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中央纪委机关报的中国首富们
撰文 | 高语阳 编辑 | 邹春霞
8月2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了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文章，题目是《民营企业是从严治党受益者》。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宗庆后发文的专栏叫做“我与这五年”。
在他之前，已经在这一专栏发文的作者有著名作家二月河、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少将、收藏家马未都、驻审计署纪检组副组长习骅、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谢春涛、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党员周建康等。宗庆后应该是第一位发文的民营企业家。
宗庆后曾多次问鼎中国内地富豪榜首富，政知君注意到，问鼎过中国首富的民营企业家中，宗庆后不是第一位出现在中央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上的。此前，马云、王健林也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这张机关报上。
△宗庆后、王健林、马云（从左至右）
“一杯清茶就解决问题”
先看一下宗庆后发表的这篇文章。
文章1500字左右，他在文中说到新型政商关系：从严治党带来了干部队伍风气的显著转变，“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更加和谐。他认为：“政府领导来企业视察，一杯清茶就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才是正常、和谐的政商关系——我搞好经营发展，你做好监管服务，彼此亲密合作却又清淡如水。”
宗庆后在文中举例说，“我们的分公司遍布全国各省（区、市），一些分公司设立时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一直没有兑现，有的甚至一拖就是十几年。而最近几年，通过政企双方的共同努力，许多遗留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
“再比如，这些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民营企业家都在呼吁降税清费，降低企业负担。虽然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解决起来难度也很大，但我们切身感受到，各级政府日益重视企业的呼声，纷纷上门听取意见，也采取了许多减负措施。特别是浙江省，从去年开始就不再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了。仅这一项我们每年就可以减少支出好几千万元，这对于企业是实实在在的扶持。”
关于企业党建工作，宗庆后说，目前约有500名员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王健林“认识是清醒的”
宗庆后是直接发文，而对于王健林、马云来说，则是出现在了《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中，或接受采访，或是在文章中讲述的事件中出现。
王健林和马云的出现都是在2015年。当年5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良性政商关系：有交集而无交易》。
主题也是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文中提到：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就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他认为“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文章中评论说：
没有党和政府，中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成就，任何个人也不会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王健林的认识是清醒的，正如他所说，他的成功就是因为“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
但在最后，文章也表示：“比读博士后还高深？政商关系没那么玄乎。我们经常提醒官员，那些围在身边的老板朋友靠不住，对商人而言，敢索要收受你钱财的官员又怎能靠得住？”
马云“好日子还在后头”
再看一下马云的出现，特别的是，马云的名字直接出现在题目中，文章题目是《“永不行贿”的马云们，好日子还在后头》。
文章由头是马云接受采访时的一些谈话：
最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浙商总会首任会长马云接受媒体专访时，对10月25日在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上倡言“浙商永远不参与任何行贿”一事作了进一步阐释。谈及发出倡言的初衷，马云说，这几年，我国的反腐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有受贿就有行贿，两头都要堵住。
不过，马云“永不行贿”的话引起很多人怀疑，甚至有人做出“你信不信马云从来没有行过贿”的小调查，并认为，马云的这句话会成为一句受到赞赏却很少有人相信的“孤独的口号”。
文章中记录了马云对这种怀疑声音的回应：“阿里巴巴也许不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但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给任何（向外面）行贿的机会。”
他还说：
“不行贿”应该是做企业最基本的底线，如果连“不行贿”都做不到，那就不要做了。老板给官员行贿，树立的榜样就不对，底下的员工就可能受贿，整个企业就扭曲掉了，一个企业要是靠行贿把生意做大，不配称作企业。
马云出现的还不止一次。
2016年1月，浙商总会280多名理事在杭州召开经济形势研判会，会上，浙商总会会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会上提议浙商给自己定下四条纪律——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
为此，马云再次上了《中国纪检监察报》。“不行贿”的表态被该报记者在《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一文中视作正面案例。
反面典型上了头版
这些中国首富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的出现，都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主题紧密联系。
去年期间，总书记在民建、工商联委员会组会上，首次用“亲”、“清”两个字定位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应有之义，在过去的落马官员案件中，多名官员的落马都与“结”有关，一些官员的背后站着与自己利益捆绑的民营企业家，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业家，他们之间的金钱利益纠葛往往令人惊讶。
比较知名的例如与大连实德集团原总裁徐明，徐明依赖大量的政府工程，打造了实德“帝国”。
△与徐明
2013年8月，案在济南中院公开审理，起诉书中指控，收受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折合人民币2068.1141万元贿赂，其中涉及一套在法国尼斯的别墅，徐明报销薄谷开来、薄瓜瓜等诸多花费。
还有就是原铁道部部长案中，为其输送钱财的商人丁书苗。
2013年9月，丁书苗涉嫌行贿、非法经营罪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审理，公诉机关指控，丁书苗于2008年至2010年间，在的授意下，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钱款共计4900万元，为达到树立正面形象以逃避有关部门查处，先后38次给予时任国务院扶贫某某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与丁书苗
此外还有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案件中，“裙带商人”倪日涛，以及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也是被地产商人围绕的官员。
这些官员与商人曾一同上过《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当然是作为反面典型，那篇文章的题目叫《“相忘于江湖”，不能忘了本职》。
资料 | 《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央纪委官网 人民网
校对 | 项战
商人命运与权力相捆绑：晚清时期的官商关系
晚清时期的官商关系
吴钩
浙江出过一位很有名的巨商，凭着跟地方高官的密切关系，以经营民间金融业起家，迅速建立了一个覆盖金融、生丝贸易、生药业等行业的商业王国；又从金融业的崩塌而急剧破产，几乎一夜之间家财散尽，还差点被抓起来治罪。——这位巨商叫胡光镛，他的另一个名字对今人来说可谓如雷贯耳：胡雪岩。
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开设的钱庄、票号已全部倒闭，为清偿欠账卖光了家产，但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阎敬铭还是奏请朝廷：“一面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拿交刑部定拟治罪，一面将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阎敬铭要治胡雪岩之罪，不是因为他认为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而是因为胡氏涉嫌侵占、贪污公款——早年胡曾出面帮左宗棠向银行借款，由此产生了一笔约“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两银”的公关费，这笔开支早已向户部报销，但估计有一部分资金其实流入了胡雪岩私囊，现在阎敬铭要“扫数完缴”这笔旧账。
也就是说，如果胡雪岩没有侵占公款的行为，他不会因为经营吸储、放贷业务而被问罪。在胡雪岩将他的“阜康”字号钱庄、票号设遍大江南北的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之类的“罪名”。那时商人只要有本金，想经营钱庄票号，是相当自由的，甚至一度连向政府备案都不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清政府对民间金融持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发《银行通行则例》对金融业进行管理时，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庄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作为放贷机构的印局与账局也有了一二百年的历史，山西商人创办的票号也已领了近百年风骚。
在这么长的“政府监管空白期”（其间朝廷也出台过一些简单章程，如规定倒闭的钱庄若能清偿欠数，“照例免罪”，但总体上政府对民间金融极少干涉，悉听其便），社会的金融秩序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反倒是，当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由于战乱等原因关门不营业了，整个市场秩序才发生了混乱。当时的官员也明白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咸丰年间，京城的印局非常活跃，所谓“印局”，就是主要向小商贩发放短期、的钱铺，多由晋商投资、经营。这种情况引起了内阁大学士祁隽藻的注意，他向皇帝报告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等，俱向其借用钱文。”对此，祁大学士提出了他的看法，“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显然，祁隽藻不但没有藐视或敌视民间金融业的意思，而且肯定了民间金融业在满足商民需求上的积极作用。
即使到了光绪十年，由于胡雪岩的阜康字号倒闭，发生了“倒欠公私款项极多”的问题，朝廷下令整顿京城票号业，但也只是要求票号今后必须“申请承领部帖，方准汇兑绅民私款”，“如无部帖私自开设，即照私自开设钱铺论罪”。“部帖”相当于牌照。换成现在的说法，清政府准备实行票号备案制，并不是要取缔民间金融业。
宽松的金融经营空间，曾经造就山西票号一百多年的辉煌。胡雪岩从一名钱庄伙记，到通过开办票号而发迹，首先也应归功于当时的金融自由。然而，我们马上将发现，清代的民间金融虽有自由，虽无法律管制，却摆脱不了对权力的依赖，因为那是一个权力独大的时代。胡雪岩的阜康字号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他先后得到两位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的庇护与眷顾，垄断了浙江的军饷汇兑。山西票号的业务，也是“向以政府军饷、丁银或官僚等私财为主，而一般小商平民之款，均鄙弃摈斥，不事接洽”。由于严重依赖于权力网络，山西票号“对于应酬官场极为注意”，“北京经理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省会经理亦往来于督抚藩臬之署，招揽生意，各逞才能”。
山西票号的这一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当权力能够提供照顾时，票号当然抓到了优质的客户与资金，而当权力发生更替时，票号也就难免大受其累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由盛转衰，大面积倒闭，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票号的“权力依赖”。学者陈其田先生在分析山西票号为什么没落时，特别提到，“太平的时候，因为（票号）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辛亥革命，城头易帜），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
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权力捆绑在一起，也是胡雪岩商业王国一夜崩塌的隐秘原因。表面上看，阜康钱庄、票号的倒闭是由于发生了挤兑潮，不过按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这背后隐藏着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原来，李鸿章系为削弱左宗棠系的势力，决定搞倒作为左宗棠“后勤部长”的胡雪岩，阜康字号之所以出现挤兑，据说是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趁胡雪岩调度钱庄资金还贷之际，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做生意蚀了老本，阜康钱庄快倒闭了，从而引发了挤兑潮。
支持这种“小说家言”的史料并不足够，但“权力斗争说”很符合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的运行逻辑——权力，既可以将胡雪岩从一个钱庄伙记扶植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将胡雪岩从高高的云端一把拖下来。光绪十一年，胡雪岩最大的保护伞左宗棠去世了，这才有了阎敬铭奏请朝廷捉拿胡氏问罪之举。等到拿人、抄家的谕旨下发到杭州时，胡雪岩已在穷困潦倒中病故了。
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即使存在着某种经济自由，也谈不上是足够好的社会。而一个社会如果不但权力独大，而且连经营金融的自由也没有，那就更谈不上是好社会了。
什么是老百姓？从“凿目为民”谈起——
当今社会，不少人们的思想正处于低谷的状态。只要在各类媒体平台上抹黑党、辱骂政府的负面说辞，一呼百应，赞赏有加；而对于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正面言论，大吐口水，甚嚣尘上。一边是泥沙俱下，另一边是大浪淘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虽然不期望都是清一色的爱国主义者，但是，整天戴着有色眼镜看自己的党和祖国，也太偏执、太狭隘了。
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首先要了解“民”是什么概念？民，在甲骨文里，形像一只被刺伤的眼睛，意思是让刺伤一只眼睛的战俘充当奴隶，后指平民、百姓。又跟“氓”同用。
解放后，广大劳苦大众翻了身，做了主。解决了14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过上了幸福、和平的日子，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做到，这是一个有目共睹、不争的事实。
其次，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里，人类社会经历的六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上面所论述的每个阶段，都要经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清朝一灭亡，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所以，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几十年后，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摸着石头过河”的精辟理论。
信仰危机。一些学者认为：如今中国人的思想犹如一盘散沙，是因为中国人缺少了信仰。所指的信仰，也包含了宗教信仰。众所周知，人类所有的宗教，都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达到安抚人心的目的。中国传统宗教中的道教、佛教，“道无佛空”，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影响最深的，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儒教，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人人趋之若鹜。“官本位”、“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大行其道。于是乎，不懂政治，却热衷于政治，醉心于官场，大有人在。人，一旦沉迷在政治和官场的漩涡里，大脑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做出背经离道的事情。香港几个乳臭未乾的年轻人，自以为在大学里混了几年，恐怕连政治都不知道为何物？当亡国奴，当上瘾了，煽动了一场场“抗中”的闹剧。我们上面如果出来说一下，那就算是抬高你了。你爱咋整就咋整，能幺出什么蛾子来？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万神论者”，什么有灵，就信什么。哪怕是被砍了头颅的关羽，也拿来当做神灵供奉。还有一部分的人，选择了教。而教，禁止婚前行为、禁止通奸和婚外情、保持贞洁等禁忌，他（她）们又做到了吗？一些党员和干部，满嘴信仰坚定，抬头讲教条，低头看文件，贪赃枉法，其所作所为令世人所不齿。中国人该信仰什么？又该如何去引导？不是一件很容易、一时半会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信任危机，那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比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忘记了初心，丧失了党性，为了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贪污，结，官僚市场经济横行霸道，“官二代”、“贪二代”成了新兴资本的拥有者，加剧了贫富两级的分化，老百姓怨声载道，一时对社会的主流失去了信任。有钱家的后代，花上百万元，就随便买回一辆豪车。没开几天，玩腻了，卖了再买，轻而易举。而穷人家的子女，买一辆电动车，囊中羞涩，东凑西借才能买得起。于是，信任危机，不请自来。然儿，老百姓就是老百姓，纵使你跑到美国，不管是哪个党派执政？也不管是哪个人上台当总统？你还是一个老百姓，上流社会的核心利益你永远也触摸不到。贪腐问题，与阶级无关，与党派无关，与体制也无关，与人格、道德还是无关。古人就说：“为人不做官，做官一般般。”换做是你当了官，你就不贪了吗？老板一次给你回扣10万元，你嫌少不收，如果一下子给了你一千万，甚至更多，你能抗拒得了吗？那么，既然人家当官贪了，你还能说什么？你命中有多少的福分？你就享受多少。多了，也要还回去的。头上三尺有神灵，上天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中国的许多富豪也是靠自己的辛苦打拼出来了，并不是结出来、骂出来的？你只能埋怨自己的命格不好，又何必去怨天尤人？
劣根性。中国人有众多的优点，但是，性格上也有暴烈、不计后果等缺点。如果我们像美国人一样持枪自由，恐怕你连打麻将、上街散步都不敢了。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打麻将，只是争吵了几句，对方说不定就会掏出枪来，对准你开枪，一命呜呼。你走在街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后脚跟，那人一发火，拔出枪来，你准会命归黄泉。日本的军国主义着实可恨，可是，据说眼下在东京生活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了20多万人。你想想，如果晚上有几个日本人在我们的街上行走，偶然遇上了几个酒鬼，或者是才看了抗日神剧的几个年轻人，到了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那些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死的？恐怕连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至于选举，美国人在选举的时候，如果父亲是一个庸才，想去拉选票当总统，做儿子的也不会投他老子一票的。而过去，我们只要有一点利益的村级选举，只要你是我的亲戚，只要你给了我红包，我才不管你是黑社会，还是目不识丁的，照选你不误。再说，中国古代就有“党同伐异”的惨痛教训。明朝的阉党、清朝的八爷党等等，哪个不是争权夺利，血流成河？到了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还有一些人，总是指望学美国搞三权独立，讨好美国，跟美国搞好关系。然儿，前苏联一解体，俄罗斯不也搞了选举，至今美国人放过俄罗斯了吗？只要你在国际上有话语权，只要你对美国的霸权产生了威胁，美国的大棒就会挥向谁！乌俄战争，历历在目。
再之，要放下通过战争改变现实生活的妄想。有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自认为是不公平的打击，对所有的人和事，都心怀不满，处于精神和心理障碍的边缘，总是做起通过战争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美梦。殊不知，战争一打响，有钱人跑了，没跑的也是衣食无忧，受苦受难的还是那些贫苦老百姓。当年日本侵华，几百万的军队不堪一击，丢失了半壁江山。然儿，上海滩的流氓大亨杜月笙，日本人为什么偏偏不去动？那些大资本家，日本人为什么偏偏也不去动？难道是日本人不敢动？还是动不了？以夷制夷，那才是侵略者的一贯伎俩。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才是我们老百姓所需要的生活。
陈晓平：麦士尼与张之洞的洋务转向
陈晓平
张之洞由“清流”向洋务转变，英火商麦士尼（Mesny）扮演着首要角色。1882年2月2日两人在直隶涿州首次见面一拍即合，麦士尼随后担任张之洞洋务幕僚9个月，因应对中法越南冲突而离开。
穿满清官服的麦士尼
李提摩太的影响仅属次要
张之洞从“清流”健将转变为洋务重臣，学界先达多将促成转变的关键指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70年来似乎已成“定论”。这一“定论”可以说是误会的产物，误会的原因则是过分相信单方面的回忆。李提摩太的高知名度，让人们忽视了不知名的麦士尼。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70年来华，依托庞大的教会势力，主持广学会，创办报刊，深度参与戊戌变法，创立山西大学堂，与中国上层人物交游密切，为晚清入华西人中的活跃人物，具有很高知名度。他在1916年出版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苏惠廉依据该书写成《李提摩太传》于1924年出版中文版。清末时期，李提摩太可以说是经常被人谈论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较早注意到李提摩太与张之洞关系的是丁则良。他在1951年出版《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小册子，称李提摩太“在太原住了几年，在官僚、绅士面前试验磁石吸铁、氧气助燃，官僚、绅士们果然感到相当兴趣。……这些表演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张之洞在一八八二年做了山西巡抚，对李提摩太的‘西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到处代为吹嘘……”丁则良误解了回忆录的叙述，李提摩太只提到在官员和学者面前做科学实验演示，从无明确提到张之洞到场，所谓“佩服得五体投地，到处代为吹嘘”属于过度演绎，查无实据。
李提摩太在山西与张之洞打交道，大都是通过中低层官员传话、传递书面材料，也就是说，两人的接触是间接的。比如：张之洞在档案里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写的建议，“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听取意见；“巡抚让我对太原周围的地形进行一番勘测。我请斯格菲尔德（Scofield）医生帮我测量地平高度和照相。我们向巡抚汇报了自己的观点。”（《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50-151页）测绘太原附近地形一事，据当时英文报纸报道，是由太原地方官员（the local official）出面向李提摩太求助（The N.C. Daily News, 25th September 1882），并不是张之洞当面向李提摩太当面提出。李提摩太确有建设山西-直隶铁路（即“正太铁路”）的计划书，却是在1881年呈递给前任巡抚（the late Governor of Shansi）。（The N.C. Daily News, 26th May 1882）
李提摩太
张之洞1882年初上任，1884年4月离晋，这个时期内英文《字林西报》有关山西的报道与通讯约30篇，麦士尼撰写的超过一半，其余的可以推断为太原教会人士供稿。这么多消息与通讯里面，报道麦士尼入张之洞幕府（in the staff）、上衙门、参与迎接乡试考官等活动的有好多篇，提到两人见面长谈至少有两次，却没有李提摩太与张之洞会面的记录。麦士尼不仅结识张之洞在先，还是张之洞幕府正式成员，这种府主与幕客的工作接触，一般来说要比李提摩太这种“外人”密切得多。张之洞从“清流”投身洋务，麦士尼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直接的，李提摩太的影响属于次要、间接。麦士尼得到张之洞迅速接纳，得力于一些特殊机缘。
早在1941年，学术界已注意到麦士尼对张之洞的影响。这一年，谢恩晖在《经济学报》第二期发表《张香涛之经济建设》长文，指出“公之建设极广，包括军事、政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其筹划亦极精密，此或曾受英商麦士尼（Mesny）之影响。麦士尼自言，曾为公之洋顾问，曾拟建设计划十九项，极受公之赞许，并蒙采纳”。
麦士尼晚年定居上海，出版英文《华英会通》杂志（Mesny’ Chinese Miscellany），对前半生遭际、事功、游说清廷大吏经历有较详细记载，略有夸大。从上文判断，谢恩晖应该读过《华英会通》里面的相关文章，出于谨慎，只用“或曾受英商麦士尼之影响”一语。
1992年，凯思·史蒂文斯（Keith Stevens）发表《泽西岛冒险家在中国：军火商、海关职员、企业家与大清军队中的将军（1842-1919）》长篇论文，利用《华英会通》中的自传材料，梳理了麦士尼在中国59年的传奇经历。史蒂文斯谈到：麦士尼向每个愿意倾听的高级官员提出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建议，并曾向张之洞提出“条陈十九条”；麦士尼坚称张之洞采纳了这个一揽子建议，史蒂文斯则指出张之洞奏折中并无出现麦士尼名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Vol. 32，1992）。
2016年，英国旅行作家大卫·勒夫曼（David Leffman）出版麦士尼传记The Mercenary Mandarin: How a British adventurer became a general in Qing-dynasty China（《雇佣军满大人：英国冒险家如何变身大清将军》），利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麦士尼旅行日志、《华英会通》、沪港英文报纸，以及同时代人物回忆录等史料，“重建”了麦士尼的传奇一生，总体上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
勒夫曼自1985年来华旅游，从此与中国结缘，尤其喜欢在西南各省游荡，用英文撰写中国旅行指南。他正是在贵州时听到麦士尼参与镇压苗民起义的故事，对这个旅行家前辈产生极大兴趣，用了10多年时间搜集、整理史料，重走麦士尼在中国走过的路。
The Mercenary Mandarin封面
勒夫曼此书的缺憾是没有利用中文史料。笔者用《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等清代档案文献，对勒夫曼的记述进行校验，证实张之洞与麦士尼之间确曾存在着特殊关系，1886年朝廷给麦士尼加“总兵衔”正是出自张之洞的奏请。有充分的依据断定：麦士尼率先促成张之洞向洋务转变，与之相比，大名鼎鼎的李提摩太只居于次要地位。
从涿州到太原
1882年2月2日晚，张之洞与麦士尼在涿州相遇，这一次历史性会面，极大地改变了张之洞后半生的航向。1月3日，奉上谕“山西巡抚着张之洞补授”，这是“清流”人士第一个出任封疆大吏，京城名士额手称庆。在亲友一轮又一轮送别活动后，张之洞于27日陛辞请训，2月2日行抵直隶涿州，入住涿州驿馆。
晚上9点，一个深目勾鼻、身材健硕的英国人前来拜会，一开口竟是地道的川黔官话，张之洞也用同一语音作答，霎那间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张之洞在贵州出生长大，到老都保持一口贵州腔。他的妻兄唐炯，贵州遵义人，定居贵阳，1868年率领川军援黔。麦士尼1868年加入这支川军入黔作战，随后又在贵州提督周达武手下“总理贵州全省洋炮局务”，娶贵州女子为妻，在贵阳一直住到1877年，接着又旅居成都、重庆，一口川黔官话十分流利，据说是当时唯一说中国话不带外国口音的来华西人。两人都跟唐炯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唐炯从道员超擢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出自张之洞好友张佩纶的奏请；唐炯镇压苗民起义立功，麦士尼在军中负责洋枪洋炮，其贡献不可替代。这一层关系进一步拉近了距离，两人很快就相谈甚欢。
张之洞妻兄、麦士尼上司唐炯
麦士尼前几天在保定谒见李鸿章，碰了一鼻子灰，心情有点郁闷。自1860年18岁那年来华，麦士尼在长江沿岸贩卖军火、在汉口开铜铁厂、在川军中负责洋枪洋炮、在贵州与人合资开矿，1878回英国又系统考察了铁路、电报等产业，与欧洲银行家也有所接触，自认掌握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整套窍门。1881年，他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兰州往新疆，准备游说左宗棠举借外债，半路上得知左爵相已奉调进京，他还是继续入疆，前往哈密拜会湘军名将刘锦棠，然后横跨整个北中国，到北京“追”左宗棠。老实说，他这次出行主要是利用“中国副将”身份考察西北、华北，这个身份可以规避清廷对外国人游历内地的限制，所谓游说左宗棠尚在其次。
1881年12月中旬，他行抵太原，据说在新南门附近丢失了一件装满珍贵玉石的行李，守旧的山西巡抚卫荣光对他寻找失物的要求不予理睬。他拜会在太原传教的天主教、教人士，在周边游玩的同时寻访行李下落。停留近一个月后，他东出太行，来到保定谒见李鸿章。当他开口大谈开矿、铁路、电报的好处时，李鸿章冷冷地说：这些，我懂得比你多。麦士尼继续北上，22日晚抵达涿州，在驿馆里“撞”见张之洞。
麦士尼之前在太原做了不少调查，对改善交通、开发资源、西法练兵等事务已有一定构想。这一夜长谈，让张之洞大大地开了眼界，对这些“进步计划”大感兴趣，当即聘请麦士尼担任山西省洋务委员（advisor on foreign affairs），要求一同前往上任。麦士尼要进京拜会英国外交官、收取信件、重置行装，答应过完农历新年即来太原报到。（The Mercenary Mandarin, 第249-250页）3月中旬，麦士尼赶到太原，正式加入张之洞幕府。
太原新南门
呼唤“现代秦始皇”
山西在1874-1876年“丁戊奇荒”中遭受重创，张之洞的当务之急的是组织灾后重建，采取有力措施整饬吏治、兴修水利、打击种植罂粟、严禁吸食、组织垦荒、提高粮食总产量，避免惨剧重演。张之洞惩治官场，触犯到布政使葆亨，两人关系陷入僵局。布政使掌握全省财权，葆亨对张之洞各项拨款批示尽力拖延。在这种情况下，麦士尼建议的开发项目暂时都很难着手实施。
太原教会人士给报纸写的通讯称：“事情越来越明显，有些中国人也心知肚明，本省的自然资源开发具有非凡潜力；开发的步骤必须加快。如何实施，以及先走哪一步，是一段时间以来摆在巡抚面前的考题。……麦士尼将军现在此地，我相信他正在为巡抚服务，无疑将给执行改善本省状况的计划提供参考。”（The N.C. Daily News, 25 September 1882）
张之洞曾询问麦士尼，怎么样才能提高山西省的收入并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1882年10月2日，麦士尼在一篇通讯中阐述了他给张之洞的各项建议：第一要务是铺设铁路，用于全天候运载各类货物；第二是开发山西蕴藏丰富的煤矿，在靠近煤矿的地方建设煤气厂，用煤炼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各城市用于发电，大大节省运费，也可直接用于照明、煮食，无烟、无煤灰；优质铁矿是本省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铁矿经提炼可加工成无数产品，从大炮到绣花针，从装甲板到罐头盒，要尽快用现代设备加以开采；建设一个覆盖所有县份的邮政网，各县连结省会，省会又连结北京；在山西鼓励种植葡萄与土豆；引进外国、外地优质羊种，发展畜牧业；利用蒙古羊毛、山西本地粗羊毛，发展毛纺织业；利用山西的硝磺等矿物资源，发展多种化工产品；除道路建设、邮政系统由政府负责外，其他各项事业应大力鼓励私人资本投资。（The N.C. Daily News, 6 December 1882）
正太铁路阳泉车站
麦士尼至此时已旅居中国22年，对这个国度有很深的感情。有感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慈禧又缺乏足够的学识、决心与魄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整个官绅阶层面对西方挑战缺乏主动应战意识，1883年初麦士尼在一篇文章中，呼唤中国出现一个“现代秦始皇”：
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一个现代秦始皇，他将突破把当代与过去相捆绑的各种繁文缛节的束缚，让未来自由飞翔。让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寺庙，变成给年轻人训练现代技艺、科学的学堂；让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用电报线联通；让每一座城市都与省会用铁路相连接，每座省会城市都与伟大之城北京相连接；让每一个省会都建立一个陆军学院，每一个大港口都建立一个海军学院……(The N.C. Daily News, 15 March 1883)
麦士尼之意，唯有出现一个秦始皇式的强人，才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推进现代化建设，至于代价如何，他是不考虑的。麦士尼的愿望在他身后大体实现了。1971年出现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用“现代秦始皇”代指，事后追认了这个称号。1973年，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廖盖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第397页）麦士尼本人虽不及见到“现代秦始皇”君临天下，他儿子沪生（Hu-sheng）却见到了。沪生一直留在上海，活到1963年。要论近代中国眼光最为独到的预言家，实非麦士尼莫属。
麦士尼便服相
率先提出“庙产兴学”
1901年以后的清政府、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庙产兴学”政策方面高度一致，在半个世纪里毁掉城乡多数庙宇祠观，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盘活资产”，发展面向现代化的新式教育。这项少有的持续三朝的政策，对20世纪中国社会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培养了大批面向现代化“新人”的显著成就之外，也以“破除迷信”为名，割断了本土信仰与民间社会的联系。
对近代中国“庙产兴学”，近年来涌现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至于究竟是谁率先提出这个思路，迄今为止的说法都未得实情。有人认为是康有为最先提议，见于戊戌变法期间给光绪帝的奏折；很多人则归功于张之洞，体现于戊戌年春定稿的《劝学篇》。无论康有为还是张之洞，他们提出这个政策建议都在1898年，而麦士尼在1882-1883年间即已提出利用庙宇办学的思路，比任何人都要早得多。
1883年3月，麦士尼在给《字林西报》撰写的山西通讯中，复述了他给张之洞提出的改革政策建议，明确地提出“让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寺庙，变成给年轻人训练现代技艺、科学的学堂”（Cause every temple in the Empire to be turned into a school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young in modern arts and sciences）。（The N.C. Daily News, 15 March 1883）1895年9月26日，他又在《华英会通》发表经过补充整理的“条陈十九条”英文版，第九条即是“在帝国各地的每一间庙宇设立公立学校”（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chools, in every temple through the Empire）。
麦士尼的庙宇办学思路，来自他在贵阳办学的经历。1871年，他定居贵阳，出于朴素的慈善意识，他利用一座玉皇宫（Jade Emperor Temple）办起一间贫民子弟学校，出资购买课本并聘请一位青年教师陈玉堂（Chen Yü–t’ang）任教。因陋就简、借庙办学是他亲身验证的成功经验，这样可以节省新建校舍的大量资金和时间。1882年，他将借庙办学思路向张之洞提出，并写成文字，次年发表于《字林西报》。
往后的十多年里，人们依然对普及教育毫无认识，麦士尼庙宇办学的倡议未能得到更多响应。甲午战争后，士大夫终于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写道：“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这是在麦士尼思路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征用庙宇建筑，兼且收取庙宇所属田产，收租以供学堂经费。
麦士尼向张之洞建言
“条陈十九条”
麦士尼向张之洞提出现代化建议，有一个不断修订、补充、完善的过程。多年以后，他根据记忆作整理，把这一系列建议定稿为“条陈十九条”（Nineteen-point Plan），刊登在他所主编的《华英会通》杂志上，1895年刊登英文版，1905年刊出中文版。“条陈十九条”中文版全文如下：
1.各省城以及各府厅州县应设立电报局；
2.各省开矿最要紧者煤、铁两项；
3.各省开办铁路，最要紧者北京至汉口至广东；
4.招陆军马、步、炮三队，共总一百万人，分为十军，每军十万人，都用上等新法枪炮，如有官弁兵勇曾经出力、年老不能操练新法，照发养廉；
5.设海军，造各种新式钢甲战船、上等顶快巡船；
6.全国各省府厅州县设邮政，要与中外一律能通；
7.京城以及各省应设金银铜宝元钱局。每金元一元，计重库平一两，可作银二十两；每银元一元，可作银一两以及两钱或一钱。一元轻重，京城内外一律，可完钱粮、关税、厘金。通用铜元作钱十文，以便通商源流；
8.禁止种、卖烟；
9.全国应立童蒙以及高等学堂，以全国各府厅州县庙宇改作学堂，庙产充作学堂经费，和尚如有能通文理可充教习，不通文理者亦可刷印学堂书报、耕种庙田，总须给以养廉；
10.南北两京、各省城应设同文大学堂、考棚、贡院；
11.凡有官大路乡村河干可种果品树木，免行人日晒，又可稳固河岸；
12.大小江河驳岸须修坚固，河底亦须舒深，以便运粮货物船只快便；
13.各省应设煤气厂，煤不进城，可用铁管将气入城，可点灯，可煮饭，无烟、无灰、无煤屑，并可借其力作功夫；
14.各省可设电气局，其力可代人作工，光可点灯；
15.各省地方，如出棉花者可制纺织纱布，如出丝者可纺织绸缎，如出麻者可纺织粗细可种麻布，出驼毛、羊毛者可织大小泥哈喇；
16.有出煤铁之处，可设铁政局制造各种钢铁料；
17.地内所出硝磺、减（碱）盐有新法可提；
18.各省口岸城乡可设小铁路，以便运粮食、土产，又可载运官商搭客；
19.能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格致各种学务，均可赴考入学中举，如学最优，可中进士、翰林、鼎甲。（《华英会通》第四册第474页）
“条陈十九条”英文版比中文版更准确而详尽。当时许多西方新名词还没有准确的中文译法，麦士尼自己翻译成中文时，附会中国名物而导致一些歪曲。麦士尼这些构想，相当部分被张之洞暗中吸收、改头换面并设法付诸实践，例如他在1889年提出干线铁路（先修京汉、续修粤汉铁路）计划，但绝口不提麦士尼的贡献。大体上，麦士尼注重“物质建设”、实用教育而忽视制度改革、思想文化改造，这也是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
影印版《华英会通》封面
中法战争
1882年麦士尼在太原担任洋务委员9个月，突然在12月初离开张之洞，经陕西、四川抵达云南。对这一突兀决定，麦士尼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在《华英会通》上刊登本人履历中写道：光绪“八年，蒙前云南布政使唐延襄军务”。朝廷鉴于法国不断侵略越南，对云南构成威胁，将道台唐炯超擢为云南布政使，率领部分川军及云南军队开赴中越边境。老上司唐炯急召他前往云南协助军务。
11月30日，张之洞为此专门发给麦士尼驰驿传牌：“兵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管提督盐政印务、太原城守尉张，为传知事。照得权授副将英国人麦士尼为能，现由陕西省城奉调前赴云南军营差遣，连随带跟丁上下一行共捌人，骑马五匹，需用轿车三辆，并日需粮料柴草，应饬沿途各州照章应付，合行传知，为此牌仰，自山西省城起至云南省城止，经过沿途各州县一体遵照应付，该副将亦不得额外需索骚扰毋违。须牌。此牌由山西阳曲县起至云南省城止。右牌仰经过各州县准此。光绪八年十月二十日。巡抚部院行。”（《华英会通》第四册附录）对酷爱旅行的麦士尼来说，这一趟公款旅游十分过瘾。
他于1883年4月14日抵达昆明。麦士尼出生于英国泽西岛，继而移居奥尔德尼岛，这两地都通用英、法两种语言，他也跟当时远东的法国人有密切联系，云贵总督岑毓英怀疑他是法国间谍，不让他前往越南前线，而是派他去福建船政局。他沿西江东下广州转赴福州，不久折回香港。1884年9月份起，他开始在上海开设甡厚洋行，为张之洞采购军火。11月24日，张之洞来电：“麦协戎：览接来信为慰。兹欲买诺登飞炮、格林炮、哈乞连珠炮数十尊，毛瑟枪二千枝、弹百万，阁下能代买否？如无毛瑟，则别种后膛枪亦可，一月内到，包送粤省黄浦方好，太迟则不必。货须精，价须公道。即复。广督张寄。初七。”（《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13册第5655页）协戎是对副将的尊称。
麦士尼本是军火专家，跟各洋行有密切联系，迅速采购到大批“精利”兵器。12月10日张之洞复电时，为设法完成朝廷下达的“济台”（向台湾偷运军械军饷）任务，给麦士尼戴高帽曰“阁下忠义可嘉”，希望对方能冒险押送军火渡台。（同上，第5871页）麦士尼最终没有成行。这一轮军火交易，张之洞委托上海道台邵友濂代为验货、付款，邵友濂对麦士尼索取佣金颇有微词，张之洞复电解释说“此人用处尚多”。（同上，第14册第6223页）
约1885年春，麦士尼应召到广州。1886年6月，张之洞上奏“保奖筹济滇桂饷械冒险运解异常出力人员”，麦士尼列名“洋员清单”之中。8月13日，奉上谕赏“权授中国副将麦士尼总兵衔”。
麦士尼乘坐4人大轿
在广州，麦士尼继续就军备问题提供意见。据他所说，有几个德官在张之洞面前十分得宠，对应该向英国还是德国采购军火、军舰，双方发生激烈争吵，相互诋毁。1884年张之洞到任不久，香港商人何献墀即介绍了德官威勒西到穗训练粤军，接着张之洞又聘用了几个德国人，对他们勤恳尽责、态度“恭顺”感到十分满意。与此同时，李鸿章、张树声这些淮军巨头都对德国武器甚为赞赏，也影响到张之洞的选择。麦士尼对此十分不满，张之洞则对麦士尼为争夺订单大吵大闹不耐烦，两人终于分道扬镳。麦士尼随后离开广州，定居上海经营自己的生意，直至1919年病逝于汉口。
麦士尼最早让张之洞跳出传统学问的限制，开始关注西式武器与训练、采矿冶炼、兴修铁路等“洋务”事宜。1877年，麦士尼与英国探险家威廉·吉尔一起打通了从云南沿红水河到越南出海的航路，这一经历有助于理解张之洞为何在1883年连上三份奏折，对中法越南交涉提出十分详尽的策略建议，随后并受命总督两广主持对法作战。虽然两人在1886年闹翻，仍应该认识到，麦士尼才是张之洞向洋务转变的第一位启蒙者，李提摩太次之；抵达广东后，张之洞又受到何献墀、郑观应等人的熏陶，由此开始他后半生大规模的洋务事业。这些洋务启蒙者的影响，在其门生故吏选编的《张文襄公全集》里面几乎都见不到踪影，只有未经筛选的档案与英文报刊才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些真相。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