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恐怖惨状
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恐怖惨状
说起1942年河南大饥荒，那些经历过的老人们还是忍不住流泪，1942河南大饥荒有多恐怖?从河南到陕西、甘肃，1942河南大饥荒经历了多少生离死别和人吃人时间?今天，我们详细梳理了1942河南大饥荒的全过程，大家一起感受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悲惨岁月。
1942年春，河南饿殍遍野。豫中、豫南、豫东数百万的灾民开始向洛阳聚集，从此，300万河南人开始了漫漫“闯西关”之路。向西，向西，这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逃命迁徙。
河南省档案馆向本报记者展示的一份档案显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个：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还有极少数向东进入日占区。
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的老人和小孩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生路：陕西
徒步搭车讨生计 百万灾民“闯西关”
河南人当时为何选择向西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表示，1942河南大饥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有广阔的大后方。当时在南边，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在东边，黄河以东都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的都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豫西、豫南都是山区，豫东的经济要比豫西发达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灾民可以说别无选择，唯有一路向西。不过，逃亡陕西的主要是豫中和豫西的难民，豫北的难民则向山西逃。“豫北难民顺着陇海铁路往西逃的很少，因为要过黄河才能往西走，日本当时封锁黄河渡口，黄河铁桥也炸掉了，逃荒也要通过日本占领的黄河渡口。”
1942河南大饥荒还有一个因素，历史上惯常的逃荒路线也是向西逃，有这种西逃的习惯。
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一直在研究1942河南大灾荒。他说，当时豫东地区是日寇占领区，西边是国统区，西边陕西、山西没有遭遇旱灾。蝗虫在比较寒冷的地方，或雨水比较多的地方不适合生长。加上蝗虫总是成群结队地啃噬庄稼，豫西的一些山区，隐蔽性强，可能还有一些粮食幸存下来。在难民心中，向西，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徐有礼和石耘都认为，当时1942河南大饥荒的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充其量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估计只有30公里，从洛阳到三门峡走走停停估计要两天。家境好一点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石耘说。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起点：洛阳
火车站人挤人 父亲挤上车弃儿被煮食
九朝古都洛阳，当时是灾民逃难的起点，也是300万逃荒者噩梦的起点。
今年82岁的寇景素老太太，其父亲当年曾任洛阳火车东站站长。提起当年洛阳火车站的场景，老人家连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都在死人。”
当时，洛阳西站是货运站，东站是客运站，父亲当时还是东站一个车队队长。只要有火车经过，成群结队的难民就像蚂蚁一样爬上去。难民们管不了是否超载，火车顶上以及车厢外面都经常爬着人。在争抢过程中，很多人跌下火车，摔得断腿断手。最让人痛心的是，一家人，母亲上了车，两三岁的小孩，实在送不上去，火车一开，小孩在火车下面哭喊妈妈，但大人却已在汽笛声中扬长而去，母子从此永别。
当时的洛阳火车站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亲情，在灾难面前也变得如此苍白。1942年隆冬的一天，天气酷寒，一名男子一瘸一拐抱着骨瘦如柴的儿子来到站台外面。为了搭上往西逃亡的列车，这名男子已经在这里等了十多天了。终于，汽笛声响起，刹那间，蜷缩在各个角落的难民就像饥渴了一个冬季终于遇到猎物的狮子，潮水般地涌向站台。车来了，这名男子知道自己拖着瘸腿是不可能带着小孩一起上火车的，他用白布把3岁的儿子绑在车站旁边的一棵树上，自己加入了挤火车的大军。而被绑在树上的孩子，则拼命叫着爸爸，但男子头也没回，就消失在人流中。后来，听说这个孩子被难民煮着吃了。
“这时的车站还不如说是一个臭气熏天的货场，只不过，货场运的是人，人和货物没有任何区别。”老人家说。
今年86岁的吴枫老人，新中国成立以前，居住在洛阳偃师市邙岭乡省庄村，1942年冬，他也从洛阳乘火车向西逃难。他回忆说，当年洛阳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黑压压的都是人。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年轻一些的汉子背着年迈的老人，面黄肌瘦的小脚老太步履蹒跚，车站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树全部都是白花花的一片，被剥光了皮，不时有孩子在树下对着大人的尸体高声哭喊，但没有人会停下来，“灾民看到火车就往上爬，因为人太多，车站的工作人员根本管不住。爬上火车的灾民，几乎都是坐在车顶，每到一站都会有人轰他们下车，甚至拿着木棒往身上打，但他们宁可被棒打，也不下车，下了车，还是会再次爬上去，有很多人被踩死在车顶。”
河南档案馆史料显示1942河南大饥荒，洛阳火车站与南关为灾民聚集点，南关贴廓巷设“难民收容所”，负责救济难民转赴陕西，洛阳火车站还有“人市”。
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小孩子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人市”：观音堂
老人小孩被遗弃 不幸被做成肉包子
1942河南大饥荒对很多难民来说，上了火车，就像加入了一场随时都会殒命的赌局。但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至少比饿死要好。
汝州市小屯镇84岁关雄伟老人回忆道，父母当年在城里做生意，灾荒发生后，父母的布匹生意惨淡只能关门，到洛阳逃难。全家把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卖了，凑600元托关系买了3张火车票，但到了洛阳火车站才发现，难民把能挤占的地方都占了，买了车票，也只能坐火车顶。
火车顶上都是密密麻麻、饿得只剩皮包骨的难民，同时还有他们所有的“财产”：破席子、几件破棉袄和面黄肌瘦的孩子。火车开车时间遥遥无期，人们只有在车顶上等着，甚至大小便都在车顶上解决，因为生怕下了车，再也没有机会上去。
关雄伟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眼见自己的儿子爬上了火车顶，而有3丈高的火车厢她实在爬不上去，老太太恳求旁边一个汉子把襁褓中的婴儿抛向车顶上的儿子，但儿子站在车顶上不能自由动弹，小孩没接住，重重地落在铁轨另一侧的乱石堆上，死了。老太太只能凄恻嚎哭。
曾经担任三门峡市陕县党史办主任的刘全生也是这场大灾的幸存者。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所在的潭头镇桥上村，家门口到处都是讨饭的人，乞讨的难民走马灯似的一批又一批，背个大背筐，灰头土脸。当时村里有个小竹林，很多逃难的人，自知时日无多，饿得实在走不动，就逃到竹林里，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观音堂镇是火车进入三门峡(当时称陕州)后的第一个站点。如今已在三门峡定居的85岁杨再兴老人，当年就是逃难到此处，一直在这里住了70年。他说，“能坐上火车的是极少数，多数都是推着独轮车，把值钱的东西或老人、小孩放在车上，大人推着，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地。从洛阳到三门峡不过300里，灾民通常要走10天。”
杨再兴回忆，灾民逃到观音堂，已筋疲力尽，观音堂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人市”，这里也是老人、小孩的遗弃地和生命的尽头。很多大人走到这里，已是饥寒交迫，趁孩子睡着，把孩子丢在地上，扭头就走，“这些孩子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还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卖。好多难民吃包子时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
1942年河南大饥荒真实情况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生死关：灵宝
死亡列车 遭炮击被撞死冤魂多
观音堂继续向西南行进，则是当时列车的另外一个重要站点--灵宝。杨再兴说，当时有些奸商，化装成难民，混在里面带、首饰，蒙混过关。为了放行，只能给的车站盘查人员塞小费，这些人发了财，却苦了那些老实巴交的真难民。“检查”又成了官兵谋利的手段。难民下车后都要经过无数次搜身，身上凡是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刮殆尽。逃到这里的难民，已是身无分文。
石耘说，灵宝是灾民西进通往心中天堂--潼关必经的一站。日军1942年占领山西运城后，经常向黄河以南炮击，所以火车经过这里时只好改道。灵宝老县城西南边，是弘农涧河桥及魏函谷关火车涵洞，当时在洞口北侧的黄河最窄处，距离对面的日军炮台只有几十米，是陇海铁路与黄河距离最近的一段，为躲避对岸日军炮火，这里修筑了一道3米多厚的防护墙。
灵宝市退休干部焦兴华回忆，如果黄河北岸日军，列车就藏匿在防护墙南侧。待新一轮炮击的间歇时刻，列车即开足马力，冲进涵洞。等进了涵洞，火车才会拉响汽笛，就像躲过炮击后，舒了长长一口气。“那时有‘闯关车'一说，这里就像是生死关。”
不过，就算过了涵洞，也并不是说就安全了。县城西南边有座弘农涧河桥是木架结构，当时仓促施工，质量差，不时发生列车脱轨事故，当时，经常有火车在这里排队过桥。此外，灾民都坐在火车顶部，上面摆放的独轮车等行李超宽或超高，火车通过涵洞时，经常会连独轮车带人被扫下火车去。
灵宝县故县镇村民王大宝说，每过涵洞时，老乡们都相互提醒“过洞了，注意了”。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在火车疾速过涵洞时被撞死。
杨再兴老人说，就算不过涵洞，火车内也是漆黑一片，过涵洞时，只听见外面炮声隆隆，坐在火车上生死也只能听天由命。当年他乘坐的火车侥幸通过，但自己的表哥乘坐的火车却遭遇日军轰炸，姑姑一家人全都遇难。
老人说，在行车过程中，经常有人死去。周围的人嫌尸体臭，就把尸体扔下车，有些人缺胳膊少腿的躺在车顶上，车身也挂满了“人肉挂”，有的甚至被风干了，就像腊肉一般，十分恐怖。
当时1942河南大饥荒穿行在陇海线上的列车，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列车。过来人都说，能活下来的都命硬。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鬼门关”：潼关
限制通关妻离子散 饥民无粮刨坟墓觅食
历经千辛万苦的难民终于来到陕西潼关，梦中的乐土就在眼前。但他们不敢在这里停留，因为黄河对面就是日军的大炮，难民们只好马不停蹄地继续向西，直奔西安、宝鸡。石耘表示，当年河南一共有3000多万人，其中国统区1800万人，日占区1200万人，当时饿死大概四五百万人，剩下大约有五六百万人，都向陕西逃去了。但徐有礼认为，当年逃亡陕西的难民大约有300万人。
事实上，潼关并非乐土。如今已在宝鸡定居的河南登封人赵守义回忆说，当年在潼关，有军队把守，由于难民越来越多，西安城内已容纳不了那么多难民。从1942年冬天开始，便对进入潼关的难民进行人数限制，禁止河南灾民入境。当时，曾多次发生难民冲击军队把守的木闸门发生冲突的事件，还有不少人被打死。
大批难民在潼关外等候，很多人等了一周才被放行。无数妻离子散的故事也因此发生。今年78岁的吴玉珍老人就在这一过程中与自己的妹妹走散，寻亲50多载仍杳无音信。
赵守义说，西安当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街道上不像洛阳那样到处都是饿死的人，但个个都面黄肌瘦，十分落魄。难民们只能排队领粥，每人每天只能领一次。领过了便在难民条上按上戳记，不能再领。
即便过了“鬼门关”到了西安，并不意味着能活下来。当时在西安，埋死人或抬死人的短工，已成为一种临时职业。一些街道的保长或甲长怕负担饿死灾民的罪名，一些奄奄一息的老人，明知人没死，也雇人将其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在西安郊外的乱坟岗，经常有被刨开的坟墓，有饥饿的难民将入葬不久的尸体挖掘出来吃了。“现在想起来都毛骨悚然。”老人说。
1942年河南大饥荒饿到在路边的老人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终点：宝鸡
大灾难大移民见温情 割舍不断的豫陕一家亲
1942年，陇海线只通到宝鸡，这个火车终点站也是当年河南人向西逃亡的终点站。
石耘说，1938年和1942年，河南人两次大逃亡，宝鸡因此得名“小河南”，“难民到了宝鸡后分散到宝鸡周边的县，少部分人可能到了甘肃。”至今，很多宝鸡人都是当年逃荒灾民的后代。宝鸡人口的60%~70%都是河南人，就算西安也有30%以上是河南人，河南话是西安的第二大方言。
在赵守义的记忆中，由于当年河南灾民太多，也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毕竟要和当地人争粮食。西安、宝鸡人当时称呼河南人叫“河南担”，后来改口叫“河南蛋”，带有歧视性的味道，因为当年河南人逃荒时一根扁担走天下，扁担一头担的是锅碗瓢盆，另一头是孩子。流离失所的河南人到了陕西，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因为1938年黄河改道已经有难民逃了过来，还没来得及迁回去。”找不到老乡资助的，只能变卖家当度日。
西安市小东门里的“鬼市”，与1942河南大饥荒灾民有着历史渊源。是年，逃难、逃荒的灾民大量涌入西安，有钱和有亲友可投的人办工厂、开店铺，而没钱的人则流落街头、拉洋车、打小工，实在找不到门路的，只好来到“鬼市”，变卖全部家当糊口。由于难民越来越多，“鬼市”也由白天开张变为全天开张，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坑蒙拐骗、买赃销赃的戏码在这里不断上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
1942河南大饥荒300万河南灾民涌入陕西，豫剧也随之传入。1942年前后，“豫剧皇后”常香玉曾在西安生活、演出。除了设立“难民营”帮助灾民，常香玉还经常义演，为灾民募捐。宝鸡市志也记载了常香玉对河南灾民的救助：设立“难民营”供河南灾民居住，购粮舍粥，让灾民孩子免费读书。宝鸡的演出生涯，奠定了常香玉“豫剧皇后”的基础，被称为“河南梆子”的豫剧，从此在八百里秦川传播开来。
石耘说，1942河南大饥荒300万河南人“闯西关”进入陕西，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移民过程。至今，很多河南人的亲戚都在陕西，河南、陕西人的关系还比较亲密。虽然当时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却很少，当时整个陕西人口也不过1000万人。这次大移民促进了西部土地开发，把东部成熟的农业技术带到了西部。“河南、陕西人一家亲的关系，是融入在血液中的，这背后，是一段沉重的民族灾难史。”
十八年陕西大饥荒，一场饿死二百多万人的大灾荒
关中民谣：十八年，饿得狗吃狗，饿得雀儿吃石头，饿得老鼠没法走……
发生在十八年（1929年）陕西的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在我们中国及整个世界的历史上看，如此大的饥荒都是极其罕见的，十八年旱灾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年馑。史称“十八年年馑”
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二百多万，逃亡三百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尤其以陕西关中地区最为严重。人口密集的关中，其中又以西府宝鸡的悲惨为灾中之重。往年风调雨顺的西府连续三年没有下一滴雨，打麦子的碌碡三年没翻身，路上的尘土厚得能埋人。
旱灾缺水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人，时常能听到爷爷奶奶这一辈人讲述自己经历的十八年年馑的悲惨生活，总是告诫我们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始终记得爷爷奶奶吃完饭后，要把碗里的饭吃的干干净净的，桌子上掉的饭粒也会捡起来吃掉，甚至吃完面食后，把碗里的面糊也要添的干干净净的，我一度不甚理解，以为这是一种陋习，直到后面慢慢了解当年发生的灾情后，才明白，那一代人受的苦真的是真苦。
据当时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的陕西灾情报告中统计，当时，整个陕西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还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当时全省92个县全部成为灾区。可以描述为赤野千里，尸骨遍地。
陕西人一年土地种两料农作物，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粮食收成。这种六料未收可以说是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特别是关中地区，按理来说，关中地区一直都是一个出了名的粮仓之地，人们基本上能丰衣足食，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旱灾，将他们的生活一下子从天堂打入了地狱，谁也未曾想到，关中平原会遇到如此的大旱天气，而大旱才仅仅是生活灾难的开始。
干旱的土地
有一首流传于当地民间的《荒年歌》唱道：
公元一九二九年，老天大旱降灾难
正月旱到九月半，水井池塘全枯干
遍地光秃草不见，十家九户不冒烟
老人饿死在家园，儿童饿死沟壑填
剩下男女青壮年，东奔西跑逃外边
廿年天道变，谁知蝗虫降人间
二十一年夏未完，霍乱瘟疫将人缠
死人又是一大片，十室九空断人烟
这次特大旱灾，关中各县从十七年( 1928)秋开始一直绵延至二十二年(1933)，有部分地区大旱持续至二十三年夏天才结束(1933)，创下关中地区大旱七年的历史。
陕西降雨量统计
十七年（1928)，旱灾开始，涉及西府全部县。《宝鸡市志》载，这一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夏秋收成全无；陇县秋大旱，秋禾尽死，斗麦20元左右，相食，灾情之惨，数百年所未有；千阳秋粮无收，秋播困难；凤翔秋无雨，冬无雪；岐山自夏经秋未雨，无禾，二麦失种；扶风秋旱，夏未收，秋未种，农民濒于饥饿；麟游雹旱相继，民命无望。” 《千阳县志》记载，此年秋粮无收，而且小麦因干旱致十二月下种，次年二月才发芽。《眉县志》载：“春至秋，滴雨未落，井泉涸竭，渭水断流……树皮草根，采掘已尽，树多枯槁，遍野苍凉，不忍目睹。”
讨饭的孩子
地里绝收，饿坏的人们，如同田地里焦黄的麦秆一般，被这场席卷而来的饥荒成片成群的放倒，瞬时间灾民们就躺满了街头巷里。不计其数的饥民们，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更有甚者，将鸟粪拾起后用水洗净，挑食其中未被消化的粮食颗粒，只求腹中不再空，听我外婆讲，那时好多人饿得不行，就吃榆树皮，观音土，有些人吃的太多了，拉不出来，就活生生的把肚皮撑爆了。再后来，没什么可以吃了，有些地方人开始吃人，刚死的人，刚埋进地里，晚上被人扒拉出来被分食，还有易子而食，亲孩子下不了手，就和别人家换了孩子，再带回家分食之，还有外地人路过村子讨水喝的，骗进来，全家人一起上分食之，“食人惨剧，愈演愈烈，惨绝尘寰。
就连村子的富户都没有粮食了，更不要说普通的民众了，乡约，保长之类的都有上吊自杀的，大家除过逃难，死在逃难的路上也有很多人。
有歌为证：稼禾满秦川，好雨不复来。旱魃任纵横，如沸又如烹。好雨三年不复西，泪竭泾渭水不流。麦收无望望有秋，秋禾无望复何求！良田售不出，种尽地尚多，牲畜早已空，人类作畜牲。栋劈柴卖人力尽，卖妇卖儿苟延生。垂死不忍死，杀子强自餐。杀儿恐绝祖香火，不如杀女为计长。自家女儿不忍杀，交换借杀商邻家。肉尽心头痛，终日抱骨哭！
灾民扒树皮充饥
1928年11月1日《大公报》上面，刊登了消息：“从3月到8月，关中地区竟然没有落过寸雨，人们被持续的高温和干燥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河渠干涸，河床裸露，不见一滴水，就连马车都能在河道里行走了。关于1929年的陕西大旱，有人这样描述的：“庄稼就像炭火烤，遍地不见绿苗苗，二三月饿死装棺材，五六月饿死没人埋。”也就是说，由于天气太干旱，地里的庄稼全部旱死掉了。刚开始的时候，饿死的人还能装进棺材里埋葬，后来就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了。
饿死街头的妇女
据《岐山县志》载：“无麦无禾，麦仍失种，山童地赤，菜根亦断，拆房卖薪(柴火)可以糊口，然斗麦价七八元，房尽而粮仍绝。”当时，一些豪门富户乘机抬高粮价，斗麦从四五角钱猛增至二十元(银元)。灾民卖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只可惜一亩地只能换一斗(30市斤)小麦。青壮年人背井离乡外逃求生，老弱病残无可奈何坐以待毙。草根树皮掘食已尽，十室九空，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灾民白天乞讨于宝鸡街头(今宝鸡市区)，晚间露宿街道檐台，不少人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口吐黄水，断气身绝，陈尸道旁无人掩埋，政府于是在西门外挖了两个深坑，名曰“万人坑”，将尸体扔进坑内了事。
死去的灾民
据岐山80多岁的离体干部王晓文回忆，岐山县城东门外即今杏园村有一“万人坑”，益店镇东门外有一“万人坑”。岐山益店妙景一郑姓人卖地卖妻，将4岁的儿子装入风箱埋了，自己外逃，杳无音讯。下张庄一灾民把妻子卖掉，将一双儿女抛入枯井。儿子被富户张宏信救出，一直活到2001年去世，只是脸上一直留着一块疤痕。碛雍原一刘姓母亲为保住亡夫的香火，把能吃的留给男孩子，而把四岁的女儿按进水盆溺死。
后来当了游击队长的周肇岐的妹妹，就是因为吃了哥哥刚讨回来还在碾子上碾的稻谷死掉的。岐山故郡老人何志锐回忆，自己原先给地主放牛，年馑到了地主也不让他放牛了。父亲领着他和两个弟弟一路要饭逃到天水。生活不下去，就把一个弟弟卖给人家，换回50斤苞谷和一块银元。回家后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想儿子落下一身病。他们全村十几户人家，年馑中有四门绝户，五家流落在外，六家卖儿卖女。有人把七八岁的小女儿卖人，东家使她不如一条狗，在磨坊磨面人还没磨盘高，竟然被骡子踏死。
当时许多妇女被迫卖身养家糊口，或三元或五元也不讲价钱，甚至只要一口饭吃。当时有歌谣道：“进了千阳县，比米汤贱！”人贩子趁机贩卖妇女。当时多有外地人来关中买老婆，但不准带孩子。岐山右卫营村的严克勤，当时在虢镇的省立西府中学上学。他曾亲见一外地人骑驴至虢镇街上的“人市”买走一个妇女，硬夺下她怀中的孩子扔在石板上。
当时很多吃不饱饭的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曾经秦腔戏文里唱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这种夸张的描述，竟然成了现实！
灾民和孩子
当时有人报告给省府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关中各县，秋收未种，田野荒芜，杂草丛生，草丛中不时能发现破烂衣服和尸骨，没有掩埋被禽兽啄食净尽，埋不胜埋，村子里，死在家里的人，埋不及时，只能用泥土封窗，把死去的人封在家里。
饿死的灾民
在扶风县城绛帐等地平均每日饿死人不下百人。廊檐街道死尸横陈，天气太热，来不及分别掩埋，于是就挖坑每村每乡统一收集集中掩埋，故有“万人坑”之称。全县原有人口160415人，当年死亡52170人，外逃12337人，县东乡的南寨子、南郡村已绝人烟。千阳、陇县、麟游县，赤野千里，青草全无，苗尽枯槁，饥民盈野，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凤县“饥民以树根、树皮为食，入山逃荒者络绎不绝，横尸遍野，眉县马家庄原有31户人家，竟有28户因灾死绝”，灾后整个村子仅存活不足十余人。据当时调查，渭北一带人口每县约损40％，乡间房屋约损60％，树木约损70％，农村凄惨不堪。国民政府冯钦哉、孙蔚如的部队入陕后，武功、扶风一带的士兵回乡探亲，见不到父母和妻子孩子，找不见家里房子，邻里不见者甚多，无不痛哭而归队。
饿死的老人和孩子
更为可怕和诡异的是， 在旱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岐山县志》载：“十九年冬，大风雪，天气酷寒，饥民、树木多冻死。”先是十九年十一月初旬大雪七日，平地积雪深及人胫。腊月初六又降大雪，雪止气温持续下降。次年正月十四、十五又降大雪，雪片大如铜钱。北部山区道路阻塞，隘口雪深丈余，渭河封冻二尺，百年柿树、石楠树亦被冻死，牛、羊、猫等家畜家禽冻死无数。许多人冻去手指足趾甚或冻死。雪虽大，却未能缓解旱情。天气寒冷，雪不是消融入地，而是从地表慢慢风干。天气冷冽，黑霜伤禾。
《宝鸡市志》载：十九年二月，陇县陨霜，禾苗枯槁，生计全无，外逃饥民三万余。四月，麟游全县被霜，麦禾尽萎。夏收将临，千阳迭降严霜，夏亩产仅十余斤。宝鸡县金陵川以北，小麦全被黑霜所杀。霜冻接着春旱，眉县“夏麦被风吹枯，收成仅充月余之腹。”饥民开始大量外逃。通往汉中、凤县、甘肃的大道小径，逃荒人蚂蚁般绵延不断，人人破衣烂衫，号哭声震旷野。《宝鸡市志》载: “十九年，岐山春饥，民逃往汉中、甘肃者络绎于道，有夫鬻其妇，留子女不能养者，有父母饿死，子女无依归者，有子女讨饭与父母相失者，也有父母故意弃子于路者。诸凡伤心情者，惨不忍睹。”
二十年（1931)，久旱又引起蝗灾。“三、四月间，岐山绿虫又起，田苗被啃尽枯，秋不能种。”七月，蝗虫自东向西遮天蔽日，害及西府全区。《宝鸡市志》载，这年“宝鸡旱象未减，蝗虫又生，蚕食二麦。”而局部性蝗灾年年发生。如陇县，十八年旱，蝗成灾；十九年秋蝗虫大作，“道亦布满蝗蝻，行人无隙着足”；二十年、二十三年均有关于蝗灾的记载。宝鸡十九年六月蝗虫成灾。“夜间，飞蝗瞄亮入室，扑灭农家油灯。蝗虫危害县境达两月之久，于八月十五、十六两日成群结队朝西南方飞去。”眉县十九年六至八月蝗虫为害，所到之处，遮天蔽日，夏秋禾苗啮噬殆尽。
二十一年( 1932)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陕西》第二卷第二期载《岐山灾荒未复》一文曰：“岐山不幸，旱匪虫水，连年为灾，夏秋田禾，虽云收获，有被蝗虫蚀尽者，有为暴水淹没者，种种灾异，实难枚举。全县平均收成不过二三分之数，逮种麦之期，灾重区域农民多因食尽籽种，兼无牲畜耕作，而田地就灾者，查有五百余顷，非赈不生之男女，确有六万余口。现届严冬，贫民妇孺，露宿野外，道路号哭，惨不忍闻，买衣无钱，购食无力，无衣无食，何以卒岁？若不设法拯救，恐数万饥民，难保生活。伏恳速拨款洋若干，俾资散放，而救灾荒。临电驰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被救济的孩子
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灾民真是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吃的，当地的土匪还越来越多，好多人没吃的，心一横就上山当土匪去了，曾听我爷爷活着的时候讲过，本家的一位兄弟就被土匪晚上闯家里抢了一块烟土（当时眉县有种植烟土，不知土匪怎么知道的，来抢烟土），然后扫把上浇油点火就被活活的烧死了，爷爷的妹妹那时还小，土匪来家里抢粮食，头部都被土匪打破，现在还有个伤疤，总之，那个时候的世道真是乱的很。
十九年，关中地区持续干旱，不少县延续到二十一年。在此期间，各县又发生了春寒、霜冻、暴风、冰雹、黑霜等，收成大减。旱灾未止，蝗虫又起。
蝗虫
十九年六月，蝗虫成群，遮天蔽日，令人生畏，所到之处禾苗被扫食殆尽，收成无望。在旱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却暴雨成灾。二十年阳历7月1日，扶风普降暴雨，河水暴涨溢出，两岸水深丈余，秋禾被淹，窑洞灌塌，沿岸群众死亡惨重。眉县8月24日连降暴雨，山洪暴发，冲毁庄田，平川一带尽变泽国，墙倒屋塌，人畜被淹死。今宝鸡市渭河南大雨成灾，洪水溢出清姜河两岸，益门桥被冲毁。
屋漏偏遭连阴雨——大灾之后必有瘟疫。
当年六月以后，西府关中地区发生了“真性霍乱”传染病，又称“虎烈拉”，此病传染快，发病快，死亡快。虢镇地区每天死于此病的多达四五十人，高家壤村31户病亡死绝。虢镇南、北有两个“万人坑”。先死用棺，再死用席，后死于户，无人抬埋，野狗走街串巷，入村进户啃食死尸。据资料记载，当时陇县县城一天病死近百人，从东街到西街死于疫情者达1200多人。千阳县城死于“霍乱”的也不下千人，城南平江营与三义庙处都有葬埋病死者的大坑，而未病死却被狼群残害的日有所闻。凤翔因疫情病倒9000多人，其中6740多人丧生。凤县有千余人死亡，亲友不敢探望，死者无人掩埋。眉县在疫情中田园荒芜，横尸遍野，野狼成群，村村无鸡鸣，户户少炊烟，到处是一片死寂破败的灾年景象，令人欲哭无泪。
横尸遍野
根据当时五县统计，患病者20194人，死亡12861人。其中岐山县病死130人，麟游县病死89人，凤翔县病死6740人，眉县病死1189人，陇县病死4713人，死亡人数之多骇人听闻，触目惊心！如今90岁左右的老年人至今耿耿于怀，记忆犹新。
虢镇至今还有段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
中午李四升了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
月落双赴鬼门关。
足见当时疫情流行之快，死亡人数之众!
陕西1932年部分县霍乱死亡人数统计
据陕西省“赈济会”1929年关于“十八年年馑”当年情况的统计显示，光是凤翔、扶风、岐山、眉县四县受灾306678人，死亡186322人，出逃43440人。大灾之后，凤县人口减少了6万人。特大自然灾害给关中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十八年绝对是陕西人历史上的噩梦，这一年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把本来就不富裕的老百姓更是逼上了绝路。
可见十八年年馑严重程度，至今我们当地民间还流传着“提起十八年，眼泪擦不干”的歌谣。
现在条件虽然好了，能吃饱吃好，但浪费粮食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想想以前的这些灾难，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不能再发生这样有悲剧了。
资料参考《宝鸡市志》
资料参考《岐山县志》
亲历者讲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恐怖惨状
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恐怖惨状
说起1942年河南大饥荒，那些经历过的老人们还是忍不住流泪，1942河南大饥荒有多恐怖?从河南到陕西、甘肃，1942河南大饥荒经历了多少生离死别和人吃人时间?今天，我们详细梳理了1942河南大饥荒的全过程，大家一起感受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悲惨岁月。
1942年春，河南饿殍遍野。豫中、豫南、豫东数百万的灾民开始向洛阳聚集，从此，300万河南人开始了漫漫“闯西关”之路。向西，向西，这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逃命迁徙。
河南省档案馆向本报记者展示的一份档案显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个：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还有极少数向东进入日占区。
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的老人和小孩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生路：陕西
徒步搭车讨生计 百万灾民“闯西关”
河南人当时为何选择向西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表示，1942河南大饥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有广阔的大后方。当时在南边，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在东边，黄河以东都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的都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豫西、豫南都是山区，豫东的经济要比豫西发达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灾民可以说别无选择，唯有一路向西。不过，逃亡陕西的主要是豫中和豫西的难民，豫北的难民则向山西逃。“豫北难民顺着陇海铁路往西逃的很少，因为要过黄河才能往西走，日本当时封锁黄河渡口，黄河铁桥也炸掉了，逃荒也要通过日本占领的黄河渡口。”
1942河南大饥荒还有一个因素，历史上惯常的逃荒路线也是向西逃，有这种西逃的习惯。
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一直在研究1942河南大灾荒。他说，当时豫东地区是日寇占领区，西边是国统区，西边陕西、山西没有遭遇旱灾。蝗虫在比较寒冷的地方，或雨水比较多的地方不适合生长。加上蝗虫总是成群结队地啃噬庄稼，豫西的一些山区，隐蔽性强，可能还有一些粮食幸存下来。在难民心中，向西，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徐有礼和石耘都认为，当时1942河南大饥荒的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充其量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估计只有30公里，从洛阳到三门峡走走停停估计要两天。家境好一点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石耘说。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起点：洛阳
火车站人挤人 父亲挤上车弃儿被煮食
九朝古都洛阳，当时是灾民逃难的起点，也是300万逃荒者噩梦的起点。
今年82岁的寇景素老太太，其父亲当年曾任洛阳火车东站站长。提起当年洛阳火车站的场景，老人家连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都在死人。”
当时，洛阳西站是货运站，东站是客运站，父亲当时还是东站一个车队队长。只要有火车经过，成群结队的难民就像蚂蚁一样爬上去。难民们管不了是否超载，火车顶上以及车厢外面都经常爬着人。在争抢过程中，很多人跌下火车，摔得断腿断手。最让人痛心的是，一家人，母亲上了车，两三岁的小孩，实在送不上去，火车一开，小孩在火车下面哭喊妈妈，但大人却已在汽笛声中扬长而去，母子从此永别。
当时的洛阳火车站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亲情，在灾难面前也变得如此苍白。1942年隆冬的一天，天气酷寒，一名男子一瘸一拐抱着骨瘦如柴的儿子来到站台外面。为了搭上往西逃亡的列车，这名男子已经在这里等了十多天了。终于，汽笛声响起，刹那间，蜷缩在各个角落的难民就像饥渴了一个冬季终于遇到猎物的狮子，潮水般地涌向站台。车来了，这名男子知道自己拖着瘸腿是不可能带着小孩一起上火车的，他用白布把3岁的儿子绑在车站旁边的一棵树上，自己加入了挤火车的大军。而被绑在树上的孩子，则拼命叫着爸爸，但男子头也没回，就消失在人流中。后来，听说这个孩子被难民煮着吃了。
“这时的车站还不如说是一个臭气熏天的货场，只不过，货场运的是人，人和货物没有任何区别。”老人家说。
今年86岁的吴枫老人，新中国成立以前，居住在洛阳偃师市邙岭乡省庄村，1942年冬，他也从洛阳乘火车向西逃难。他回忆说，当年洛阳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黑压压的都是人。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年轻一些的汉子背着年迈的老人，面黄肌瘦的小脚老太步履蹒跚，车站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树全部都是白花花的一片，被剥光了皮，不时有孩子在树下对着大人的尸体高声哭喊，但没有人会停下来，“灾民看到火车就往上爬，因为人太多，车站的工作人员根本管不住。爬上火车的灾民，几乎都是坐在车顶，每到一站都会有人轰他们下车，甚至拿着木棒往身上打，但他们宁可被棒打，也不下车，下了车，还是会再次爬上去，有很多人被踩死在车顶。”
河南档案馆史料显示1942河南大饥荒，洛阳火车站与南关为灾民聚集点，南关贴廓巷设“难民收容所”，负责救济难民转赴陕西，洛阳火车站还有“人市”。
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小孩子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人市”：观音堂
老人小孩被遗弃 不幸被做成肉包子
1942河南大饥荒对很多难民来说，上了火车，就像加入了一场随时都会殒命的赌局。但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至少比饿死要好。
汝州市小屯镇84岁关雄伟老人回忆道，父母当年在城里做生意，灾荒发生后，父母的布匹生意惨淡只能关门，到洛阳逃难。全家把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卖了，凑600元托关系买了3张火车票，但到了洛阳火车站才发现，难民把能挤占的地方都占了，买了车票，也只能坐火车顶。
火车顶上都是密密麻麻、饿得只剩皮包骨的难民，同时还有他们所有的“财产”：破席子、几件破棉袄和面黄肌瘦的孩子。火车开车时间遥遥无期，人们只有在车顶上等着，甚至大小便都在车顶上解决，因为生怕下了车，再也没有机会上去。
关雄伟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眼见自己的儿子爬上了火车顶，而有3丈高的火车厢她实在爬不上去，老太太恳求旁边一个汉子把襁褓中的婴儿抛向车顶上的儿子，但儿子站在车顶上不能自由动弹，小孩没接住，重重地落在铁轨另一侧的乱石堆上，死了。老太太只能凄恻嚎哭。
曾经担任三门峡市陕县党史办主任的刘全生也是这场大灾的幸存者。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所在的潭头镇桥上村，家门口到处都是讨饭的人，乞讨的难民走马灯似的一批又一批，背个大背筐，灰头土脸。当时村里有个小竹林，很多逃难的人，自知时日无多，饿得实在走不动，就逃到竹林里，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观音堂镇是火车进入三门峡(当时称陕州)后的第一个站点。如今已在三门峡定居的85岁杨再兴老人，当年就是逃难到此处，一直在这里住了70年。他说，“能坐上火车的是极少数，多数都是推着独轮车，把值钱的东西或老人、小孩放在车上，大人推着，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地。从洛阳到三门峡不过300里，灾民通常要走10天。”
杨再兴回忆，灾民逃到观音堂，已筋疲力尽，观音堂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人市”，这里也是老人、小孩的遗弃地和生命的尽头。很多大人走到这里，已是饥寒交迫，趁孩子睡着，把孩子丢在地上，扭头就走，“这些孩子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还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卖。好多难民吃包子时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
1942年河南大饥荒真实情况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生死关：灵宝
死亡列车 遭炮击被撞死冤魂多
观音堂继续向西南行进，则是当时列车的另外一个重要站点--灵宝。杨再兴说，当时有些奸商，化装成难民，混在里面带、首饰，蒙混过关。为了放行，只能给的车站盘查人员塞小费，这些人发了财，却苦了那些老实巴交的真难民。“检查”又成了官兵谋利的手段。难民下车后都要经过无数次搜身，身上凡是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刮殆尽。逃到这里的难民，已是身无分文。
石耘说，灵宝是灾民西进通往心中天堂--潼关必经的一站。日军1942年占领山西运城后，经常向黄河以南炮击，所以火车经过这里时只好改道。灵宝老县城西南边，是弘农涧河桥及魏函谷关火车涵洞，当时在洞口北侧的黄河最窄处，距离对面的日军炮台只有几十米，是陇海铁路与黄河距离最近的一段，为躲避对岸日军炮火，这里修筑了一道3米多厚的防护墙。
灵宝市退休干部焦兴华回忆，如果黄河北岸日军，列车就藏匿在防护墙南侧。待新一轮炮击的间歇时刻，列车即开足马力，冲进涵洞。等进了涵洞，火车才会拉响汽笛，就像躲过炮击后，舒了长长一口气。“那时有‘闯关车'一说，这里就像是生死关。”
不过，就算过了涵洞，也并不是说就安全了。县城西南边有座弘农涧河桥是木架结构，当时仓促施工，质量差，不时发生列车脱轨事故，当时，经常有火车在这里排队过桥。此外，灾民都坐在火车顶部，上面摆放的独轮车等行李超宽或超高，火车通过涵洞时，经常会连独轮车带人被扫下火车去。
灵宝县故县镇村民王大宝说，每过涵洞时，老乡们都相互提醒“过洞了，注意了”。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在火车疾速过涵洞时被撞死。
杨再兴老人说，就算不过涵洞，火车内也是漆黑一片，过涵洞时，只听见外面炮声隆隆，坐在火车上生死也只能听天由命。当年他乘坐的火车侥幸通过，但自己的表哥乘坐的火车却遭遇日军轰炸，姑姑一家人全都遇难。
老人说，在行车过程中，经常有人死去。周围的人嫌尸体臭，就把尸体扔下车，有些人缺胳膊少腿的躺在车顶上，车身也挂满了“人肉挂”，有的甚至被风干了，就像腊肉一般，十分恐怖。
当时1942河南大饥荒穿行在陇海线上的列车，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列车。过来人都说，能活下来的都命硬。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鬼门关”：潼关
限制通关妻离子散 饥民无粮刨坟墓觅食
历经千辛万苦的难民终于来到陕西潼关，梦中的乐土就在眼前。但他们不敢在这里停留，因为黄河对面就是日军的大炮，难民们只好马不停蹄地继续向西，直奔西安、宝鸡。石耘表示，当年河南一共有3000多万人，其中国统区1800万人，日占区1200万人，当时饿死大概四五百万人，剩下大约有五六百万人，都向陕西逃去了。但徐有礼认为，当年逃亡陕西的难民大约有300万人。
事实上，潼关并非乐土。如今已在宝鸡定居的河南登封人赵守义回忆说，当年在潼关，有军队把守，由于难民越来越多，西安城内已容纳不了那么多难民。从1942年冬天开始，便对进入潼关的难民进行人数限制，禁止河南灾民入境。当时，曾多次发生难民冲击军队把守的木闸门发生冲突的事件，还有不少人被打死。
大批难民在潼关外等候，很多人等了一周才被放行。无数妻离子散的故事也因此发生。今年78岁的吴玉珍老人就在这一过程中与自己的妹妹走散，寻亲50多载仍杳无音信。
赵守义说，西安当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街道上不像洛阳那样到处都是饿死的人，但个个都面黄肌瘦，十分落魄。难民们只能排队领粥，每人每天只能领一次。领过了便在难民条上按上戳记，不能再领。
即便过了“鬼门关”到了西安，并不意味着能活下来。当时在西安，埋死人或抬死人的短工，已成为一种临时职业。一些街道的保长或甲长怕负担饿死灾民的罪名，一些奄奄一息的老人，明知人没死，也雇人将其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在西安郊外的乱坟岗，经常有被刨开的坟墓，有饥饿的难民将入葬不久的尸体挖掘出来吃了。“现在想起来都毛骨悚然。”老人说。
1942年河南大饥荒饿到在路边的老人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终点：宝鸡
大灾难大移民见温情 割舍不断的豫陕一家亲
1942年，陇海线只通到宝鸡，这个火车终点站也是当年河南人向西逃亡的终点站。
石耘说，1938年和1942年，河南人两次大逃亡，宝鸡因此得名“小河南”，“难民到了宝鸡后分散到宝鸡周边的县，少部分人可能到了甘肃。”至今，很多宝鸡人都是当年逃荒灾民的后代。宝鸡人口的60%~70%都是河南人，就算西安也有30%以上是河南人，河南话是西安的第二大方言。
在赵守义的记忆中，由于当年河南灾民太多，也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毕竟要和当地人争粮食。西安、宝鸡人当时称呼河南人叫“河南担”，后来改口叫“河南蛋”，带有歧视性的味道，因为当年河南人逃荒时一根扁担走天下，扁担一头担的是锅碗瓢盆，另一头是孩子。流离失所的河南人到了陕西，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因为1938年黄河改道已经有难民逃了过来，还没来得及迁回去。”找不到老乡资助的，只能变卖家当度日。
西安市小东门里的“鬼市”，与1942河南大饥荒灾民有着历史渊源。是年，逃难、逃荒的灾民大量涌入西安，有钱和有亲友可投的人办工厂、开店铺，而没钱的人则流落街头、拉洋车、打小工，实在找不到门路的，只好来到“鬼市”，变卖全部家当糊口。由于难民越来越多，“鬼市”也由白天开张变为全天开张，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坑蒙拐骗、买赃销赃的戏码在这里不断上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
1942河南大饥荒300万河南灾民涌入陕西，豫剧也随之传入。1942年前后，“豫剧皇后”常香玉曾在西安生活、演出。除了设立“难民营”帮助灾民，常香玉还经常义演，为灾民募捐。宝鸡市志也记载了常香玉对河南灾民的救助：设立“难民营”供河南灾民居住，购粮舍粥，让灾民孩子免费读书。宝鸡的演出生涯，奠定了常香玉“豫剧皇后”的基础，被称为“河南梆子”的豫剧，从此在八百里秦川传播开来。
石耘说，1942河南大饥荒300万河南人“闯西关”进入陕西，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移民过程。至今，很多河南人的亲戚都在陕西，河南、陕西人的关系还比较亲密。虽然当时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却很少，当时整个陕西人口也不过1000万人。这次大移民促进了西部土地开发，把东部成熟的农业技术带到了西部。“河南、陕西人一家亲的关系，是融入在血液中的，这背后，是一段沉重的民族灾难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