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张仲礼简介)

金海岸工作室

作 者 | 王泠一（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图 片 | 采访对象提供

编 辑 | 梁 群

清朝工资水平，东北最高，江浙次之，待遇最差的地方，一年只能赚1两银子

社会中上层的高薪

在古代，官员是当之无愧的高收入阶层。以清朝来说，官员的俸禄包括白银和大米，其中一品文官白银180两，九品白银33两。雍正以后，官员有“养廉银”这一合法津贴，通常是俸禄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拿所谓的“七品知县”来说，他们的年俸是白银45两加大米22.5石，约合白银90两。而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有600—2000两。依照张仲礼《绅士的收入》一书所说，加上附加税“火耗”等，一个知县的年收入有白银3万多两。但这些收入很多都要贿赂上级，真正到手也所剩无几。

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一直做教书先生，工资也相当可观。大学者到书院去做“山长”(校长)，通常一年有几百两收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重建了南京的钟山学院，给予山长的待遇是年薪984两白银，包括正式工资、伙食补贴，以及过节费。

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的东家也很不错，给他开了白银100两的丰厚报酬，还为这位老师配了一个仆人。但刘大鹏并不将之视为理想工作，自言“为糊口计耳”。其实刘大鹏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运多了，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个学生，一人交“束脩”1600文，加在一起不过白银十两左右，每个月仅靠一两白银养家。

清朝徽州的生员詹元相，除塾师的工作外，主要投资土地当地主。如康熙四十四年，詹元相“支银四两五钱，买贤生弟楼下埞田租六秤，田皮一秤”，第二年他再将“庄基山田皮五秤”租了出去，得银“一两九钱五分”。詹元相有这样的土地至少11块。所谓“一秤田”，即能生产一秤(9—15千克不等)粮食的土地。詹元相的土地名义上能有几十两收入，但实际很难如数拿到，佃农时常有抗租行为，经常还得打官司收钱。

平头百姓的辛苦钱

那么耕种詹元相土地的佃农，一年忙忙碌碌，到头来能有多少回报呢？江南土地分散，没有什么大地主，“自种租田三五亩”的情况很普遍。对生产所得，佃农与地主通常是对半分。少数情况下，有的佃农能获得全部收成的80%，有的仅能拿到15%，这是由佃户掌握生产工具的多少决定的。如果佃户的农具、耕牛、种子都借自地主，又怎么好意思在年终时多分稻谷？

詹元相的“庄基山田皮”既收1.95两白银的租金，那租户所得也大致相当。这个租户显然不会一年仅种这么一小块土地。张履祥《补农书》说“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而徽州亩产粮食328斤，一个农民年产3280斤，自己落一半，约17石，合白银25两。这还不算家庭中的妇女们，通过织布等副业获得的“外快”。

种经济作物来钱快，古人也懂。福建南靖县的邱双租种了一块甘蔗地，一年租金为白银2.4两。收获的甘蔗后来卖了番银17元，大约合白银14两左右。这么一算，邱双的地租不过是收成的17%。平均下来，一两白银恰是邱双每月的收入。

在绅士、自耕农以外，明清两朝还有工资日结、月结的短工，一干一年的长工。清朝19个省区中，东三省禁止内地移民，人口较少，用工成本最高，通常一年需白银9—15两。内地工资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为最高，平均一年6—8两，陕西、山东、湖北等大多数地区在4—6两左右，待遇最差的是甘肃、广西、贵州，一个长工干一年只能得到1—3两。这就是说，清朝一个长工要赚一两白银，最少要一个月，最多几乎一年。

短工杂役的薪水比长工多不少。万历年间，宛平县县令沈榜的《宛署杂记》，记录县政府的收支。他说，雇佣没有技术的杂役，比如“打扫夫、短夫”，日薪是白银0.03—0.04两；有技术的，如“油漆匠、装钉匠”能有0.05—0.07两的日薪。

至于医生，西门庆家请大夫看病，少则给白银二钱，多则有三五两。当医生看来在什么时代都是高收入者。

明清时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两白银左右，但因白银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清朝工人的生活水准较之明朝有所下降。

（原刊于《新周刊》）

明清绅士参与基层政治传播，维护共同利益诉求，承担百姓希望寄托

明清时期，绅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由于人数众多且相对稳定，在基层政治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种角色的权威基础一方面来自官方，正如张仲礼所说：“绅士受到官府的重视，一般被视为可以与地方官平起平坐。此外在法律上还特别保护绅士免受平民的冒犯，如有冒犯，法律予以严惩。”

因其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和共同的利益诉求，普通百姓也寄希望于绅士参与公共事务。

政治权力不同于社会权威。中国古代的绅士是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的，仅仅是一种社会权威。

这种非正式的社会权威又是与国家正式权力相对称的，国家给予绅士以必要的保护和支持，正是国家所赋予绅士的特权使得他们能在基层社会中行使绅权。

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结构，通常州县官无法在短时间内熟悉所在地方，因此基层信息的扩散和流通基本交由绅士完成。

在一段知县与绅士相处之道的文字中写道：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故不可权势相加。

此外还对接见绅士的常规以及绅士日常活动礼仪做了说明，不要求绅士在拜会官员时行下跪礼仪，绅士佩戴的帽子和官吏相似，都有冒顶等等。

这些都表明在官府眼中，绅士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也表明官府对绅士力量的重视。

以清代为例，清代政治结构中有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是根据《回避法》，官员不得在他原籍省份任职，并且也不能在距原籍不足五百里之地的邻省任职；

第二个是清代州县幅员辽阔，除了州县行政驻地及其周围市镇外，尚有大量村庄，最多的江苏省溧阳县居然有1560个村庄；

第三个是州县官的任期普遍比较短，据张仲礼的统计，清代州县官平均任期不超过五年，道光时期常宁知县平均任期甚至只有一年。

因而州县官任职期间几乎不可能完全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基本都需要求助于绅士。

从清代律例、谕旨和成例所规定的刑法和法律上的有关条文来看，都从体现了绅士所享有的势力和威望。

作为绅士阶层，他们享有的地位与知县不相上下，有时甚至品级更高。清代州县官对此也有所记载：绅士虽不必尽贤，毕竟自顾颜面，故见客不可不勤。

因而绅士成为州县官获取民间信息的重要渠道，州县官也通过绅士这一群体与民间社会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以完成基层政治传播。

但不同的是相较于州县官的正式的社会权力存在来说，绅士更多的是以社会权威为基础，连接州县官与基层民众的中介。

从基层民众的角度而言，一方面是文化上，由于普通民众普遍不识字、缺乏文化知识，难以获取信息，导致平民和官僚之间难以进行有效沟通。

加之平民力量相对薄弱，不足以抵抗政府权力对乡村社会的侵扰，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有文化的绅士参与公共事务，跟他们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能够在政治上保护他们。

也正因为如此，州县官通常把解说与基层民众教化的任务交给当地绅士，在这个意义上绅士与平民是相互依赖的，绅士连接百姓与官僚，使得基层政治得以有序运转。

另一方面是绅士在基层社会中进行的各项公益活动，为争取到基层百姓的认同奠定坚实基础。

在政治上，绅士因其自身的社会身份而与官衙有不解之缘，他们通过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地缘和血缘关系等结成社会关系网。

凭借这些私人关系，绅士不仅可以在本乡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且可以在本乡之外得到官府的关系和支持。

在经济上，绅士一般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财产，有较为扎实的家族经济基础做支撑，当地方政府无法满足乡村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时，地方权力就出现了空缺。

而绅士树立自己权威最佳的渠道即是用私人财产或家族财产来满足乡村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在遭遇灾荒时，绅士主动承担着社会责任。

在地方公益事业层面，绅士凭借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修建和完善乡间的公共基础设施，出资设立学校、祠庙、兴修水利等。

维系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民间生活设施。由此享有文化权威和社会权威的绅士阶层是这个民间控制系统的社会基础。

也正是这些要素增强了乡民对绅士群体的认同感。由此可见，在官方授权和民间认可的共同作用下，绅士在基层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牢固。

一方面，官方以法律或文书的形式明确绅士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为绅士进行基层政治传播活动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民众也从心理上认可绅士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这也为绅士在民间进行政治信息的传达提供民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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