齐国使命到赵国，赵相平原君为之引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等人，讨论“白马非马”的命题。邹衍提出：“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指出公孙龙是“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的转移命题的诡辩的方式，赢得了平原君宾客的称赞。

邹衍多才多艺，他制作有《邹子乐》，部分章节在汉代尚保留于《郊祀歌》中而演唱。相传，邹衍在燕国时常去各地考察。一年春天，他来到渔阳郡(今天密云的西部)，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困苦。邹衍便在郡城南边的一座小山上吹起了律管，演奏了三天三夜的春之曲。很快这里万物复苏，农民也获得了丰收。邹衍又找来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教给农民识别和耕作。后来百姓为了怀念他，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为黍谷山，这里也成了密云一景，叫“黍谷先春”。李白曾写过一首《邹衍谷》的诗来盛赞邹衍：“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

邹衍生长于齐国，活动于魏国、赵国等地，是稷下著名学者，又是燕国受到尊重的政治谋士。他著述甚多，门徒不少，影响广大和深远。他的著作文本虽未传留，但其观点、术语却继续在现今的一些学科和行业中使用。

《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中的《邹衍列传》中载，在中华文化传统似乎可分为两个主要层面，上层以儒家为主，下层则以阴阳五行家为主。这足见邹衍在中华文化演化中的重要性。

（新黄河）

历经割肾、拔牙、禁食后，梁启超方知医生搞错，晚年要靠输血保命

1926年3月16日，代表着中国国内西医最高水平的协和医院，正在进行一台外科手术。陷入昏迷的病人，是一位在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护士姑娘确认无误后在他的腰子部位做好了记号。

迎着苍白惨淡的手术灯光，主刀医生娴熟地挥动手术刀，朝病人的肋间剖开，不稍多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蚕豆形的器官。

旁边的一位手术亲临者顿时愕然，望向主刀医生问：“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

主刀医生一脸认真地回答：“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

说完，空气突然凝固，二人相视不语，片刻后，“噗呲”放声齐笑。

此种开玩笑的轻松气氛，意味着手术非常顺利，只是可怜了那位仍在昏睡的病人——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连自己得了什么病都没搞清楚，就被割掉了一个肾。

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他已经不完整了。

那么，梁任公（任公是梁启超的号）到底得了什么病，何故要严重到割肾的地步？

悲剧的起源得推回三年前，从他妻子得的那一场大病开始。

图 | 青年梁启超

1924年，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乳癌复发，此病已纠缠其夫人九年之久，终于在这一年夏末，终告不治。

妻子离世，梁启超深受打击，精神上萎靡不振，加之此前六个月以来，对妻子的陪护照顾，使得身体渐渐吃不消。在这种心力交瘁的作用下，某一天清晨，他起身如厕时，突然发现自己“尿中带血”。

起初，梁启超毫不介意，且秘不告人。并不是因为此病隐晦，而是因为原配刚逝世，他不愿增累家人，其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小便虽带血，然从无痛苦”，使得梁启超放松警惕。

但到了1925年间，梁启超在给到孩子的信中说：

“我每天总是七点以前便起床，晚上睡觉没有过十一点以后，中午稍微憩睡半点钟......酒也绝对不饮了。”

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规律了作息与节制了饮酒，但他以往向来是工作通宵达旦、昼夜颠倒、废寝忘食的，而且还酷爱饮酒。为何做出改变？其子梁思成在《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中提到，父亲次年尿血渐多。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中也说：“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了起来。”后来，清华校医替其尿检，发现尿液中“含有血质百分之七十”。

从中可以了解到两个信息，第一，梁启超的血尿症状严重了，而且家人已知晓；第二，血尿症状与劳累程度息息相关，故而促使梁启超调整作息。而且，虽然没有证据指向梁启超以往的不良生活习惯是直接导致的“血尿”症状的主因，但明显或多或少与此病的诱因密切相关。

图 | 梁启超与家人

出于家人的担忧，梁启超自病情一拖再拖后，终于开始行动起来，找瑞典、日本的医生诊治，可惜吃药打针都未见好转。亲友劝他到更高级的医院看看，但梁启超却不胜其烦地说：

“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都没有，精神体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情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闭眼不看便万事大吉”？朋友们都感觉梁启超对待疾病的格局小了，力劝他去医院关几天看看。耐不住周围人的劝说，梁启超终于在1926年1月，入住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德国医生说梁启超膀胱有病，遂用折光镜从溺道中插入检查，颇为痛苦连插两次，还说要是检查出有问题，就需要手术。

一听到“手术”二字，梁启超就慌了，立马给唐天如发电报，想转看中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病还没去到要手术那种程度——“我意非万不得已不用手术，因用麻药后，体子终不免吃亏。”

得任公传唤后，唐天如并未能立即闪现，因军阀乱战，交通堵塞，回电说非半个月后不能到达（唐天如曾治好梁启超的腹膜炎，颇受信任）。

回到德国医院这一边的诊断，医生说检查不出任何问题，梁启超松了一口气，但医生推测是“极细微的血管破裂”导致尿中带血，医嘱他静养些日子。然而实际情况是，梁启超住院欲静养的日子反而更加忙碌起来，因为自进德国医院后，大小报纸争相报道，使得病情完全公开，前来探病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出院后，梁启超的病仍然反反复复，遂找来他的中医团队成员之一的吴桃三问诊。吴桃三说：“此病非急症，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梁启超一听，心中安慰许多，但梁启勋（梁启超弟弟）却对此一说法保留怀疑。

吴桃三给梁启超开了药，但数个疗程下来，无甚效果。此时，梁启超的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举荐中国医疗技术水平最高，且是社会高层看病首选的协和医院，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

梁启超被老友这么一吓，同意再去医院关几天，遂于3月8日（1926年）进入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

协和医院器械完善，检查手段比德国医院仔细得多。而且鉴于梁启超是社会名人，协和医院高度重视，派出的联合诊疗小组高达八人。

图 | 协和医院

从梁启超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可知，协和医生用折光镜检查，首先排除了尿管和膀胱有病；接着转向检查双肾，发现右肾分泌鲜血；又用一种药剂注射测试双肾，右肾反馈异常；最后用X光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

梁启超说：“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

那么这黑点到底是何等肿疡物？医生回答说：“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也就是说，一定要手术割开看看才能知道是啥，但又推测说：“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

综上，梁启超的西医团队一致认为，病在右肾，割掉才能断根（或者说，根据当时的医疗水平，只能这么做）。

值得注意的是，医生的话中提到“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协和已经检查出梁启超因“长期失血（尿血）”出现贫血症状，而入协和之前，梁启超的中医团队也曾给出诊断报告说任公的“血轮已少五分之一”。

如此看，中西医的诊断都凸显，梁启超的病拖着没有好处。

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一直全程陪同大哥看病，他回想起前面吴桃三的话——“此病非急症，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不免感到荒谬，怒忖道：“不亟治，将即死。”

本来“割肾”方案只有梁启超和家人知道，但不知为什么消息不胫而走，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各路“吃瓜神医”纷纷建言献策，但大多都是蹭流量的家伙，众说纷纭只管拿任公的病开刷，不过倒是有一点很统一，围观群众都认为割肾事大，力推另延中医。

为慎重起见，梁启超请中医团队之一的萧龙友老先生复诊。萧龙友是“京城四大名医”的领军人物，北平国医学院院长，他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警告说：“肾脏绝无大病，切勿行事草率，以致不可挽回之后果。”

萧龙友给梁启超开了药，颇见功效，但不久，梁启超病情又出现反复，寻思中医能力有限。萧龙友给出意见说：“梁先生不能静养，病中犹执卷不辍；如能百日内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梁启超却视死如归地答复：“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萧龙友听后无语。

图 | 名中医萧龙友

求医问药数月以来，梁启超已经失去耐心，一心想要一劳永逸，所以协和给出可以断根的方案，不可谓不吸引。加之梁启超本人是革新派领袖，一向偏爱“新事物”西医，苛责“旧事物”中医，想必是否割肾，心中已早有定论。但亲友依旧激烈反对，拗不过任公之后又退让说，如果一定要看西医，那么大可到欧美去，而不能看中国西医。但梁启超坚定要亲身检阅中国的西医，劝慰亲友说：“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 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

手术前夕，协和为梁启超安排的主刀医生，基本上毫无悬念地选定为一位极为有名的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协和医院内部的人都说任公幸运，因为这位外籍医生两个月后就要回美国了，趁现在动手术是个好机会。但不知为何，梁启超却要求阵前易帅，特请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外科专家刘瑞恒来做主刀医生，而将原先的美国医生贬为刘瑞恒副手。

对此，梁启勋点赞说：“任兄乃国际观念作祟，觉得自己的病由中国学者割治疗愈，岂不是为国争光，所以不舍得将机会交予外籍医生之手。”

1926年3月16日，已被“血尿”困扰逾两年的梁启超终于被推进协和医院的手术室，手术过程顺利，成功摘掉右肾。

至于割下来的肾是否存在病变，参与手术的友人力舒东说，手术结束当天下午五点，便可知道情况了。于是梁启勋在下午五点半，询问主刀医生刘瑞恒结果如何？但刘瑞恒却告知两日后再来问。两日后，梁启勋再去问，刘瑞恒又重复说，再过两日再来问。但之后梁启勋没再追问了，因为当下最着急想知道的，不过是兄长恢复健康没有。

梁启超高兴地说：“割后一个礼拜内，觉得便血全清了。”

但医生却保守反馈：“那一礼拜内并未全清，只是肉眼看不到有血罢了（化验得知）。”

随后，梁启超被转到内科继续治疗，但照他自己的描述来看，手术算是立见成效的。梁家人也都以为任公的“血尿”症状会循序渐进向好的趋势改善。但不料，一个星期后，小便又见红了。医生答复“血管壁硬，恢复需要时间”。

梁启勋起初信任医生的说法，但陪护期间，总感觉医生在汇报兄长病况时语焉不详，似乎有意隐瞒什么，一再追问下，得到了一个令他沮丧的消息——“割后二十余日，尿中依然带血。”

图 | 主刀医生刘瑞恒（左）

接下来，为查出病因，发生了十分荒诞的事情。

医生忽然觉得任公的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七颗恒牙；可尿血状况仍维持，又转而认为病在胃，饿几天试试，结果任公饿瘪了，病还是没好。最后，西医团队一致认定，任公的血尿症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

听得结论，梁启勋当场愣住，表示反复被震撼，大为不满地抨击说：“天下岂有无理由之病，或公等未知其理由耳。”

然而，当事人梁启超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医生的结论虽然有点非科学，但“与身体无妨害”这句话是靠得住的，因为自生病以来，自己的精神如故——但他似乎忘了入院时已查出贫血症状，后续病情一再加重时，他还得去输血以补损失。

由于协和给出的结论太过荒谬，许多文豪都无法容忍，比较有名的就有《闲话》主编陈西滢，他调侃说：“这没什么要紧的病，丢腰、拔牙、挨饿，还得花好几百块钱。”还有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也发声说：“（协和）最后的答案其实足太妙了。”“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几乎是大笑话了。”

这个“大笑话”，还一度穿越历史时空，在20世纪末制造了一个传播甚广的谣言——说是任公之所以“割后血仍不止”，是因为主刀医生刘瑞恒左右不分，割掉了健康的肾，留下了坏死的肾。

这个谣言出自费慰梅和林洙之手，二人一个是林徽因的闺蜜，一个是梁启超的儿媳。但很显然的是，刘瑞恒并没有犯“左右不分”这等低级错误——梁启超的好友，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曾看过梁启超割下来的肾，他只对医生的诊断有异议，但并没有质疑手术发生了左右不分的重大事故。

图 | 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

转而言之，医生可能在诊断层面上出现了重大过失（但一直隐瞒梁启超）。

诊断上，右肾应该是有问题的，从入院检查的测试中就可看出。但右肾的问题应该不是什么恶性疾病，手术的亲临者力舒东告诉梁启勋：“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故而医生一开始推测右肾的黑点大约是瘤可以排除掉。

既然没有发现瘤，那么把肾割下来岂不闹乌龙了？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作为手术亲临者的力舒东惊讶地问主刀医生刘瑞恒，“是不是把人家的肾割错了。”当时，作为副手的美国医生，也随口说了一句话：“吾生平所未之见也。”意思是，从未试过把病人一个没有恶性疾病的肾割下来的事情。

虽然右肾没有恶疾，但检查报告表明右肾的的确确是异常的，这也促使医生把“血尿”症的病灶指向了右肾。即使右肾不至于割掉，但割了，病灶铲除，“尿血”应该停止才是，然结果却是“尿血”依旧。依此看，只有两种可能，任公的“右肾异常”不是“血尿”症的病灶，或者仅是病灶之一。如果答案为前者，就可以怀疑医生在诊断上确实存在重大错误，错把任公的“右肾异常”和“血尿”症混为一谈，而实则是两种没有因果关系的病。

不过，协和的误诊并不完全是人为过失，客观地来说，这一次的误诊是受时代的医疗技术所局限。梁启超的西医团队所处的年代只有X光，没有CT，尤其对瘤和癌的认识极为浅薄（今天也是），这才导致了误诊悲剧。而选择切肾，也不过是西医团队反复权衡过后，认为的最佳方案而已。如果时光倒流，医生再来一次，任公的肾还是会掉的吧。

但不管如何都好，一个顶级名流（任公），在顶级医院、顶级专家小组的会诊之下，竟然没有“刀落病除”，说公众没有愤怒，那是不可能的。

《现代评论》周刊的主编陈西滢首先发难：“协和的医生，在美国，也许最多是二三流罢了。在建筑和设备上，他们化了不知多少钱，却让二三流的先生来糟蹋了......”

其实这段话，陈西滢大抵针对的不单止是主刀医生刘瑞恒，而是协和医生的“在座各位”，但是莫名其妙的，刘瑞恒却成了被公众骂的最惨的那个。让刘瑞恒背锅实在不应该，因为事实上，他不是主治医师，只是被梁启超特请过来操刀割肾的，下命令割肾的人，是那群欧美医生——“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 请施刀圭！”

骂完医生，陈西滢又把火烧到了西医这一新进外来物身上，

“近年来，不信中医的人渐渐的多了，可是他们又把对于中医的信仰，移在西医的身上......他们自己脱不了迷信，因为他们以为西洋医学己经是发达没有错误的可能......我朋友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而且不止一二位。我疑心就是西洋医学也还在幼稚的时期，同中医相比，也许只有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

图 | 陈西滢与其妻儿

这一段抨击西医的话，虽然是流于舆论表面，却也有意无意地把矛头指向了梁启超、鲁迅、胡适等“神化西医，唾弃中医”的革新派。

鲁迅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虽然有人说中医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

信。”

胡适曾患水肿，受中医治愈，却绝口不承认。他的学生傅斯年也放言说：“宁死不请教中医。”

而此次受西医所害的梁启超，向来也是坚定地反对中医，他在著名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说：“（中医）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

得益于梁启超等人的推动呼吁，1929年2月，西医学者将一份《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递交给了南京政府，又向教育部递交了《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的提案。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陈西滢为挽救中医的地位，不遗余力逮住此次热点向西医开炮。他称赞西医比中医更有试验精神，但很可怕的是，西医的试验对象是活生生的人：

“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夫妻子女，谁不感觉痛苦悲哀，我们怎能把我们同类做试验品？......近代的一般医生，眼中只见病症，不见病人，医院也成了一种冷酷无情的试验室......”

由于医疗事故基本被坐实，彼时的协和公关完全失势，但仍不乏有勇士出来辩护——协和医学院的一名学生陈志潜（日后是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出来应战陈西滢。他在致信中反驳说：

“难道医生就不是人身父母养的吗？难道医生就丧心病狂到先生所说那个纯粹对象主义的地步了吗？病人是医生的饭碗，医生为对象主义，连饭碗问题都置而不顾，我相信今日的医生还莫有那样的勇气！”

图 | 协和医学院学生陈志潜

陈西滢是个辩论高手，他首先调侃了一番陈志潜的医学生身份：

“陈先生的态度，实在和气到一万分，可是像一切的专家，他免不了开首便考一考你有没有说话的资格。这是各种专家普遍的毛病......我没有进过医学校，也从没有研究过医道。我所有的就是什么人都有的候补病人的资格。”

随即，他又抓住了陈志潜提到的“饭碗问题”火力全开：

“‘因为病人是医生的饭碗’，那么世界上的疾病绝了迹，医生们也就没有饭吃了。医生们的利害，在现在的制度下，是与我们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绝对的冲突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

这场舆论战中，医学生出身的鲁迅也横插了一句：“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显然，鲁迅的笔锋是群嘲，只会让争论火上添油，于缓和矛盾没有丝毫意义。

1926年4月12日，梁启超正式出院。可能是身体虚弱的缘故，作为当事人，他并没有立即发声，而是将近两个月后（6月2日），才发表了下面这番话调停舆论战：

“我希望我们言论界对于协和常常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残的态度。诊病应该用（西医）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终于，这一场中西医之争，得到了平息。

此时，梁启超已经吃上了中医团队成员唐天如开的中药，效果颇见效，尿血一度不见踪影。他在信中告诉女儿梁令娴：“好教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的清清楚楚了！”。

实际上，梁启超一出院就立即电唐天如前来治病，唐天如诊断他的病为“胆失其分泌之能”，梁启超应该是信任唐的，但不知为何回头却跟家人说唐“言涉虚杳”。

9月4日，梁启超自上一次致信女儿说血尿症好的清清楚楚后，不到一个月，又复发了。此后余生里，他的病反反复复，一直没得到根治。他本人已然久病成医，洞悉自己的病一旦操劳，或者情绪不好，便会复发加剧。他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也不再寄望于任何治疗，只是心中一直萦绕着三个不解的问题——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割肾有没有必要？割掉的肾有没有像医生所说有瘤？

这一切的疑虑，直到伍连德的到来，才拨开云雾。

伍连德是中国极具权威的防疫学家、医学专家，他去天津访友时，顺道探望了梁启超。看了梁启超的小便后，伍连德首先就推翻了“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伤”的中医结论，警告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后又前往协和询问主治医师，调阅病历，继而推翻协和“无理由出血”的结论，他诊断是一种轻微的肾炎。最后责备地指出“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西医团队）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

图 | 伍连德

这回梁启超了解得明明白白了。手术以来，他第一次在家人的信中露出了痛苦面具：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冒失）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不过，得益于梁启超本人的乐观性格，他又自我安慰了一遍：

“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挨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1928年1月，梁启超再次进入协和，医治血尿症以外的病（高血压、心脏病）。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协和的信任是矢志不改的。同时，从这一年开始，为缓解尿血而导致的贫血症，医生让其一个月来输血一次，以保性命。

或许这种需要外来血液维持机体的手段，也暗示着梁启超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928年11月27日，梁启超最后一次进入协和。但这一次并不是因为以往所既有的病，而是检查出了新的病情——肺部有罕见病菌。

医生说此病医学界仅有过三例，治疗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协和没有治疗此病的经验者，如果勉强用药，又怕任公的身体虚弱扛不住，故而“竟于此数日间并药而不给”。说白了，就是令其生扛，做保守治疗。然而梁启超入院时，身体已经是消瘦、虚弱、极度憔悴、步履蹒跚的萎靡之态，医生已晓得其一只脚迈入鬼门关，凶多吉少了。

图 | 梁启超抱着孩子

1929年1月18日，梁启超入协和逾一个半月，《申报》刊出爆炸消息：“梁启超病势垂危：梁启超近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莫奈里菌繁殖所致，殆无生望云。”

次日下午二时十五分，一代知识分子领袖梁启超终告不治，享年5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唯一的非正式遗言，只是嘱咐死后尸身交由医学界解剖。

据说，梁启超所感染的病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只有当宿主免疫防御机制受到损害时才会致病夺命。如果要追溯梁启超防御系统被击碎的原因，那么此前的割肾、拔牙、禁食，当属一大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不可忽略的事——在最后一次进入协和的两个月之前（9月27日），梁启超曾因痔疾复发而入住协和。放出来后，他给长子梁思成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大抵，这些就是任公抵抗力骤然下降，最终丧命的原因吧。

图 | 梁启超晚年

意料之中的是，梁启超走后，身后又留下了一个炮轰西医的舆论场。他的好友伍庄发出振聋发聩的心声：“益发愤求中国之医学，断不令彼稗贩西说者毁我国珍。”

我想，中西医各有优点，根本不对立，一个精明的患者，当学梁启超，做一个实用主义者，哪种医术有效就用哪种。不过，人的生命只有可贵的一次，大可不必像梁启超那样献身医学吧......

济南核酸贴纸人物上新：创立了阴阳五行说的齐国人邹衍

6月20-21日，济南这轮核酸检测贴纸上的人物是邹衍。对于邹衍这个名字，多数人并不熟悉，但是说到“阴阳五行学说”，很多人就不陌生了。战国济南人邹衍是先秦阴阳家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阴阳家代表。他正式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他还创造了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的“大九州”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非同小可的重要意义。

邹衍大约生于齐威王二年(前355)，逝于齐襄王十九年(前265)，卒年约90岁。在讲邹衍之前，应该先谈下稷下学宫。战国时代齐国成立稷下学宫，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开始兴旺，淳于髡等人也来此讲学，孟子和荀子也先后一度在稷下学宫游学。齐宣王即位(前319)后，稷下学宫达到全盛时期，孟子、荀子这些学术大师又相继返回。邹衍晚于孟子，大约与荀子同一时期在此讲学。这些学士们在学术上各持己见，交流辩论和传授后学。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和纵横家等等各有其代表人物在这里活动。邹衍则是阴阳五行家中最有影响的大师。

邹衍关于五行的著作有《邹子》49篇，《邹子始终》56篇，惜两书均已佚失。邹衍的主要思想成就是正式创立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又可分为“五行相生说”和“五行相胜说”，以及演绎历史发展规律的“五德终始”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转化形式。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是“五行相胜”的转化形式。“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则用来解释历史上朝代更替兴废的原因和规律性。邹衍认为，“五行生胜”不仅决定着自然界的变化，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更迭。虞、夏、商、周的历史演变，就是五行生胜演变。他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的演变的规律，推断出“代火者必将水”的结论。这种理论为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设计了一种模式。

除了“阴阳五行学说”，邹衍他还创造了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的“大九州”说。他试图将宇宙各个部分连贯成为一个整体，并给予总体的认识和说明。邹衍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而神州内部细分为九州，这九州就是《禹贡》所载之九州。而在《禹贡》九州外，与赤县神州相等的州，又有九个。换句话说，中国是大九州中的一个，除中国（赤县神州）外，还有八个。他认为当时中国，即所谓的“天下”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邹衍的“大九州”观念是对旧有“天下”观念的突破，在当时无疑是极具超前性且惊世骇俗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邹衍列于稷下诸子之首，称“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邹衍善于推理，思辨能力很强。邹衍晚年奉齐国使命到赵国，赵相平原君为之引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等人，讨论“白马非马”的命题。邹衍提出：“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指出公孙龙是“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的转移命题的诡辩的方式，赢得了平原君宾客的称赞。

邹衍多才多艺，他制作有《邹子乐》，部分章节在汉代尚保留于《郊祀歌》中而演唱。相传，邹衍在燕国时常去各地考察。一年春天，他来到渔阳郡(今天密云的西部)，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困苦。邹衍便在郡城南边的一座小山上吹起了律管，演奏了三天三夜的春之曲。很快这里万物复苏，农民也获得了丰收。邹衍又找来许多当地缺少的良种，教给农民识别和耕作。后来百姓为了怀念他，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为黍谷山，这里也成了密云一景，叫“黍谷先春”。李白曾写过一首《邹衍谷》的诗来盛赞邹衍：“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

邹衍生长于齐国，活动于魏国、赵国等地，是稷下著名学者，又是燕国受到尊重的政治谋士。他著述甚多，门徒不少，影响广大和深远。他的著作文本虽未传留，但其观点、术语却继续在现今的一些学科和行业中使用。

《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中的《邹衍列传》中载，在中华文化传统似乎可分为两个主要层面，上层以儒家为主，下层则以阴阳五行家为主。这足见邹衍在中华文化演化中的重要性。

（新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