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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我愿将医学这场无限游戏进行下去
作者｜陶勇
摘编｜甘甜甜
我好像注定就是要从医的。
童年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追着看武侠剧，他们对武功盖世、正义凛然的大侠们仰慕不已，而我却对里面的医师们念念不忘。记得《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身中情花之毒，为此小龙女不惜自己跳崖以救杨过，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解情花之毒，不至于让他们生离死别。我想，如果《雪山飞狐》里的药王能出现就好了，他精通药理，能治百病，一定能解情花之毒。我便学着他的样子，把家里面能找到的药倒出来配制，什么香砂养胃丸、利福平眼药水、感冒冲剂、三等，幻想能配出一个百毒不侵的药。我把它们捣碎，又加入了一些我们当地长的甘草和竹根七，加上水混合，然后放在火上烤，冷却后把盖子封上，在泥里埋了一个月，结果变成一瓶黑黑的黏稠液体。我着实没胆量喝下去，犹豫了很久，想喂给鸡，结果鸡也不喝。于是我就把它倒在我家门口的一株文竹盆里，想仔细观察它会有什么变化，结果一周后，文竹死了。
文竹是死了，但我对医药配制的热情并没有消退，反倒越发高涨。我开始对一些民间的小偏方感兴趣。我们班里有一名同学患有癫痫，我按照偏方的指引，挖出几条蚯蚓混合玉米粒将其捣碎，混上白矾，然后用开水冲开便让他喝。一开始他死活不喝，在我的反复游说下才小小地喝了一口。当晚，他家的大人们跑来我家理论，父母将我一顿教训。母亲说不能信这些偏方，你若想学医便要好好学习才能真正地治病救人。
《目光》，作者: 陶勇，版本:白马时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
1
这些事过去了很久，但我仍然记忆深刻，现在想来有几分可笑，但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心里埋下了对医学的兴趣。小时候，我身体弱，经常生病，所以时不时就要去医院，每每去医院闻到那股清新的消毒水味，看到红十字标，以及那些行色匆匆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总会肃然起敬。每一个来医院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痛苦，这里就像那些大侠身负重伤后能出现生命转机的地方，是他们的希望。
小时候我有支气管炎，很痛苦，一犯病母亲就会带我到医院打针。那时我挺勇敢的，心里虽然怕得要死，但表面上绝对不会哭喊，我知道医生是在救我。有一次我打青霉素过敏，头晕目眩，感觉就像武侠片里中毒的人一般，医生紧急为我注射了肾上腺素和，那时我就惊叹医药真是太神奇了，它会让人康复，也会让人“中毒”，这其中的玄妙要多么厉害的人才能掌握。
在我十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去省城南昌的大医院看眼睛。母亲的沙眼是多年顽疾，眼睛经常是红彤彤的，总是不断地流泪。之前家里贫困，她总是忍着，不舒服的时候就点一点眼药水，因为怕传染我们，所以她的毛巾、枕巾从来都和我们用的单独隔离。
去了医院后，我看到医生给她的眼睛上点了麻药，然后用很细的一根针挑眼睛上的小白点，一个一个地挑出好多白色的沙粒，而且那个沙粒很大，我看到它就有种眼睛发涩的感觉。我对这位医生涌出无限崇敬，这些沙粒困扰了母亲十几年，在他的手里就这么轻易地解决了，以后母亲的眼睛就再也不会疼了。
给母亲治疗后，医生又拿出一根很细的针管，对我说：“小朋友，你的眼睛是不是经常干干的，那是你流眼泪的泪腺堵住了，叔叔给你通一通好不好？”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泪腺，但看了他对母亲的治疗后我完全信任地点了点头。
通泪腺是拿针管插到内眼角内用水冲刷，然后会从鼻子里冒水，非常难受，但我硬挺着没有叫。结束后，医生和护士纷纷表扬我勇敢。似乎从那时起，我对眼科就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我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
当时父母并不支持，可能是我姑姑和姑夫从医，他们了解医生的艰辛，所以希望我能选择一个相对轻松的邮电专业。20世纪90年代，正是家装电话机的高峰期，邮电行业欣欣向荣，从事这个职业在父母眼里又体面又轻松，不像医生那般没日没夜地辛苦。
我向来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唯独在这件事上，我特别固执，填完志愿才告诉他们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父亲叹了口气，半晌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学医也不是不好，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学医要比其他专业辛苦得多，本科就要读五年，学出来也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医生，还要读研读博，你可有的熬啊。”那时的我年少气盛，对父亲说：“您放心，我一定读个博士回来。”
2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原本以为跨越高考，大学生活会轻松一些，真正开学后我才知道相比高考，学医之路更加漫长艰难。在江西时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来了北京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的同学一半是北京的，一半是同我一样来自天南海北的。大家一个比一个优秀，相比起来，我普通得像扔在海滩上的一粒沙。
自卑激发了我的自尊心，我暗暗给自己打气，绝对不能沦为沙粒。
陶勇，2000年国庆节，拍摄于广场。
那时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我就早上起来读报纸，听广播，认真练；英文口语不好，我就加入一些英文小组，厚着脸皮开口说话；北京的同学见多识广，和他们聊天总会显得自己才疏学浅，于是我尽可能多地和他们讨论、学习。
北大医学部离北大未名湖不远，我经常没事儿就去湖边走一走，高大的博雅塔屹立在那里近百年，多少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诗人、作家从这里诞生，它见证了中国学术界的成长与繁荣，也象征着无论经历多么大的风雨，知识高塔都是不会倒下的。
从小喜欢看书的习惯让我业余时间基本都泡在图书馆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读书中我感觉很轻松。心情好时我会读一些专业方面的书，心情不好时就看一些哲学的书，感觉读好书的过程像在与一个个大师沟通，眼界、心胸会开阔很多。
大学七十四门功课，远比想象中难太多。第一学期考试，我的成绩并不理想，在高中时排名靠前惯了，一下子非常不适应，大学也不再单单以成绩来衡量人，反倒让我更加失落。很多同学开始了丰富的大学生活，各种活动数不清。而身处其中的我却十分迷茫，我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实现，如果我也就此撒手，毕业后也能混个普通的工作，然后一辈子将碌碌无为。想到此，我便后背发凉，和父亲说出的豪言还记忆犹新，我果然是个庸才。
事实上，学医路上需要克服的更多的是医学课程学习中的枯燥。如果不是身边经常有亲戚或朋友生病，时常警醒我学医的初心从来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治病救人，保不齐我也会半途而废。
我开始重新认识医学那些生涩难懂的知识，它们不是停留在书面上的文字，而是活生生地存活在我们的身体里，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了解，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此后，我不太关注别人的言论，完全把医学当成一个爱好去探索。有了这样的心态，我发现知识开始变得有趣，每一个知识点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互相关联、影响，就像这个庞大的宇宙。我以结果为导向，深入去挖掘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身体里的细胞、器官是如何运转，是什么让我们活蹦乱跳，又是什么让我们萎靡不振，包括现下自己的所感所想，也是由大脑皮层的高速运行而产生的反应，这太神奇了！
从那以后，我找到了学医的热情，成绩也随之提升。华罗庚先生曾说过，书开始是越读越厚，慢慢就会越读越薄。开始我并不能理解他的意思，直到自己不断地扎入医学的海洋中才发现，刚开始那些晦涩难懂的知识在真正掌握了以后会变得非常简单。我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可以融会贯通、灵活应用，往往看完一个知识点就能猜到下个知识点是什么，这种发现和成长远比考取一个好看的分数更让我激动。
3
学医五年，前两年半在学校，后两年半就会跟着老师在医院跟学，真正接触了病人之后，我对医生这个职业才有了真正的认识。
我们所学的知识点远远没有现实的病症复杂，做题、做试验出错了可以再改正，可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不容有一丝治疗上的偏差和失误的。我开始对自己曾经的天真感到后怕，看着身边的老师们在复杂的病症面前胸有成竹、泰然自若，我才真正知道，想成为一名医生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和实战经验。
在跟学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太多复杂病症的患者在医生的手里起死回生、康复如初，他们眼中闪现的光叫希望，他们对医生简单的一句感谢，是我见过的最最真挚的感动。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我国唐代著名医师孙思邈《大医精诚》里的这段话，让我恍然醒悟，医生这个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从医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和一份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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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参加的公益医疗队前往江西乐安，为当地患者免费做白内障手术。一个寒冷的清晨，下着毛毛细雨，一队衣着臃肿的老人踏着满地干枯的落叶蹒跚而来。王阿婆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她有严重的驼背，重心前移，使得她每走一步都感觉刹不住地要向前栽倒似的。
看诊后我发现她的眼部情况也很糟糕，她是典型的南方老人的眼睛，深眼窝，小睑裂，而且白内障的程度也特别重。这样的情况，即使搁在北京的大医院里也算绝对的复杂病例。出发的时候老师曾一再告诫，不要惹祸，复杂的不要去碰，因为你很有可能失败。年轻医生做这些复杂的手术风险很大，对专业性和心理承受力要求都非常高，衡量再三，我只能无奈地和当地的联络员说了三个字：做不了。
让我意外的是，联络员开始为阿婆求情，而这是不常有的事情。原来王阿婆的丈夫已经过世十年，五年前，她唯一的儿子也在事故中遇难。阿婆平日里最爱做的事就是拿出丈夫和儿子的黑白照片轻轻抚摸。只是她并不知道，那张照片因为反复摩擦早已经变得模糊。最近，王阿婆肚子里长了个瘤子，她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是她唯一一次重获光明的机会。
看着阿婆严重的驼背，我还是有些犹豫。这个时候，王阿婆说了一句话：“阿想制件寿衣嘞。”我是江西人，听懂了她的方言，她想给自己做件寿衣。在江西的部分村落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的时候入殓所穿的寿衣，一定要是自己亲手做的，如果不是，到了那边会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对一个老人来说，如果逝去之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了，那将是一种怎样绝望的痛苦。
简单的愿望，朴素而真实，我无法再开口拒绝。我决定抛开顾虑为阿婆做手术。为了让驼背的阿婆上半身放平，手术的时候我们帮她找了个半米高的垫子垫着腿，而且破天荒地给她的双眼同时进行了手术。这在眼科手术原则里一般是不允许的，但这一切只为了确保她术后能看得见。半小时后，手术成功，阿婆的视力恢复到0.6，老人很满意，我们也如释重负。
陶勇在江西乐安“健康快车”上做手术。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初春的南方似乎也善解人意，树上冒出不少嫩绿的新芽为我们送行。后来联络员找到我说，王阿婆在手术后的一个星期之后就过世了。那七天里，她逢人就说政府好，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那七天里，她给自己做了件寿衣，衣服上特别缝了个口袋，而口袋里，装着的就是那张丈夫和儿子的黑白照片，口袋的开口被缝住了，这样就再也掉不出来了。阿婆请联络员告诉我，这些年，她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很孤独、很想回家，谢谢我，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我忽然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作为医生生涯开端的手术，我感受到了专业性之外的东西。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在有生之年能成为一名“苍生大医”是我的人生目标。
5
在本科毕业后我顺利被保送读研，师从姜燕荣教授，两年后读博，师从黎晓新教授。两位教学风格和性格完全不同的老师，却有着特别相同的一个特质，那就是对医学的热爱。
我以为自己已经算是一个医学痴徒，然而我发现她们才能称为“疯魔”。刚刚跟姜燕荣老师的时候，我完全被她的职业精神给吓到了，那时她已年近半百，在很多人眼里，这个年纪已是含饴弄孙的阶段了，然而姜老师终年如一日的时间表是这样的：下午五六点下班，吃饭后睡一觉，然后九十点钟起来继续工作，在凌晨两三点钟再睡一觉，五六点起来在家工作到七点再到医院。在她的身上从来看不到一丝疲倦的痕迹，她的能量就像用不完一样。
她告诫我说，如果你只是把医生当一个赚钱的职业，那你完全没必要干这行，它赚不到多少钱的；如果你把医生当成一个实现你人生价值的路径，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它能给你的价值感远比你想象的更多。
受姜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跟上了她的节奏，这样在朋友眼里就彻底成了“怪物”。有时参加朋友聚会，我还要争分夺秒地在等位时拿出笔记本研究课题，他们都非常不能理解，觉得我这样下去迟早会疯。我只能笑一笑，疲于应付。
诚然，在很多人的眼中，工作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却不知不觉地成为姜老师那样的人，把工作当成了人生的全部。
我的博士生导师黎晓新教授的教学方法和姜燕荣教授完全不同。姜老师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常常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针对我的课题细致入微地讲解与探讨。而黎老师却希望我能更加自主、独立。
有一次在做眼科一个课题的时候，她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在眼科的领域呢，眼睛本身就是人体的一部分，你只盯着眼睛，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我当时很疑惑，我是学眼科的，我不专注在眼科岂不是混乱了专业？直到后期，我才越来越明白黎老师话里的含义，常规上，我们西医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参照相应的指标对症下药。殊不知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很多病症表面上看是眼睛的问题，实则和全身密不可分，比如眼底的出血和渗出，就可以考虑到患者可能有糖尿病。
黎老师是一个特别敢于突破和创新的人，她一直追踪着全球眼科医学发展的前沿研究，在我国率先开展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视网膜脱离、眼部肿瘤的局部放射治疗等新技术。她从不倡导读死书，在她眼里没有什么疗法是百分百不可挑战的，正是她这种永远带着问号的思维影响了我后续的职业发展。她非常注重独立思考的能力，她说，五年前的医学课本现在都全部革新过了，如果永远停留在一个认知上，那么这样的医生最多算个熟练技术工。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姜老师给了我刻苦拼搏的精神，黎老师给了我突破创新的胆识，我在德国留学时的Jonas教授则给了我开放合作的心态。
2008年，陶勇摄于德国曼海姆的喷泉广场。
Jonas教授特别反对闭门造车，这在保守的德国人里实属少见。他很早就和全球各大眼科医院合作，比如和北京同仁医院合作展开北京眼病流行病学调查，发表了很多文章。他一直认为，医学是深邃无底的，需要人类不断地探索与研究，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小了，只有发挥出团队的力量才能有更大的收获。他的这种精神也让我在后续的医学领域中更加放低姿态，去吸纳更多不同的观点与学识，去组织和利用团队攻克一个个复杂的医学难题。
在德国留学的那一年，我记忆非常深刻，那是我有生之年真正意义上的在异国他乡生活和学习的一段时光。那是2008年，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曼海姆医院眼科做访问学者。
紧邻海德堡大学旁边不远的圣山南坡上，就有一条著名的哲学家小径，历史上很多德国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曾在这里散步，歌德、黑格尔、雅斯贝尔斯就在这里思考过哲学和文学问题。小径不长，也就两公里左右，但是风景极美，可以俯瞰内卡河对岸的海德堡老城风光。小径旁一个花园的门口竖着一只向上平伸的手掌模型，掌心里写着简单的一句话：“HEUTE SCHON PHILOSOPHIERT？”直译为“今天哲学了吗？”
我一向对哲学比较感兴趣，所以闲暇时经常过来散步。在德国的那一年我比较孤单，所以也更有时间去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我就在想从医到底是解决什么，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病却活得不快乐，而有些人天生残疾却依然乐观向上。我记得艾兴多尔夫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他的一首短诗：“站到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读世界之符咒！”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医学，解析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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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我继续留在人民医院做眼科大夫。如果说刚工作那几年我最大的挑战是技术上和经验上的欠缺，那后面随着我接诊的病例越来越多，专业上越来越得心应手，一个更大的挑战却不知不觉摆在了我的面前，那就是与人沟通建立信任。
人民医院是北京的老牌三甲医院，全国各地的患者都会涌过来，日常的工作量巨大。在门诊的时候，我一天要看一百多个病案，大大小小的病例背后就是一百多个家庭。有时候医生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疾病的问题，还有很多家庭问题、经济以及工作问题。比如一些吸毒的患者，你明明知道他堕落难救，但还要抱着平常心来对待；比如一些没有收入的贫困人群，有时你实在难以忍心放手不救；比如一些残障人士，你给他治了病，但解决不了他尊严和独立生存的问题；比如一些意外失明的人，你不仅要治疗他的眼睛，还要关注他的内心创伤。
面对人世百态，只恨自己能力实在有限，如果真有再世菩萨可以化解人间疾苦该有多好。只不过我们都是凡人，每天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人，见证各式各样的生老病死，我内心也会跟着起伏挣扎。在这种常年身心备受折磨的重压下，我的好多同学、同事放弃了这条路，也许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够坚强，但我很理解他们的选择。
有一次我心情极度低落，就打电话给姜老师，姜老师说：“陶勇，你往一个池塘里扔一块石头，会激起很大的波澜，但你往大海里扔一块石头，你会发现悄无踪影。咱们当医生的，你必须要把心放大，如果你把自己陷入患者的情绪中，你拿什么来治愈他？”姜老师的一席话让我通透了很多。所谓医者仁心，仁心并不是愚人之仁，这需要大智慧去包容世间万象，去化解病痛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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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师妹老梁特别喜欢孩子，我们之间无话不谈，经常谈论到从医的方向。她心软，看不了太多悲惨画面，有时候病人和她说起苦难她也会跟着掉眼泪，为此她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直到她亲眼看到了一场医患冲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一位大夫被砍伤——这件事给她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整年都不好，只要走进医院，看到人头攒动、喧嚣吵闹，她就会血压升高、手抖心慌，后来直接辞职去了美国，五年后回国选择了一家私立医院工作。
私立医院里她的工作清闲规律，接诊的病人往往家庭条件优越，人员相对简单，她做得很开心。她常常劝我，不如和她一样去私立医院，赚钱多还不累。说实话，每次当我心情沮丧的时候我都会很动摇，甚至有一些私立医院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游说我。
每次在我差一点就动心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那三位老师。他们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更差，他们克服的困难更多，是什么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姜老师和黎老师甚至在退休后，仍然投身医疗事业中，她们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医学中，不论成绩，只为热爱。
从医者如果没有这份热爱，是很难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如果我现在放弃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接触的病例从数量上和复杂程度上都将大大缩水，我将会拿着一笔丰厚的收入，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二十年后，我还是这个水平。也许在别人眼里我是成功的，但在我自己心中，这和我的初衷完全背离。
我想起刚踏入医学院校门后，我们一批新生被安排在大礼堂，举起右拳对着医徽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空旷的大礼堂，我们的声音洪亮高昂，内心涌动着一股热血让我们眼眶发热、喉咙发紧。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段誓言的力量，直到现在，我才能真正体会它的内涵。
陶勇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北大全校毕业生大会上演讲。
我走的路没有那么容易，我要打的仗不是一场攻坚战，而是面对内心那点点滴滴的退缩和怀疑。我听过太多伟人的故事，每个伟人都克服过比我更艰难的挑战，而自己面对自己热爱的事业，怎么能这么轻易地认输？
罗曼·罗兰曾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泰戈尔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这两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连小学生都能明白，但真正做得到的人又有多少。我是愿意成为碌碌无为的多数人，还是要成为寻找真理的少数人？
生命，在疾病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医学沦落为金钱、等级的奴隶，那么我是谁，一个只为养尊处优的医生？我担得起“医生”这两个字吗？那我多年的寒窗苦学，最终只是为“高贵”的人效劳吗？
我在问自己，每天早上我穿过那条挤满患者的医院过道，坐上诊台，我是焦躁的吗？是的。尤其面对一大群患者挤过来问询、插队、吵闹的时候，我完全难以静下心来面对病情，我这种在别人眼里温和内敛的人都忍不住会发脾气。但是，焦躁之下呢，我是不是隐隐还有种价值感——如果有一天，我的诊室面前一个患者都没有，我会多么失落呢。所以潜意识中，我在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我之所以在和家人朋友抱怨以后仍能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这里，不就是因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吗？
尤其当我开始主攻葡萄膜炎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此类病症的患者往往由于身体免疫力低下继而引发眼睛并发症。像一些糖尿病患者、艾滋病患者、白血病患者等，他们这种无法根治的病症也就导致眼睛并发症会不断反复，如此一来就成为长年需要就医的“职业病人”。
这些病人往往家境贫寒，长年就医的他们心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国内现在主攻这块的医生又非常少，他们四处寻医，渴望得到救治，那种在绝望和希望中不断徘徊的痛苦，常人很难感同身受。
他们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我无形中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每每看到他们眼神里那股无助的光，再刚强的心也会被柔化。我的每句话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我就像一个宣布他们刑罚的人，关系到他们的生命。
长期的相处，使我和他们慢慢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不像医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点像一个战壕的战友，而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病魔。如果我放弃了，我会觉得有种背信弃义的感觉。
在我受伤后，我的好多患者朋友放声痛哭，也许别人都无法理解他们与我的感情，只有我懂——如果我就此倒下了，可能也意味着他们的一个希望又破灭了。天赐的爸爸说，他人生中就痛哭过两次，一次是天赐摘除第一只眼球的时候，一次就是我受伤后，他躲在自己物流工作的卫生间里哭了一个下午。还有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愿意把她的手捐给我，因为在她眼里，我的手就是她孩子的眼睛。
是的，就是因为他们，所以我活过来了。
陶勇受伤后，患者送来的鲜花摆满了ICU的门口。
很多媒体朋友都问我会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从此不敢再从医。说到阴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但从医的心，我反而更加坚定了。正是这次事故让我更看懂了人性，虽然我身处黑暗中，但我的那些患者，他们像一盏盏烛光帮我找到了光明。
他们没有放弃我，我焉能放弃他们。
8
“无恒德者，不可为医。”我在鬼门关前头徘徊了一圈，当知为医者的艰难与光荣，当我躺在ICU病床上人事不省、昏昏沉沉的时候，是那么多医护同人守在我的身边八个小时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当我看到在武汉前线置生死于不顾、冲锋陷阵的医护同行们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并不孤单，原来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人热爱着医学，守护着医学。当那么多患者和朋友在微博下面给我留下大段大段感人肺腑的祝福时，我只叹自己何德何能拥有这么多人的关爱。
我救助的是患者，伤害我的也是患者；褒奖我的是患者，诋毁我的也是患者。这听起来很矛盾，但我觉得并不矛盾，只是我曾经对医学的理解不够深刻。
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说参禅的三重境界是：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
起初我并不太明白，经历了这件事后，我久久地在病床上思考自己从医的初心，忽然想到这段话，发现医学和禅宗有共通之处。起初学医时，我的眼里只有病，看病就是病，找出病因，对症下药；慢慢地，我开始看人，病是一个人身上存在的，它不会无缘无故而来，而是这个人所食所饮、所思所想和所接触的人与事一点点诱发而生，所以不关注人，治病也治不了他的心。就像伤害我的这个人，他需要救治的不仅仅是他的眼睛，还有他的希望。
手术前，陶勇为患者注射。
当疫情全球蔓延，澳大利亚山火、非洲蝗灾席卷而来，你会发现看病看人都太渺小了，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当环境变化，病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我们的家园。
我忽然感觉医学的意义就是去促进平衡。人自身的器官、经络、血液的平衡，各项指标正常，各个功能正常，这是肉体的平衡；人对金钱名利的追逐，对爱恨情仇的纠缠，往往会造成一些心理问题，什么都拥有，但并不快乐，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感知到幸福，这是内心的平衡。时代在高速发展，人类不断透支和破坏自然环境，从而引发天灾人祸，实则再高超的画家也调不出天空的颜色，再厉害的科技也敌不过自然的力量。人对于自然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生物而已，只有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持平衡才能形成健康的生态圈，这是人与自然的平衡。而医学，如果只关注个体，那么还远远不够，未来医学再发达，也解决不了整体的问题。
天下无盲，这是我的愿望和毕生追求。我相信，这并非一个美好的梦，而是可以通过科技的革新得以实现的。
首先，要开发并推广眼内液检测技术，建立眼科精准医疗理念，降低炎症性眼病的致盲概率。其次，推行检测泪液各项成分的产品，把眼底疾病的精准诊疗扩展到眼表疾病；进而将检验延伸至治疗，将外泌体的治疗规模化和产业化，使带电缓释药物载体的应用落地。再次，通过基因治疗与致盲性遗传眼病和眼底疾病进行抗争。最后，通过脑机接口，将外接摄像头的电子芯片植入大脑的视觉中枢枕叶——以此实现天下无盲的初衷。
著名哲学家詹姆斯·卡斯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说，世界上总共只有两种游戏：一种是有限游戏，因物质而发起的游戏，比如经商、创业、成名、成家，甚至建设一个国家，都是有限游戏；另一种就是无限游戏，是因精神而发起的游戏，比如科学、艺术、宗教等，所有的人不是为了终结游戏，而是为了延续游戏。
有限游戏带给人的是短暂的快乐，而无限游戏却可以持续带给人一种使命感。我对医学的理解就是加入一场无限游戏，我将终身致力于此。未来，我想引入社会公益组织、行业机关、同行、合作伙伴去共同经营这个游戏，构建一个平衡的医疗环境，让医学融入我们的生活中。
医学，博大精深，我现在所挖掘的仅仅是表面一层泥土，其内涵蕴藏着多少宝藏，我们无法想象，但我热爱它，不论结果。就像我们的那些老师、前辈，以及我身后千万的刚刚踏上学医之路的莘莘学子，持续地将这个无限游戏进行下去。
本文摘自陶勇、李润的《目光》，经出版方授权刊发，原文标题为《苍生大医》。
作者｜陶勇
摘编｜甘甜
编辑｜张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