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毛主席视察江苏，接见徐州地委书记：“四”加“南”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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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主席曾多次来徐州视察工作，其中，仅建国后就来过7次。
1956年7月的一天晚上，时任徐州地委书记的胡宏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时，胡宏的回答给毛主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70年代初，毛主席路经南京，听取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汇报工作，谈话中，毛主席问：胡宏到哪里去了？
时隔近20年，毛主席的心里还记挂着他。
毛主席与徐州的不解之缘
1951年2月24日，毛主席乘专列在徐州作短暂停留。此时，徐州属山东省管辖。这里淮海战役溃败的军散兵和潜伏的敌特众多，毛主席要求彻底清查，保证社会安定。
1952年10月28日下午，毛主席到了徐州，随行的有罗瑞卿、铁道排长滕代远、天津市长黄敬、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人。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召前来汇报工作。
29日，毛主席兴致勃勃登临云龙山，一路上谈古论今，笑语阵阵。在兴化寺看了三砖殿，毛主席问：“这寺有多久了？”
徐州市长回答：“公元451年北魏的拓跋焘南侵，驻守彭城时建的。”
接着，毛主席来到放鹤亭，北宋张天骥隐居的草亭。毛主席问：“是苏东坡写《放鹤亭记》的那个亭子吗？”
徐州市委副书记回答：“是的，旁边有个饮鹤泉，早先叫石佛井，还有个韩信点将台。”
从放鹤亭出来，走到山顶上，毛主席瞭望了黄河故道，环视了徐州的山山水水，看到九里山等处还是光秃秃的，便问：“那些山怎么没有种树？”
市长说：“徐州这个地方的山都是光秃秃的。清朝乾隆皇帝说徐州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刚讲到这里，毛主席说：“那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群众是英雄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变成好水。我们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穷山的面貌。”
从云龙山下来，毛主席打算去沛县看看刘邦的歌风台、樊哙塑像。只因天色将晚，被劝拦下了。
1953年2月25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路过徐州，接见了徐州市委书记、副书记。毛主席说，徐州是个古战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并强调，要搞好战备，要加强军队建设，敌人侵略中国，很有可能从海上来。从海上来有几条路，其中有一条“是从连云港上来”，奔向徐州、开封、郑州。
在谈到工商税收时，毛主席说：“要按照资本家实际情况，实行多等多级征税。要发展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在全程的谈话中，毛主席插话讲了徐州燕子楼的故事。毛主席说：“徐州过去有个节度使，叫张建封，他纳个妾叫关盼盼。张建封死后，关盼盼就不下楼了。诗人白居易来徐州时给关盼盼写过诗。”毛主席还谈到项羽戏马台的故事。
当时，在场的人们对毛主席的知识储备都大为赞叹。
毛主席接见胡宏：“四”加“南”读什么
1956年7月的一天晚上，胡宏接到从济南打来的电话，说是毛主席的专列当天夜里到达徐州，请地委负责人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于是，他急忙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专区专员梁如仁。
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准备，他们只是向有关人员就安全保卫工作交代一下，便驱车前往火车站。两人在车站的月台上大约等了20分钟，毛主席的专列即从北边缓缓驶进站台。
在毛主席随行人员的带领下，胡宏和梁如仁走进了毛主席办公的车厢。车厢布置得像个会议室，当中的长条桌上铺着白色台布，桌上只是简单地摆了香烟、烟灰缸，和普通的会议室没有什么两样。
胡宏清楚记得，毛主席看到他们进来，微笑着站起来与之一一握手，然后又亲切地让他俩坐下，并给每人递上一支烟。待他们坐定后，毛主席说：“我想了解一下徐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深更半夜把你们俩叫来，影响休息了。”
毛主席亲切的话语让胡宏和梁如仁很激动。胡宏赶紧说：“能见到毛主席，当面听您老人家的指示，我们都非常高兴。”
这时，一位女秘书进来，把铅笔和纸放在毛主席面前便离开了。毛主席问胡宏：“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何时参加革命工作的？”
胡宏如实回答：“报告主席，我叫胡宏，古月胡、宏伟的宏，重庆人，1937年在陕北吴安堡青年集训班时参加的革命工作。”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你和朱总司令算是老乡喽。你以前见过我吗？”
胡宏说：“没有机会见您，这是第一次见您老人家。”
毛主席便用铅笔在纸上记下了胡宏的名字。
这时，毛主席问道：“徐州专区管辖几个县，有多少耕地、人口啊？”
胡宏对此了如指掌，心中有数，便答道：“徐州专区是于1953年1月成立的，1955年2月以前，管辖丰、沛、萧、砀山、铜山、邳、睢宁、新沂、东海、赣榆10个县和新海连市。1955年3月，将萧县、砀山两个县划归安徽省宿县专区了，现在还辖8个县1个市。全市区共有1703万亩耕地，503万人口。”
“徐州专区管辖的地方不小么。”毛主席又问，“划走萧县、砀山，划来什么县呢？”
胡宏说：“划来盱眙、泗洪两个县。”
毛主席说：“萧县、砀山划走了，你们江苏不要以为吃亏了。盱眙是楚霸王立的都城，泗洪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陵，这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
毛主席忽然又问：“你知道‘四’字底下一个‘南’字，这个字读什么音吗？”
胡宏在抗战时期和建国时期曾两次在苏南地区工作过，因而认识此字，便回答说：“罱字读‘览’音。是一种用作捕鱼或捞河泥、水草的工具，江南一带常用它捞泥肥田。”
毛主席听后颔首满意地笑了。
随后，毛主席问道：“徐州专区农业生产情况怎么样？”胡宏表示，西部的几个县，基础条件较好；东部的几个县，由于地处沂河、沭河、泅河下游，地势低洼，经常受水灾。
毛主席听后指示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说到这里，列车上的随行人员进来告诉毛主席，时间到了，快开车了。毛主席站起来说：“今晚就谈到这里吧，以后有机会我再来。”毛主席边说边伸出手和胡宏、梁如仁一一握别。主席把他们送到车厢门口，又跟两人再次握手。
这次谈话，毛主席对胡宏的印象很好，他的回答也令毛主席感到满意。
1957年春季的一天，毛主席又一次来徐州视察，胡宏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毛主席来徐州的前一天晚上，市委接到济南来的电话，请地、市委负责人准备在凌晨接车。胡宏相约市委第一书记陶有亮和市委第二书记、市长张洪范，3人提前到达徐州东站候车站，等候毛主席专列的抵达。
第2天天刚亮时，毛主席的专列缓缓驶进了徐州东站。车停稳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亲切地和他们3人一一握手。待3人坐定以后，毛主席一一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因胡宏去年曾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对他有印象。因此，很风趣地说：“知道你是四川人，我们是第2次见面了，还要听听你这位四川籍地委书记介绍情况喽！”
胡宏忙说：“是的，主席的记忆力真好。”
当汇报到徐州市的交通情况时，毛主席说，徐州除是铁路交通枢纽外，还有运河和湖泊。因为毛主席1920年由北平去上海的途中，专门下车到徐州做过考察，对徐州的自然状况、人土人情都很了解，所以谈到徐州的地理时，他胸有成竹。
毛主席问：“徐州北面是哪些湖？”
胡宏回答：“微山湖、独山湖、南阳湖、邵阳湖。”
毛主席还谈到下四湖，即骆马湖、成子湖、洪泽湖和白马湖。这时，胡宏向毛主席汇报了骆马湖的一些情况。毛主席指示说，徐州也要相应地发展水路交通。
这次接见，共一个多小时。接见结束后，毛主席让胡宏等3人与他一起吃早饭。胡宏等人推辞说“吃过了”。毛主席说：“这么早，你们在什么地方吃的？不要客气。”结果，胡宏等3人与毛主席一起在专列上吃了顿早餐。胡宏记得，饭菜很简单，一个炒鸡蛋，一个炒肉片。
早饭后，胡宏等3人陪毛主席乘汽车到了飞机场，毛主席临上飞机前，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告别，然后乘飞机离开徐州。
70年代初，毛主席对说：胡宏到哪里去了？
1958年8月8日，毛主席再一次视察徐州。时任徐州地委副书记、专员梁如仁和徐州市长张洪范向他汇报工作。接见中，毛主席向梁如仁询问：“你们那位地委书记，四川人，到哪里去了？”
梁如仁回答：“胡宏同志已调南京在省里工作了，现在正参加全省农业大检查。”
毛主席说，这样很好，一边检查，一边帮助你们干。
后来，胡宏在得知了情况后，非常地感动。他说：“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四川籍的地委书记，在同志们面前对于我参加全省农业大检查一事，还给予肯定和鼓励，怎不叫人深深感动！”
这次的徐州谈话，胡宏听梁如仁说，毛主席对徐州的煤矿大发展，给予了表扬。毛主席说：“徐州的煤和铁，在江苏的地位很重要。你们要做好工作，大力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有了煤炭、钢铁，其他工业就好发展了。”尔后，毛主席还讲了要关心农业，发展粮食生产，搞好水利，多养猪，多积自然肥料。
临走时，毛主席还鼓励说：“徐州地区有500万人口，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到，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要改变徐州的面貌。”此时，胡宏虽然不在徐州工作了，但他听到毛主席对徐州的指示，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之后，在1962年初和1962年12月中旬，两次会议上，胡宏聆听了毛主席讲话，他都感到格外地鼓舞和受教育。后来，有记者为了写《毛主席在江苏》一书，向胡宏约稿，他欣然答应了。
从叙述中，胡宏谈了毛主席接见的几次情景。他说：“我们这一代干部，是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也深深感到毛主席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博大胸襟。”
毛主席每次视察工作，自带的行装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比如，60年代在江苏时，毛主席的行李中，包括有一条三、四斤重的旧棉被、两条毛巾、两件半新半旧的浴衣、一双磨得褪了色的皮拖鞋。
一次，服务员去取毛主席换下的衣服洗时，发现衬衣的背上打着一条长长的补丁，领子、袖口也都补过。服务员拿在手上，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又看，几乎难以相信这件衬衣是毛主席穿的。
他们忍不住悄悄地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主席添两件新衣服？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他们早就给主席提过，主席不同意。
毛主席对吃穿不讲究，但对书籍是非常重视的。在毛主席带的行李中，除了必需用品外，其它全是书籍和文件，其中有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有古今中外的图书。随行卫士按照毛主席的习惯，靠床里头一般地方都堆放了书。此外，桌上、凳上、沙发旁边的茶几上，也都堆满了书籍、文件，以便毛主席随时翻阅。就连卫生间里，也根据毛主席的习惯，摆了一张小茶几，上面也放了几本书。
在胡宏的眼中，毛主席是无私的，伟大的。他曾这样说：“毛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活简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毛主席的眼里，胡宏同志是个好同志。
1957年秋，徐州地区发大水，微山湖堤决口，沛县县城告急，农村很多村庄都淹在水里。
龙固
等乡村被大水围困，群众生活困难。胡宏第一时间乘飞机视察水情，向群众投放救生圈和馒头。沛县城里一片汪洋，县委办公室里水达半人深，胡宏和县委同志们一起领导群众日夜和洪水搏斗，加固城墙，保护全城人民生命财产。
随后，胡宏同志又到邳县去视察灾情。当正在县委办公室听县里同志汇报时，突然听到外边群众喧嚣不已，说运河水已上岸了。胡宏和县委同志立即带着群众抢险筑堤，最终保住了县城和人民生命财产。
70年代初，毛主席乘坐专列路经南京，听取汇报工作。在谈话中间，毛主席问：“胡宏到哪里去了？”
回答：“在下面。”
毛主席说：“那个四川籍书记是个知识分子，很懂农业，过去干得不错嘛。”
之后，胡宏又重新担任了徐州地委书记。1974年2月到1975年9月，他虽然第2次任徐州地委书记的时间不长，但成效显著，稳定了形势，发展了生产。一次座谈会上，当年的县委书记动情地说：“跟胡宏同志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要说他的缺点，几乎想不出来。”
不久，胡宏回到南京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在此期间，胡宏主抓农业，为江苏省的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胡宏同志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他深情地说：“我们要好好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思想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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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说：“四人不添土，子孙后代旺”，4人指谁？上坟需注意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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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上坟祭祖是一项重要的仪式，而修正坟墓则是其中的一环。通过修正坟墓，我们维护祖先的墓地，以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合适的安息和尊重。这项工作不仅传承着中华文化，也教育着后代尊敬和思念先人。
但在修正坟墓的过程中，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四人不添土，子孙后代旺”。那么，这里的“四人”是指谁呢？
为什么他们不能参与修坟墓的工作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细节。修正坟墓的第一步是清理和整理墓地，确保它干净整洁。墓地上的杂草、枯枝败叶必须被清除，墓碑和墓地周围的杂物也需要进行清理。这样，墓地才能焕发出庄严的氛围。
然后，坟墓需要定期进行翻新和修缮。如果坟墓出现了裂痕，或者土地稀薄，就需要重新添土。这确保了坟墓的完整和尊严。
除了修缮坟墓本身，也需要关注墓地周围的环境。
清理道路、石阶或通道，修复破损的围墙或栏杆，这些都是为了让墓地的整体环境更加整洁美观。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句谚语：“四人不添土，子孙后代旺”。这里的四人指的是儿童、病人、孕妇以及年过七十的老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参与修缮坟墓的工作呢？
首先，儿童通常是被排除在修缮坟墓之外的。他们年幼，缺乏对祖先和祭祀仪式的理解和尊重，可能无法适应严肃的氛围，容易产生不适当的行为，影响祭祀的正常进行。
此外，儿童的体力和技能还不够成熟，参与修缮工作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病人或大病初愈的人也不适合参与修坟墓的工作。他们的身体较弱，可能会过度消耗体力，延缓康复进程。此外，病人的抵抗力较弱，可能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同时也可能将病菌传播给他人。修坟墓需要专注和虔诚，而病人可能无法全身心地专注于修缮工作。
孕妇因为身体特殊，同样不适合参与修坟墓的工作。修缮坟墓是一项重活，孕妇不能干重活，而且家庭通常不会愿意让孕妇冒险。
此外，如果因为修坟墓的工作导致孕妇出现意外，既会让祖先在地下不得安宁，也是后代的不孝。
最后，年过七十的老人也通常被排除在修缮坟墓的活动之外。他们的身体机能已经衰退，体力较弱，无法承受修坟墓所需的劳累和体力消耗。此外，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也会避免他们参与这样的劳动。
总的来说，这些规定主要是出于尊重祭祀仪式的庄重性和安全考虑。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也逐渐开始根据自身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灵活调整。
辛德勇：猪尾鼠头谈十二生肖纪年的渊源
明天就要过“年”了，法定的名称叫“春节”，是“节”而根本就不是个“年”。
不过“春节”这个“节”，确实是源自被废掉的那个土土的“中国年”，人们也是相沿成习一直把它当个正儿八经的年在过；再说反正放假，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放纵一番（主要是放开肚子吃），总是件欢乐事儿。
好吧，那我在这里，也就按照社会的习惯，谈谈用十二生肖来指称这个“中国年”的问题。
按照十二生肖纪年法，今天是猪年的最后一天，一过午夜，也就进入了鼠年，这也可以称之为“猪尾鼠头”。其实明天不仅是鼠年第一天，这个鼠年，在十二生肖纪年法中，也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一年。所以，现在来谈谈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渊源，也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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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这一问题，南宋末年人王应麟，早就做过一个很好的考证：
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午为马之证也。“季冬出土牛”，丑为牛之证也。蔡邕《月令论》云：“十二辰之会（德勇案：应正作‘禽’），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龙）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义》云：“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但阴阳取象多涂，故午为马，酉为鸡，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见《论衡⋅物势篇》。《说文》亦谓巳为蛇象形。（《困学纪闻》卷九）
这段论述，好就好在原原本本，大致列举出了传世文献中溯及十二生肖纪年法渊源的比较重要的早期记载。
王应麟引述的东汉人蔡邕讲的“十二辰之禽”，也就是与所谓“十二辰”对应的十二种动物，是我们论述十二生肖纪年法历史渊源问题时首先要切入的基点，或者说是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宽泛地讲，所谓“十二辰”，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赤道带均匀地分为十二个距离相等的段落，其中每一个段落，称之为“一辰”或“一次”，合称“十二辰”或“十二次”。划分出这“十二辰”或“十二次”，是为给天文观测定立坐标。比如行星运行到哪一个辰次（这一点，岁星，也就是木星，体现得最为鲜明），或是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的“视运动”（即相对于地球的视觉位移）运动到了哪一个辰次。其中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完整周期，就是太阳年（亦即地球公转回归周期）的“一年”。
因此，所谓十二辰，同中国古代的纪年的形式，具有实质性的内在联系（中国古代通行的阴阳混合年，也是以太阳年为基础）。若是用太阳视运动在这十二辰中所处的具置来标定月份的名称，就是用十二辰来纪月了，即《淮南子⋅天文训》所说“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子，一歳而匝，终而复始”。古代所谓“建正”，诸如建子、建丑还是建寅，指的就是以子月、丑月还是寅月作为一年开始的月份，也就是所谓“岁首”。
十二辰的表述形式，是用天干地支中的“地支”，也就是子丑寅卯这一套东西。很多朋友都知道，把天干地支组合起来纪年，像今年是“己亥”年，明天就进入了“庚子”年，这就是所谓“干支纪年法”。在此基础上，若是省略天干而只有地支，就可以径称某年为子年、丑年、寅年或是卯年。所谓“十二生肖纪年法”，实际上就是用十二种动物的名称来替代子丑寅卯等地支。于是，就有了鼠年、牛年、虎年、兔年这些称谓。
只用地支纪年的好处，是使得纪年的刻度可以在一个合适的幅度内重复，即每十二年一个周期。显而易见，对于绝大多数寿命不过百岁的人来说，以这个幅度循环的周期，是很适用的。而用十二生肖取代地支，只是起到更加生动、更加形象的作用，人们也自然会因其生动形象而乐于使用，以至通行于世。
明白了这些基本原理，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我在这里谈论的“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渊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以后来作为生肖的这十二种动物与子丑寅卯各个地支形成固定搭配的时间这一问题，而宋人王应麟上述论述，是我所见古人相关论述中做得最好的一个。所以，下面就以此为基础，来展开我的分析。
所谓“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这是《诗经⋅小雅⋅吉日》当中的语句，注诗者往往侧重其涵义是在以“庚日”来体现“刚日”，而很少提及生肖。不过唐人孔颖达等着《毛诗正义》，乃特别疏释云：“必用午日者，盖于辰，午为马故也。”（《毛诗正义》卷一七）这里所说的“辰”，就是子丑寅卯等十二辰，“午为马”，也就是说人们是用“马”来表述“午”这一辰。这里虽然是以午纪日，但如上所述，十二辰的划分，本来主要是用于纪年纪月的天文单位，故午马相配的用法，不会只用于纪日而与纪年纪月毫无关系；至少在其产生的缘由这一点上，二者一定会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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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此说不缪，那么，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应该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纪年法的基本要素，即这特定的十二种动物同十二辰建立起了固定的搭配。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汉书⋅翼奉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元帝时人翼奉，直接针对“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这两句诗，讲到了另外一套解释，而清人陈奂撰《诗毛氏传疏》，就采录了翼奉这套说法而没有理会孔颖达等人的注解（见《诗毛氏传疏》卷一七）。看起来这就像《月令正义》所说的那样，阴阳之术乃取象多途，“不可一定也”。
因此，要想坐实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渊源究竟出现在什么时间，还需要另有其他的证据。在《史记⋅陈世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段记述：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疏释其“若在异国，必姜姓”的缘由说：
变，此爻是辛未，观上体巽，未为羊，巽为女，女乘羊，故为姜。姜，齐姓，故知在齐。
这里讲的占筮的道理，虽然不大好懂，但未与羊的对应关系，却很清楚，而陈厉公二年为公元前705年，时值周桓王十五年，还是在春秋前期。这足以证明，早在春秋前期，就已经具备了以十二生肖纪年的基本要件。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在《左传》襄公七年、二十年和二十三年的纪事中，相继几次可以看到，春秋时期陈国庆氏有庆虎、庆寅二人相并见于记载。虽然没有清楚的说明，但大致可以推测，这庆虎、庆寅应是一家的兄弟，而他们兄弟二人以“虎”、“寅”二字联名的情况，很有可能也是基于以“虎”称“寅”这一事实。我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曾经谈到，始皇帝赵正的弟弟成蟜，应是以“蟜”通“矫”，“成矫”的意思就是变“不正”为“正”，这样的兄弟联名形式，可以为上述推测提供旁证。
王应麟以“季冬出土牛”，作为“丑为牛之证也”，这“季冬出土牛”之事，出自《礼记⋅月令》，其原文如下：
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鐡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
东汉大儒郑玄注云：
作土牛者，丑为牛，牛可牵止也。
那么，郑玄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呢？对此，还需要稍加论证。
《月令》里讲的这个“季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最后一个月，这也就是十二月（世俗以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为冬季，或分别以孟冬、仲冬、季冬称之）。按照所谓建寅的“夏历”，其各月的月序同以地支注记的十二辰的对应关系如下：
看了这个对应表，大家也就很容易明白，郑玄所说“丑为牛”的“丑”，具体是指这个“丑月”，这也就是所谓“季冬之月”。这样我们纔能够更好地理解，《礼记⋅月令》所说“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气”，是与“季冬”这个“丑月”相对应，用与这个丑支搭配的牛来祛除月中的“寒气”。
前印《淮南子⋅天文训》“月徙一辰”云云的说法已经表明，所谓“丑月”以至由此上溯到启始的“寅月”，这些以十二辰纪月的形式，在天文原理上，跟以十二辰纪年，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回事。了解到这样的学术背景，就可以从内在的联系上充分证明郑玄的注语是合理可信的。这样，窃以为《礼记》这一记载，足以让我们确认：在战国时期，人们是完全可以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的。
再往后，是什么时候，开始留下以十二生肖配对十二辰的系统记载的呢？目前所知，这首见于东汉人王充的《论衡》。《论衡⋅物势篇》述云：
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服，其验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戍（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虵。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効。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虵也。申，猴也。火胜金，虵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䑕也。囓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兽之体，含血之虫，以四兽为长，四兽含五行之气最较着。案龙虎交不相贼，鸟龟会不相害。以四兽验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虫，以气性相刻，则尤不相应。
这一大段话，差不多讲遍了“十二辰之禽”，独独没有辰之禽为龙。不过在《论衡》的《毒言篇》里，王充还是提到了它，即谓“辰为龙，巳为蛇”。另外在《论衡⋅讥日篇》里还有“子之禽鼠，卯之兽兔”的说法。把这几处记载，合为一处，完整的十二生肖序列，就清楚地呈现在了我们大家面前。只要具备一个促发因素，用以纪年，就应该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通津草堂刻本《论衡》
那么，在《礼记⋅月令》至王充《论衡》之间的秦至西汉时期，以十二生肖对十二辰这样的两两对应形式，就完全没有留下记载么？有的，只是过去不大受人注意。
清人万希槐撰着《困学纪闻集证》，尝引证《易林》相关事例述之云：
《易林》坤之震亦云“三年生狗，以成戌母”（据清翁元圻《困学纪闻注》卷九）。
今检核《士礼居丛书》景刻宋本，此语乃作“三年生狗，以戌为母”（《易林》卷一）。清丁晏着《易林释文》，谓“十二辰禽戌为狗，故以戌为母也”（《易林释文》卷一）。类似的记述，还见于《易林》临之干：“黄獹生马，白戌为母。”（《易林》卷五）丁晏释云：“《初学记》引《字林》曰：‘獹，韩良犬也。’《战国策》作‘韩卢’。戌为犬属，故‘白戌为母’。”（《易林释文》卷一）
除了以“狗”称“戌”之外，在《易林》中还可以见到以“虎”称“寅”的纪事。《易林》卷一四渐之随述云：
闻虎入邑，必欲逃匿。无据昜德，不见霍叔，终无忧慝。
清人孙诒让校读此文曰：
此文虽有讹互，让大恉止谓闻虎而实无虎，文义甚明。……“无据昜德”，义难通，疑当作“失据惕息”，皆形声之误。“不见霍叔”，亦谓不见虎。“霍”疑当为“寅”〔《北齐武平元年造像记》“寅”作“ 上雷下八”（如下图），与“霍”形相近〕。虎于十二辰属寅，故称寅，犹临之干以“白戌”为白犬也。云“寅叔”者，此书于人名物名，通以伯仲叔季俪之，如姤之屯称虎为“班叔”，即其塙证也。（孙诒让《札迻》卷一一）
若此，“霍叔”当正作“寅叔”，正是用以代称老虎；反过来看，则以“虎”称“寅”自属当时通行的用法。
《易林》旧题西汉焦延寿（字赣）撰，据余嘉锡先生考订，应为王莽至东汉初年人崔篆撰着（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尽管如此，崔氏所述，自应以西汉时期通行的状况为背景。所以，《易林》的记载足以证明以十二生肖称十二辰应是西汉时期普遍通行的做法。
总括以上论述，可知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源头至迟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其后历经战国，以迄嬴秦两汉，以十二种特定的动物与十二辰相搭配的做法，一直流布于世。
然而，这也只是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源头而不是它的实际施行。这是因为所谓“十二生肖”只是十二地支的替代；更准确地说，只是子丑寅卯这套符号的替代物。因而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施行，原则上似乎应以甲子纪年法的施行为前提。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这些天干地支的符号，虽然在甲骨文中即已系统出现，但只是用于纪日，而未被用于纪年，人们在运用干支纪年时，另有一套专业的用语，即以“岁阳”（亦称“岁雄”，即天干）和“岁阴”（即地支）相搭配。譬如，在《史记⋅历书》中，是用“焉逢摄提格”来表述“甲寅”这个年份，“焉逢”是岁阳，“摄提格”是岁阴。人们有时也单用岁阴亦即地支来表述年份，称之为“岁名”，在《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套名目，如称寅年为“摄提格岁”。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十二生肖纪年的可能性虽然也有，但应该很小。
中国古代以甲子纪年、也就是用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这些天干地支符号来表示年份的时间，大致启始于新莽东汉之际，即顾炎武所说以甲子名岁，始于东汉（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
在这以前，行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藉用清人赵翼的话来讲，就是“西汉以前，尙未用甲子纪岁，安得有所谓子鼠丑牛耶”（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四“十二相鼠起于后汉”条）？
前面我虽然努力追寻了十二生肖纪年法在中国传世文献中的渊源，但这不等于说这种以特定动物与十二辰固定搭配的方法就一定产自中土，包括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很多内容，都应该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加以研究。昔赵翼论十二属相的起源，曾揣测“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欵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陔余丛考》卷三四“十二相鼠起于后汉”条），所说虽未必能够具体落实，但这种研究的态度和取向，无疑是我们应当努力效法的。
唐景龙二年辛节墓志志盖
至于十二生肖纪年法产生或是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时间，那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另行专门阐述。
这十二生肖纪年法，也就是所谓“属相”，不管它是土产的，还是外来的，我们在生活中能做的，都只是壮其鼠胆来过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鼠年。
2020年1月24日记于己亥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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