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马班如(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其一，二者风格大为不同，而治学宗旨却有相通；其二，从弥足珍贵的学者心声，看唯物史观学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严密考证的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其四，从学术团队优良学风如何形成，看重视历史考证对于推动学科建设的意义。此项研究对于科学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以及对于改进当今史学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道路波澜壮阔，成果丰硕，名家辈出，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和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两大干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二者有何学术关联？马克思主义史家是如何对待历史考证的？重视考证对学风建设有何重要意义？深入探讨这个课题不仅能够推进对于过去一百年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科学认识，而且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取得丰硕成就的原因，对于推进当今学术发展也将大有裨益。

一 风格各殊异 宗旨有相通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学术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是以重视搜集史料和严密考证为特征的史学流派，人们的共同观感是，二者风格相差甚为悬殊，因此很少有人去思考它们之间还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这里显然有待发之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派是历史学领域中的不同学派，又在学术演进的链条上彼此相连，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隐藏着的相关之处，确实需要我们予以揭示。

我们的追问是：既然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同为历史学领域的流派，且又处在现代学术发展的环境之中，它们的学术宗旨有无相同之处呢？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并没有什么神秘性，它是紧贴历史实际的人类思维的科学成果，直接继承了18世纪以来欧洲进步思想，其任务是要清除人们以往的认识误区，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即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探求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马恩创立的唯物史观具有极其鲜明的“求真”品格。强调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摒弃主观臆测，强调以实践为基础，重视搜集丰富的史料，通过审核鉴别，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把握唯物史观这种重视事实和“求真”的品格，我们就能深刻地领会经典作家的如下名言：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②

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却恰恰是十分必要的。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③

经典作家十分强调准确可靠的事实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必须下功夫搜集丰富的材料，认真做好分析、考辨工作，从事实的总和与联系中去掌握其实质，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重申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如何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宗旨问题。我们平常所强调的，唯物史观要求通过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生产方式的变迁，来探求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而同样必须牢记的是，尊重史实，达到“求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并且必须置于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的地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正确地描绘出生产方式运动的图景，以恢复人类历史进程的原貌，其内在意蕴也是为了“求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不正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实事求是”互相贯通吗？传统学术重视“实事求是”有长久的传统，远在西汉就已经提出来。《汉书》记载，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喜爱学术，喜聚图书，与诸儒相讲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④班固对“实事求是”治学风格的记载和颜师古的阐释，正揭示出传统学术的精华。它源远流长，为历代优秀学者所继承、发展。至清代中叶，考证之学大盛，形成在特殊时代条件下学术繁荣的局面，学者们更以“实事求是”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治学追求。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所言：“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⑤从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考证名家们互相交流切磋，遂形成了一套极具时代意义的治史方法，即：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影响至为深远。20世纪前半叶，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群体，便是自觉继承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并且吸收了西方新学理而产生的。王国维等人都特别服膺顾炎武、钱大昕的成就和方法，自认为直接继承清儒的学问，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学者的论著都是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所以被称为“新历史考证学”。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二者为了适应各自的时代要求，表现出风格殊异，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面是，它们同属于历史学，归根结底承担着考察、阐释、再现历史真面貌的任务，所以在确立重视史实和“求真”的治史宗旨上是相通的。必须将这两方面合而观之，才能摆脱片面、孤立地看问题的失误。笔者大约在20年前承担了教育部社科项目“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就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作了一番探讨，并将结论写在课题成果的最后一章，认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是人类优秀文明的当然继承者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因而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自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占有充分的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伪存真，重视史料出处的环境，重视甄别、审查的工作，务求立论有坚定的史料依据；同样遵从孤证不能成立的原则，遇有力之反驳即应放弃，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测，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唯物史观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因而它又远远高出于实证史学。特别是，如恩格斯于1892年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序言中表述的，唯物史观揭示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要唯物、辩证地分析一切历史现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要把历史看成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等等。”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著名学者宁可教授为课题成果所写的评审意见中，特别提出上述这段结论“至为精当”。他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甚为宝贵，使我们增强了对于这一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信心。

二 唯物史观学派与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干流，二者指导思想有别，风格不同，互相之间当然有争论、辩难。但它们之间绝非互相对立，而是能够互相尊重，肯定对方的成就或研究方法的高明之处。这些是学术史为我们展示的弥足珍贵、很有启示意义的事情。

1949年以前，这两大学派平行发展，但它们之间并非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郭沫若对于王国维的著作有很高的称誉：“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⑦以上评论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于1929年。至1945年郭沫若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埋没的秘密”，并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⑧郭沫若对顾颉刚关于古史辨伪的积极成果也有明确的肯定，称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⑨。侯外庐在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吸收考证学家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⑩他又在《韧的追求》一书中，称王国维和郭沫若同是他的老师：“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我之所以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而独辟蹊径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原因在此。”(11)陈垣先生在宗教史、年代学、目录学、校勘学、避讳学、中外交通史等历史考证学领域都有重要贡献，白寿彝于1980年纪念陈垣诞辰一百周年时曾著文予以高度评价，至1990年陈垣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他又撰写文章进一步褒扬援庵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当下价值。他指出：“无论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十年来都有不少的进步，在有的学科内的进步还相当大，但这并不减少援庵先生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历史性的贡献，反而证明它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之广阔的前景。”“现在重温援庵先生的遗著，深感援庵先生在学术实践中所倡导的学风，对于我们尤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援庵先生所倡导的学风，粗略地说，就是要有扎扎实实的功力，有力求确切的表述，还有史以致用的意境。”“援庵先生治学的功力，可以说是功底厚，功力专，视野宽。他博学深思，对所选课题，必广泛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提炼成文，然后把文稿收存起来，经过一个时期，再以冷眼审查，反复修改，对没有可就依据的说法，概从删落，吸收前人已有成果而又决不再简单地重复。因此，他问世的作品总是严谨、有创见而使人信服。”“在目前学风趋于夸诞的情况下，援庵先生在功力上的扎实和文字表述上的认真，都应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当援庵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重读一些遗著，实不免有‘高山仰止’之叹。”(12)

这些评论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有成就的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真诚地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那么，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非但不加排拒，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唯物史观对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因素互相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顾颉刚于1933年所写的《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说：“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我们虽不谈史观，但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13)他又以欣赏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说：“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虽因职务的束缚，未得多读这方面的著作，但我深知道兹事体大。”(14)吕思勉在实证方法基础上写成的史著，很重视各个时期经济的研究，原因即在他初步学习了唯物史观的原理，用以指导其史学研究。他在1945年所著《历史研究法》中写道：“(马克思)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15)

以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考证学者互相推重、钦仰的评论，为20世纪学术的进程留下了具有激励作用的记录，正是这种基于实事求是和“治史求真”精神的科学态度，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创造出新的业绩。

三 唯物史观指导下精审考证推进学术发展举隅

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精审考证的成果推进学术发展的著名例证当首推郭沫若和范文澜。

郭沫若于1931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它的成功为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解释中国历史进程作出了示范，同时又雄辩地证明，发扬实事求是精神、重视史实和精审考证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他对于广泛搜集、梳理、考辨工作下了十分扎实的功夫，出色地对旧史料做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材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商时期的社会生产活动方式也得以重现。在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他指出应该褫除前人加在《周易》上面的重重神秘外衣，还其保存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记录的本来价值。他说：“这些文句(即卦辞、爻辞)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出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16)他判定《易经》是由原始公社社会变成奴隶制社会时的产物，《易传》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在精审梳理、考辨的基础上，他将《易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逐次分“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结构”“精神的生产”三节论述。由于做到了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和精审的考证作基础，以往神秘难懂的卦辞、爻辞，便被阐释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材料。限于篇幅，这里仅略举数例以说明之。

如，考辨当时商旅(交通)情况，所举的史料有：“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旅》六二)；“旅焚其次，丧其童仆”(《旅》九三)；“亿丧贝”(《震》六二)；“亿同《论语》‘亿则屡中’”。于是对此详加考释：“这些当然是商贾的起源，从这些文句中可以得到几个注意：(一)当时的商贾还多是行商；(二)童仆是商品之一种，当然是人身买卖； (三)资贝是当时的货币，资字亦从贝，金属的货币还未产生。”“商贾既是行商，那交通是很重要的，交通的工具是用马牛车舆。例如‘乘马班如’(《屯》)，‘大车以载有攸往’(《大有》九二)……由此我们可以揣想到舟楫在当时尚未发明——至少是尚未发达——所以涉川的事才看得那么重要。”(17)

再举出作者对当时家族关系的考辨。第二节“社会的结构”“家族关系”部分中论述了以下三项：(甲)男子出嫁。史实根据是：“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乘马班如，求婚媾。”(《屯》)“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睽》上九)对此所作的考辨是：“这骑在马上挟着弓纠纠昂昂而来的当然是男子，起初还以为他是为抢劫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来求婚媾。这显然是女子重于男子。母系制度的残存此其证一。”(乙)女酋长的存在。作者进一步考辨说：“母系制度的社会，酋长多是女性。《晋》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这王母二字并不是祖母，也不是王与母，更不是所谓西王母，应该就是女酋长。母系制度的残存此其证二。”(丙)“除这残存的母系制度之外，当时的家族制度确已向父系推移。”(18)

该书第二篇是《〈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作者首先讨论两部典籍的史料价值，他指出，《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史书”，历来对此几无疑义。《古文尚书》除今文二十八篇之外都是伪作，清代学者将其批判得体无完肤，是一大功绩。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史料价值并不相同。经过作者遍引先秦典籍中的种种证据及汉唐学者的有关说法，逐一考核，得出的结论是：“以上《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托古改制’的伪作，《甘誓》应该归入《商书》。但就是《商书》和《周书》都应该经过殷周的太史及后世的儒者的粉饰，所以这二十五篇的可靠性只能依据时代的远近而递减。”(19)然后，又集中讨论“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两个重要问题。作者对《诗》《书》中的重要篇章，都通过深入考辨阐释其反映的社会状况。如：通过阐释《甫田》，分析其所反映的阶级对立关系：“‘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你看农人是属他的，他不耕而获的一年取十千，把些剩馀陈腐的米谷赏给农人吃，这不如象在养猪狗一样吗？但他骗人的程度已经很高明了。他把农人的黍稷牧畜取了，但他给他们的口惠是没有忘记的，他说：‘我的田弄好了，真是你们农夫的功德啦!’(‘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他立了田官去监督那些农夫，他时常还要亲自去监督，不准他们偷懒，他说他是犒劳他们。农夫在这样的监视之下，当然偷不起懒来。”(20)《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三篇、第四篇是分别讨论“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全书的共同特点，就是史料搜集详备，考辨精审，贯通研究，又以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原理作为指导，遂能对殷周社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本质性认识，使古代文献中的记载顿现活气!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初版至1932年底印行了5版，正说明这部著作受到罕见的热烈欢迎。当时赞成唯物史观的学者发表的书评中肯地指出：“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时的名著。就大体来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史学界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21)而属于“新史学”流派史家的张荫麟同样敏锐地认识到，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范式具有开辟史学研究新道路的意义，所以赞扬此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22)。1932年至1935年，郭沫若又相继完成《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两部重要著作。前书正编共收录了800片甲骨文史料，以科学观点提出甲骨文分类的新体系，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类。后书著录了323个两周青铜器皿，用科学的眼光先找出有明确铭文记载年代的标准器，然后依靠花纹、形制、文体、字体等项，逐件考证它们的年代关系，最后将两周青铜器分期划定为四期：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以前浑沌一片，只能作古董赏玩的青铜器，至此终因有了恰当的年代而能为研究者所使用。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上再次展现出其以理论卓见和精审考证相结合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如唐兰所评论的：“后之治斯学者虽有异同，殆难逾越。”(23)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既体现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是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发展，因此获得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学者的钦服。1948年3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先后五次投票推选出81位院士，其中文科组院士28人，郭沫若与陈垣、陈寅恪、杨树达、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人一同当选，便是证明。

范文澜是与郭沫若并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学术道路是由精熟于国学而走向唯物史观。他的治学曾深受黄侃、刘师培的影响，重视训诂、考证，著有《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正史考略》等。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他经过学习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40年初到达延安之后，他接受的委托，编纂《中国通史简编》，先是完成了延安版的撰著，计56万字，以后又经过长期的修订、重写，完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自上古至五代十国)，共计110万字，成为又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其中，关于民族史记述部分，尤其展现其理论上的远见和精审考证的功力，二者紧密结合，因而做到立论坚实、考辨严密，令人叹服。这里仅举一例。

有关先秦时期各民族活动的史料比较缺乏且零散。范文澜克服了这一困难，认真地搜集了散见在《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中的史料，加以爬梳、分析，专门在第一编第四章《列国兼并时期——东周》中，设了《各族间的斗争与融合》一节，头绪清楚地叙述了东周时期中原华夏族及众多的少数族的分布及活动概况，提炼、概括了华夏族与居住在中原地区及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而斗争，最后趋于融合这一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主流。范文澜说：“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例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称为夷，后来杞国朝鲁用周礼，杞又得称为诸夏。”他从分析历史事实出发，精到地归纳总结，得出东周时期华夏族与诸族经过斗争达到融合，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加强，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很有意义的结论。他说：“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当时中原地区华族与诸族杂居、四方存在许多少数族的情况，书中有清晰的叙述。据《左传》所记载，东周王畿内有戎族小国，卫都城上可以望见戎州。在南方，长江、汉水两流域，是蛮族居住地，有群蛮、百濮、卢戎等。“以上诸族，散居中国的内部和四方。因为华族文化程度较高，政治上有霸主主持盟会，起着互助的作用。华族凭藉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终于融合了诸族。”南方蛮夷被楚统一，春秋时期楚是华夏的劲敌。东周后期，楚国文化向上发展，与诸夏相等，华夷的界限逐渐消失。东方诸族没有成立强大国，陆续被齐、鲁、楚吞灭。北方和西方则有晋、燕、秦强大起来，先后征服或融合了周围戎狄小部族。从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间，中原境内及四方许多文化落后的部族消失了，实际上是融合到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之中。(24)秦汉时期形成的人口众多的汉族，是由华夏族与原先杂居相处的诸族混合而成的，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范文澜所讲东周时期是中国朝着统一方向发展，为秦汉统一作初步准备，具有重要意义。范文澜论“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等重要理论问题，也都凸显以精审的考辨推进学术研究的特色。

经学史领域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功例证，此为吴承仕撰写于1934年的《五伦说之历史观》。吴承仕原为著名国学家章太炎弟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担任北师大及中国大学教授多年，著有《经籍旧音辨证》《经学通论》《三礼名物》《淮南旧注校理》《国故概要》等。后来，因接近范文澜等进步教授和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又借阅《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而迅速走上革命道路，确立了唯物史观信仰，并于日寇大举进逼华北、北平高涨的紧急关头，参加中国，成为一名红色教授。《五伦说之历史观》要考辨和阐释的，是经学史上“五伦”与三纲五常是否同为一体的问题。他认为，历代儒生因长期受到专制思想的压制，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一向错误地“把‘纲常名教’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认为该体系历经百世而一成不变，看不到从先秦到汉代以后意识形态的变化。前后的不同，实际上是由比较开明的、有相对性的君臣关系，变成了绝对专制的、下必须严格服从于上的等级压制关系。

对此，他作了精密的考证。他认为“五伦”与“三纲五常”内涵不同，时代不同，作用也不同。五伦即《孟子》所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五伦，至少是先秦的旧说，而三纲五常则是汉儒的新说。《春秋繁露》首先提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而后被《白虎通义》等加以发挥。这样，“汉儒把它抽象化，即名之为三纲”，又将之与寒暑昼夜等自然现象相配。“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本来是《中庸》郑玄注引《纬书》来证明天命与人事的相互关系。汉儒就将五种道德规范与古代哲学认为宇宙原素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这样做完全是一种神秘的附会，目的是为了发挥“支配者对于被支配者最好的麻醉作用”。因此，“三纲”的实质是“权威的，宗教的，主从的，主观的”。“五伦”是有关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应明确其与“三纲”不同的实质，它是“理智的，人事的，相互的，客观的”。与“三纲五常”的观念乃是显示“君臣关系强化程度”的产物不同，这个范畴“有其相对性”，它可以有条件地“运用于现代及最近将来的社会”(25)。这实在是吴承仕在确立了唯物史观信仰后，运用精当考证而得出的创见。当时，熟悉经典、以严谨治学著名的杨树达先生读后极表赞赏，誉之为“根据《礼经》，剖析入微，令人心折”(26)。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原先精熟于严密考证的中年学者(其中有个别人年纪稍长)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经过学习理论而觉得眼前别开了新的天地，分析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又与广搜史料、深入考辨的长处结合起来，因而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他们的佳绩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对此前实事求是学风的大力发扬。这里举出蒙文通和谭其骧两位学者影响力很大的研究成果作为例证。

蒙文通于晚年著成《越史丛考》(1964至1968年)，这部著作的完成，既是他早年从事古代民族史研究的继续，又是他运用自己的丰富学识，为解决一个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而深入探求的成功之作。文章开头即明言：“越族”为泛指古代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然其分布地域史书记载简略，未甚明晰。“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近世论越史之名著也，于此竟谓：‘春秋战国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歧义殊说，异乎平素所闻未有甚于此者。然而，核之载籍，羌非故实。”(27)蒙文通洞察到，这种穿凿解释与借此的推波助澜，应当引起正直学者的高度警惕。他说：“国内外学人谓长江流域古有越人者不乏其人。然持此说者，不过就楚越同祖、夔越、扬越、夷越诸事论之而已，尚未有言‘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尽越人所居者也，更未有言居古中国之越人‘在来自北方的人的逼迫下’乃西南迁徙至越南者也。陶氏《越南古代史》，综此诸说进行疏通证明，而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越人后此之论越南古史者，莫不祖述其说，甚或扬其波而炽其焰。此诸说者，实多影响之谈、附会之说，核之史实，舛缪自见。”(28)这就必须严肃对待，以确凿的史实与错误的论点相对照，一一考辨清楚。蒙氏书中，即以“越族古居‘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辨”列为考论的第一项，进行有理有据的有力辩驳。

蒙文通详引各种古代文献，论述古代居于南方的楚族与越族的畛域。他指出，《吕氏春秋·恃君》篇言，“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扬汉之南”乃谓今福建、广东。百越之称屡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言：“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此百越之君“即闽越王无诸、东海王摇，二国所居为浙江南部及福建之地”。《平津侯主父列传》言：秦始皇“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据《南越列传》，尉佗、屠睢所攻之百越，略当今广东、广西之地。又《荀子·儒效》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同书《荣辱》篇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是汉世所谓百越之地与《吕氏春秋》所言基本相同而境宇稍广。然皆未尝以荆楚为越也，犹是《荀子》越、楚各别之义。”再据《史记·货殖列传》则以淮水以南为楚，淮水以北为夏，大致分明。至于越、楚分界亦可于《货殖列传》中推寻。司马迁言楚分西楚、南楚、东楚，自淮北至汝南、南郡为西楚，衡山、九江、豫章、长沙，为南楚，彭城以东，为东楚。蒙文通说：“传谓豫章、长沙(略当今江西、湖南)为南楚，当是楚之南土；而越则更在其南，《方言》所谓‘南楚之南’者也。”再证以《淮南子》和《汉书》，蒙文通分析说：“《货殖列传》以习俗判楚地，《地理志》以分野述越地，而《淮南子》则以五军所处划楚、越之界；三书虽各明一事，然其所说楚、越之地则若合符节。是战国秦汉之世，楚、越之畛域固厘然各别也。则是长江中下游几尽楚地，何得谓长江以南尽越人所居也。”(29)

又针对陶维英书所谓“春秋战国时代以前”“越族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云云，蒙文通进一步据史实作了有力的辩驳：“越人之盛始于勾践，已届春秋之末，而楚国之盛则早在西周……楚成王时，‘楚地千里’，楚庄王时，北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疆，问鼎于周室，继又大败晋师于邲。是在越人兴盛之前，楚人早已据有长江中下游之地，越人曾不得侧足其间。”陶书所言，“诚瞽说也”。“合荆蛮、扬越之地计之，其于长江下游不过江南一隅而已。苟据此以论整个长江以南尽为越人所居，岂不谬哉!”(30)蒙文通对“古代越族居长江以南整个地区”这一谬说的批驳，确为证据详明，理由充足，揭示出历史的真相，打中杜撰者的要害。

总之，《越史丛考》作为一部享誉学林的著作，的确体现出蒙文通将其原本学术根底深厚、精熟于史料的治学特色，与运用唯物史观洞察历史问题之本质的远见卓识，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令人叹服地体现出全面的观点、辩证分析的观点、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观点，因而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说服力。他作了这样深刻的阐发，使喋喋不休宣称“古代越族居于整个长江以南地区”者理屈词穷。李一氓高度评价蒙文通教授这部著作，认为全书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陶著所作的辩驳有凭有据，令人信服。他说：“作者的学术水平完全足以担当这个责任，把这一繁难的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也把国际上一些史学家(包括法国越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奇谈怪论，引证翔实地一一加以驳倒。”从中国民族而言，“他不是为历史考证而考证，不是抽象的考证，更不是炫耀博学的考证。在着笔时，他必然怀有维护中国民族崇高利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感”(31)。

谭其骧同样原先以精于考证著名，1949年以后他视野更开阔，将历史地理考证与解决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32)尤为著者精心构撰的名作，其考辨和论证，上下纵贯几千年，包括大河上下广袤的区域，精到地论述了一系列问题，重点探讨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汉至唐900多年间，西汉河患严重，东汉以后长期安流。在河患很严重的时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安流无事的局面，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以往水利史专家的解释，都认为是东汉王景治河“深合乎治导之原理”，是他的成功所带来的。谭氏则慧眼独见，分析问题的所在：王景治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只称“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河，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这33字讲的是在下游从事修防工程，仅属治标之法，何以能收长久之效？再者东汉后叶和魏晋南北朝，是封建腐朽无能和割据混乱时期，黄河却能安流，这显然不能以社会政治因素作解释。他决不作眼光狭窄的考证家，总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朝代，或某一局部地位，或者限制于考证某项具体问题之内。而是把眼光投向历史上整个黄河流域，抓住“黄河溢洪改道在下游，而主要地酿成祸患的洪水和泥沙则主要来自中游”这一根本问题，逐层分析考辨。他运用工程学的知识，计算黄河中游不同河段洪水含沙量，证明对下游水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游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情况的改变，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范围内，战国以前以畜牧、射猎为主，植物很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山西“饶材、竹、榖、鲈、旄”等林牧业特产，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至秦汉时期，国家却向这一地区大量移民开垦，如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元狩三年、元鼎六年、天汉元年多次募民徙边郡，开田官，数量有时多达七十余万口。作者指出：“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33)。东汉末至十六国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呢？谭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考证：(1)晋西北迟至南北朝晚期，居民仍以“山胡”为主，以畜牧为生。(2)陕西则直至十六国的前、后秦时代，才在洛水中游设置了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县，前此废边郡已有二百余年。而实际上二秦的版图所届远在洛川、中部之北，那些地方仍不设郡县，正反映其多数居民仍为居无常所的牧民。(3)姚秦末年赫连勃勃在这一带建立了夏国，仍不立郡县。(4)据《魏书·铁弗传》及《食货志》载，赫连勃勃之父卫辰被魏道武帝击败时，俘获品中只有马、牛、羊，而没有提到粮食。后四十余年，太武帝灭夏，也仍然以河西(指山陕间的黄河以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由此证明魏晋十六国时代虽然政治混乱、战争频繁，而黄河却能长期安流，原因即在：东汉以后北朝中叶以前，这二区基本上是牧区。(34)谭氏通过考证和分析，终于透过历史的现象揭示了真相：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并不因王景筑堤防洪的办法高明，而是因为中游地区返农还牧，恢复了植被，减少了水土流失。因此，他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建议：“在黄河中游，应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首要的措施就是“封山育林，同时利用所有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达到“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的目的。(35)今天，在黄河中游和广大西北地区实行退耕还牧、退耕还林已成为千万民众的共同行动，经过半个多世纪实践的检验，恰恰证明谭氏严谨、深入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符合真理的认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36)

四 彰显“理论与功力并重”的学术风范

以下转换一下视角，探讨一下在同一研究团队中，中国学者是否创造了成功的新经验。这里选取三位著名学者——张政烺、杨向奎、林甘泉，他们同在一个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研究所)，他们的学术实践确实对我们大有启发。

新中国成立初年，张政烺进入历史研究所，由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眼界更开阔，历史考证的运用上升到更高层次，即：自觉地把对具体问题的考证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面貌的目标结合起来，从事考证的旨趣乃是为了对历史的某个方面和大的历史事件有所发明。

我们可以把他于1951年发表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作为典型例证。此文一方面承袭了他从具体考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著文风格，另一方面又具有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商周社会结构问题的特点。在当时的学界，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注意不够。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及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强调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诗》《书》等先秦文献中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三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一一搜求胪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中亦有一种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甲骨文中的“众”字既是当时军队的来源，也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被编制在百人或千人的团体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劳动，冬季习武，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也和军事编制中一样存在着十进制的氏族组织。(37)几十年过去，有关商周社会的研究成果大量发表，而张政烺论文中关于商周时期仍然存在氏族组织、国家尚处于它的早期形态的论点，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出其重要价值。因而现在研究上古时期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和商代军事编制的学者无不征引此文。(38)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上下册分别于1962年和1964年出版)展示了宏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深刻的内容。在“古代社会”部分，着重探讨了古代土地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问题。而在“古代思想”部分，则包括了自先秦儒家至明清时期儒学新思潮，提出了自成体系的学说。有学者评价说：“杨先生认为，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内，儒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段落：儒家、经学和理学……儒家(包括经学、理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思潮，始终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起着无比的作用。当封建社会上升和发展时，例如宋以前，这种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封建社会的发展越发趋于停滞以至日益腐朽的阶段，则其起的消极作用居多。”关于“理学”，书中认为：“理学有不同的流派，其中的程、朱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学派，是理学的正统派。张载虽然也是理学的一支，但不是正统派，后来转化为唯物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有进步作用的。杨先生对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学术观点及治学方法都作了认真的探讨论证。这些研究成果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9)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撰成于1987年，标志着杨向奎的学术沿着“理论指导与深厚功力并重”的路子继续向前推进。作者概括该书论述的核心观点是：“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此所以孔子要梦见周公，更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0)“本书主要目的就是真凭实据的来发掘中国传统文明!”(41)该书论述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学术的重要问题，造端宏大，不但引据了丰富的先秦文献及历代典籍，还有金文及其他出土文献等，作了综合且精审的考证，因而成为新时期先秦史领域的重大创获。这里只能围绕这一核心论题，举例式地简略论述以下三项。

一是关于西周初年周公摄政与当时宗法制度的变动。周公摄政，本在《史记·鲁周公世家》有明白的记载：“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但这段史实长期以来引出各种分歧看法，有不少学者如廖平、顾颉刚相信西汉末王莽摄政效法周公故事之说，认为周公确是摄政称王。杨向奎是顾颉刚的学生，自称追随老师五十年，但他并没有随便附会师说，而是在书中运用《尚书》各篇的记载和大量典籍史料，深入辨析。并且以金文史料《令彝》所载成王在洛邑命周公尹三事四方互相印证，说明周的号令必须是由成王发布。著者在对相关的“明保”如何释读，与西周年历如何对应等项一一考辨之后，乃得出结论说：“我以为周公并没有‘称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经摄政，所有成王时《周诰》都是周公代成王宣告而称王，周公没有自己称王。”(42)“盖此时周公处境极险，不有周公之宏谋远略，几何其不愤事而功败于成者!这是大政治家的襟怀，也是哲学家的远见。”(43)而揆诸当时形势，天下还没有太平，成王还需要周公的辅佐(摄政)。著者所作的详细考论又表明：史家的考证工作不应在琐屑问题上纠缠此是彼非，而应着眼于重要事件或历史的大关节点下功夫，以有利于解决关键性问题。此处的考证又紧紧联系到“周代之宗法制度亦自周公时得以完成”(44)，理由也在于此。著者进而畅论：“大宗为君而变为长子继承制，自周公始确立。”“由兄弟相及变作长子继承，也并非轻而易举，周公之归政与成王之嗣王，中几经周折，迟之又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改革之艰难过程。”“宗周三百多年的发展迅速，春秋战国时之灿烂光辉的文明，没有西周的渊源，没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45)这些都成为西周史研究的宝贵创新观点，是著者在精当考证基础上提出的卓识。二是在考证方法运用上杨向奎也有重要的推进，基于“二重证据法”而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将运用民族学资料也摆在重要地位。该书论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古代礼仪中的冠礼、婚礼、外交聘享礼仪等，分别采用了《华阳国志》对古代“巴师勇猛，歌舞以凌”，以及当代学者汪宁生、陈高华等人论文中提供的少数民族习俗史料，和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朝廷交聘往来的史料，互相参证，使其论述更加生动，更具历史感。三是论证孔子赋予礼乐以新含义，使礼乐文明达到新境界。这一界定，同样是从丰富史料的辨析和综合，包括从殷商到周初及春秋战国关于天命、礼仪、习俗的变化，关于孔子与《诗》《书》《易》的关系，关于墨子、荀子等人对“儒者”的不同看法的比较等项，进行考证、评析之后而得出的，所言诚可谓如洪钟大吕：“君子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以客观的规范行为来约束自己，是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宗旨，所以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之所谓‘礼’已非原始之礼，他赋礼乐以新含义，从此使传统的礼乐文明，达到一个新境界，儒家本身也得到一次改造，过去的儒近于巫祝，执行相礼的职业，为人所讥，是小人儒，此后小人儒变为君子儒，而儒家提倡的礼乐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46)这些认识标志着古代礼乐文明研究体系的新突破，精彩确当，启迪后人。《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确实向我们展示出既重视理论指导、又重视考辨分析二者相结合的成功学术风范。

林甘泉是历史研究所第二代学者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进所从事研究工作甚早，著述甚丰。这里仅就他晚年重要专著《孔子与20世纪中国》加以考察。林甘泉是古代史专家，尤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土地制度史著名，而他却承担了这样一个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的项目，离开他原先专擅的领域甚远，实则是迎接一场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孔子与20世纪中国》这一题目问题复杂，意见分歧，又要涉及许多当代学者的见解，指陈得失，还有不少是与现实关联密切的问题，因而无论在史料掌握上、或在理论驾驭能力上，都有很大的难度。是一位正直学者强烈的使命意识，驱使他接受这一挑战。为了正确评价孔子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学说和当代价值，要对几乎贯穿20世纪大半个历程尊孔与批孔的陡起陡落、毁誉交错的起伏变迁给予科学的评价。为此，该书力戒空论，立意高远，打开目录，视角新颖、提炼精辟的章节标题，如《辛亥革命前尊孔与反尊孔的思想论争》《初年的尊孔复古闹剧》《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批孔狂飙》……一一跃入眼帘，使人一新耳目。全书的论述，既有高屋建瓴、系统贯通的格局和气势，又有缜密的分析、深入的考辨。而著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下了极大功夫搜集丰富的史料，而使立论具有坚实的基础。首章第一节《孔子的形象是怎样被神化的》，论证孔子从所处的春秋时代到西汉时期地位、形象的变化，即引了《论语》(《颜渊》《述而》等篇)、《孟子》(《公孙丑》《尽心》)、《春秋公羊传》、《史记》(《孔子世家》《高祖本纪》《陆贾列传》《叔孙通列传》)、《韩诗外传》、《法言》、《汉书》(《高帝纪》《儒林传》《董仲舒传》《元帝纪》)。论证孔子地位从三国以后至明清的变化，同样广泛引用史料，包括《后汉书》《晋书》《旧唐书》等，这一节引用典籍文献即有38种(篇)之多。又如，第五章中《陈独秀对孔教和尊孔派的批判》一节，引用的著作、文章、书信就共计17种。正因为著者做到详细占有材料，广泛、审慎地使用，才保证该书的论述切实可靠、恰当、全面，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该书在论述和考证上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出色地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与功力并重、史识与考证兼长”的传统，对于涉及思潮、事件的紧要之处，都力求举出确切的史实根据，进行精审的考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如何评价，就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著者强调必须依据事实作辩证的分析，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国近代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没有新文化运动，孔教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政治诉求可能就会得逞，继袁世凯、张勋之后中国可能还会出现第三次帝制复辟，妇女在贞节的名义下被剥夺生存权利的惨剧还会不断发生，中国的社会进步不知道还要滞后多少年。”因此历史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光辉里程碑。”(47)这一历史地位根本不容怀疑。他又论述五四新文化确实存在批判过激和片面性的缺点。“陈独秀指出只有政治上的共和革命是不够的，还需要批判儒家的纲纪伦常，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这个认识并没有错。但是他认为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皆本之‘孔子之道’，因而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对准孔子，这却是一种缺乏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与后世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条件下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就有很大的区别。”(48)片面性问题应当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49)。著者又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新文化运动没有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恰恰说明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20年代和3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关于儒家思想和先秦诸子的研究，摆脱传统经学和子学的僵化框架，开拓了新的视野，出版了一批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道的哲学史和文化史著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高等学府相继成立国学研究部门，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多门课程。继商务印书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之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四库全书珍本》《丛书集成》和面向广大读者的《国学基本丛书》和《国学小丛书》。有关国学的整理、研究和出版风气之盛，被有的学者赞叹为‘国学之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展开的一些争论，如关于《古史辨》的讨论，关于东西文化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讨论，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可以说都与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有关。讨论的参加者虽见仁见智，意见并不一致，但就连主张文化建设要‘全盘西化’的人，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50)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自序中就非常推崇王国维、罗振玉对中国文化的整理功夫，所以他做的工作“并没有否定‘整理国故’的重要性，而是丰富了‘国故’的内容”(51)。因此结论自然是：五四运动领导人在当时“不免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但是新文化运动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全盘化反传统’，更没有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断裂’”(52)。

有关著名学者在时代思潮中对孔子学说持何种态度，以及对后人的启示，著者也都举出确凿事实并作精到评析。如指出郭沫若认为孔子的“道”有进步意义。“孔子把老子的思想和殷周的传统思想加以融和，他避去了老子的‘道’这一名称，而挹取了他的精神，对于向来的天另外加了一番解释。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个‘天’其实只是自然，或自然界中的理法，和旧时的有意想行识的天是不同的。这在天道观的历史上是一个进步。”(53)又指出郭沫若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和有些史学家认为‘人’有等次性的理解不同，郭沫若强调孔子所说的‘人’是人民大众……郭沫若认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54)并认为，在当时统治区的政治环境和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同志关系来说，要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的学术见解，却也是需要有一定理论勇气的。又如，通过对钱穆《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论著的深入考辨，肯定其评价孔子的核心论点，同时指出其失于肤浅之处，并表扬其晚年看法的进展。显然，著者只有恰当地掌握了正确评价思想史上优绌得失的标准与方法，以客观态度全面地了解其学说主张，才能做到像上述那样，提出商榷意见，同时又看到其后来观点的发展，特地予以表彰。

从方角度论述史实辨伪和慎重评价的原则，是该书的又一特点。该书结束语部分专设一目：“‘真孔子’与‘假孔子’：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方问题”，总结了若干方法与要领，对我们从事深入研究和精当考证很有启发意义。评价孔子思想，首先必须对史料可靠性之程度有清醒的认识。著者认为：“我们能够据以研究孔子的史书，即使是学者们通常认为比较可靠的史书，其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按照可靠性程度，实际上有四个等级，依次是：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第一手材料，有《论语》《左传》《孟子》和《史记》的《孔子世家》等；《六经》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关系，至今仍是悬案；《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有若干关于孔子的材料，但有些叙述带有故事的性质；《孔子家语》传说是孔子门人所撰，《汉书·艺文志》虽有著录，但今本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三国曹魏时王肃的伪作。“上述这些史书，许多学者通常在研究孔子及其思想时都需要引用，但它们显然又不同程度地掺杂一些失实甚至造假的史料。《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事迹，真伪杂糅，前人多已指出。即以最具史料价值的《论语》而言，因系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而非孔子本人著作，也不能尽信为实。传世文献不尽可信，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加以使用。问题是在引用时要加以识别，去伪存真……先秦诸子和《史记》等书关于孔子的事迹和言论有些是失实或者是不可信的，但不能因此说先秦诸子和司马迁伪造了一个‘假孔子’的形象。就研究孔子的方而言，辨别有关孔子史料的真伪，与判断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真假孔子，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画上等号。如果把古书中关于孔子事迹和言论的不实记载都用‘假孔子’来加以概括，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假孔子’就会满天飞，真假孔子反而莫辨了。”(55)西汉末至东汉初的纬书，就塑造了一个神化和妖魔化的假孔子形象，“他生有灵异，长大成人后能预言和作法，是方士和儒生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政治斗争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先知”(57)。以此即可证明：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联系历史环境，综合各种史料分析探讨，才能求得不同时期孔子学说演变的真相，而这一切工作首先必须以对史料认真甄别、精当考辨为基础。著者能从方角度进行总结，是其研究工作的升华，也是贯彻优良学风的体现。《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一书之所以成为足以传世的力作，就因为著者出色地做到了科学研究应当具备的各项要求。

以上三位学者的学术辈份有别，治学专攻领域不同，却又具有共同的特点，即识见与功力兼具，既重视理论指导、又注重充分占有史料和严谨考辨，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他们同是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名家，张政烺、杨向奎两位前辈是建所初期的学术带头人，林甘泉虽然是第二代学者，但也进所甚早，对该所学术研究也有开拓之功，在他们身上所显示的共性，正是这个学术团队的共同品格，而这也恰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特定的学术环境的产物。历史研究所的学风建设是由三个有力的因素促成的：一是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中华文化精华长期熏陶；三是对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成就的继承。不仅这三位学者，还有历史研究所其他多位学者，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共性。我们从近70年这一研究团队发展的历史，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学科建设前后相承的治学理念、方法和风格，因此自1954年历史研究所创建以来，从中华文明起源、殷商史研究开始，直到清史研究，诸多领域都相继取得显著创获，其内在推动力也在于此。2004年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之际编了一本纪念文集，书名为《求真务实五十载》，引人注目地表明对这一学科建设思想遗产的高度认同和自觉总结。历史研究所是全国古代史领域最高科研机构，其成就对于全国古史研究者有导向作用。历史研究所几代学人近70年的辛勤努力，对“理论与功力并重”学术特色的推进和发扬共同作出贡献，实属不易!对此值得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探讨，从中得出的理论成果定能大有益于整个学术界。

五 结语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这一新视角对上述四项内容进行梳理和阐释，诚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一是学术史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虽然二者风格殊异，但在治史宗旨上又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求以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其目的即在揭示人类社会的真实进程，是为了“求真”；历史考证学以“无征不信”为治史信条，其目的也在于“求真”。二是进行这一理论“溯源”意义重大，使我们摆脱二者根本对立、互相隔绝的认识误区，而找到它们作为历史学不同演进阶段的学术流派在治史宗旨上相通之处，以此破除以往的误解。譬如，两大学术流派何以都强调广搜史料和严密考辨，唯物史观学派又为何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品格，为何对考证学家的成就高度赞赏；而考证学派又为何视其本身与唯物史观学派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认为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一大批新考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何会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指导；诸如此类的问题，遂得迎刃而解!当然，这要对与重要历史事件、背景相关的史实作精审考证，而反对烦琐主义。三是正是因为新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各展风采、平行发展又互相推重，才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波澜壮阔，成果丰硕。考证学者重视运用新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家又何尝不是对此倍加珍惜，将之作为扩大研究领域、推进学术工作的重要契机呢？这里再就出土文献研究对学术工作的推动作用举出例证。

20世纪初年，四大考古资料(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内库档案)的发现，成为推进新历史考证学发展的大事件，由此催生了新学科、新领域和大量新成果。20世纪初年以后，在我国西北地区先后多次发现了许多有关古代边防、地理、制度等项重要记载的汉晋简牍，有力地推动了古代边疆史、军事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因而一再为学术界所瞩目。而在古代历史叙事领域，此后也有了重要的机遇，这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湖南、湖北、山东等多处考古地点先后有宝贵的简帛史料出土，展现出先秦时期史学发展的多方面新面貌。以前，我们研究、评价先秦历史编纂学成就的主要依据只限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如今，有了这批新发现的珍贵简帛史料，遂使我们对于先秦历史叙事的体裁类型、记事特点、华夏民族发达的历史意识、古代史官记载与私家记载的关系等项的认识，向前大为推进。如战国楚简《系年》，经学者深入考辨和探讨，就大有所获。《系年》是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中记载完整的一部先秦史学著作，由138支简构成，共3875字，是目前为止已发表单篇竹书中最长的古书。全篇内容自武王克商开始，一直写到楚悼王时期三晋与楚大战，楚师大败，被专家称为是一部完整的、未见记载的先秦史书。“系年”的标题，是整理者根据当时对简文内容的理解所加。研究者根据这批竹书所载历史事件，推测其成书年代大致在战国初中期的楚肃王或宣王时期。(57)从历史编纂学视角考察，其主要意义在于：既进一步证明编年体在先秦时期的盛行，又证明了早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奠基时期就显示出编纂风格的多样性。不仅《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编年纪》都是编年体，《系年》也基本上是编年体裁，这就进一步证明以时间维度观察和记载历史，是人类最早运用的思维模式。《系年》的主体部分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它没有《左传》那样叙述详细、内容丰富，但却备载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脉络清晰，记载简略。除了以春秋史为主体外前后又兼顾了西周以及战国初期历史，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这种编纂形式同样体现出史家的历史见识。《系年》与《春秋事语》相比较，内容远为丰富，而又不直接发表议论，作者的鉴戒意识完全寓含于叙事之中。再与出自家族记载的《编年纪》相比较，《系年》不仅记载的年代更加久远，而且格局也宏大得多。(58)这种历史叙事的多样风格又恰恰是中华民族祖先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的明证。上述认识启发我们，在当前，重视对出土文献的考辨、阐释，对于推进学术研究确有重要意义。

不论是坚持以唯物史观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还是广搜材料、精审考证、科学治史，我们都有悠久的优良传统。对此增强自信，大力发扬，我们就必定能迎来新世纪史学更大的辉煌!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9页。

③《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页。

④《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0页。

⑤[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⑥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6页。

⑦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⑧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04页。

⑩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1)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25页。

(1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3-385页。

(13)顾颉刚：《古史辨》第4册“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页。

(14)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64页。

(15)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38页。

(1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8页。

(1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41页。

(1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46-47页。

(1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6页。

(2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16页。

(21)嵇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1年10月12日，后收入《嵇文甫文集》(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22)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月2日。

(23)唐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唐兰全集》(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4-325页。

(2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81-184页。

(25)《吴承仕文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26)庄华峰编纂：《吴承仕研究资料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289页。

(27)《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99页。

(28)《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第312页。

(29)《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第302页。

(30)《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第302-303页。

(31)李一氓：《读〈越史丛考〉》，《读书》1984年第4期。

(32)此文系谭氏先于1961年在复旦大学所做学术报告，次年修改后发表。

(33)谭其骧：《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0、498页。

(34)谭其骧：《长水粹编》，第505-506页。

(35)谭其骧：《长水粹编》，第516-517页。

(36)相关研究见于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子今《物泽天华与生态变迁——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考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5日第12版。杨文认为谭先生的论文“是历史地理学和灾害学的一项重要成果”，同时又提出西汉时期河患频繁发生与文帝至元帝期间气候异常波动(寒冷天气频繁出现)直接相关的观点。

(37)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7-313页。

(38)张峰：《张政烺的学术道路与治史风格》，《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39)安作璋：《求实求真老而弥笃》，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51-752页。

(40)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4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60页。

(4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5页。

(43)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8页。

(44)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8页。

(4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8-159页。

(46)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393页。

(47)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48)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78页。

(49)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79页。

(50)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79页。

(51)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0页。

(52)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1页。

(53)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253页。

(54)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255页。

(55)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2-483页。

(56)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第483页。

(57)也有学者根据其文字特点得出《系年》形成于战国早期的结论。

(58)参阅李学勤《〈系年〉出土的重要意义》，《邯郸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晁福林《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李守奎《一部古史探新知——清华简〈系年〉的价值及意义》，《人民日报》2016年1月24日；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1卷第6章《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来源： 《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