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俞家的显赫家世｜
“有缘千里来相会”是耳熟能详近乎口头禅的一句话，却在近日体会到了那份难能可贵的真情和难舍离的缘分。
缘起是良师益友俞大纲教授的女儿俞启木（Ruby）在整半世纪后跟我联系上了。当我们通电话时才发现我们是隔河之邻——哈德逊一河之隔，她在新泽西那头，我在曼哈顿这边，没多久她跨河而来。在我们相拥的那一刻，竟然感到我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启木与父母——俞大纲、俞邓敬行，背景为曾国藩手书的对联
记忆如滔滔洪水将我们淹没，我们滔滔不绝地谈我口中的俞伯伯、俞伯母，启木的父母，她一直感到未能尽孝无比愧疚；也谈我尊敬的长者俞大维先生，她的四伯伯，笑谈这位智勇双全的前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生平只怕一个人——老婆，也是他的表姐陈新午（陈寅恪妹妹），我亲眼见她发雌威时，对方一点火气全无，永远腼腆地一笑带过；还有我印象中刀子口豆腐心的傅妈妈（知名学者俞大綵，台大校长傅斯年夫人），启木的八姑。
俞氏三兄妹1950年代的合影，大哥俞大维（右）和俞大綵、俞大纲。墙上是俞大綵先夫台大校长傅斯年画像
我们也谈到她家中像亲人一样贴心的老保姆，大家口中的施妈。施妈从大陆跟随俞大纲夫妇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先送走了主人夫妇，然后一直陪伴姊弟情深的俞大綵，直至她寂寞地离去。施妈一生对俞家赤胆忠心无私的奉献，启木感恩，先后多次去台湾探望这位无儿无女孤苦伶仃的老人，让她生活上可以安枕无忧地度过余年。
俞伯母送给的照片
我们见面当然首先谈母亲。启木美丽高雅的母亲俞邓敬行，在先生去世后搬到女儿俞启玲新泽西家中居住，我去看望俞伯母时，她对丈夫的故去只字未提，好像当他远行去了，但她落寞寡欢的神情刻写出心中的哀思和苦闷。1984年秋天她也随夫远行去了。
谈到我的母亲，我告诉启木：“母亲江巫惠淑如今健在纽约，今年高寿整一百，知道我跟你续上了旧缘喜出望外，我和你见面的一点一滴细节她都想知道。她跟你父母在台北见过几次，也感念那些年来俞家对我的关爱，你父亲在给我的信中也赞赏我母亲是位了不起的伟大女性??”
无所不谈时忆起1970年我离婚，轰动新闻搞得满城风雨，除了父母几乎能躲的人都躲了，此时可信赖、可依托的还是俞家。除了俞伯伯关怀备至的劝导，此时俞伯母、傅妈妈、周曼华、胡蝶阿姨，都对我爱莫能助，她们几乎每天陪着我在方城之战中麻痹自己，打台币两百元的逛花园。“战场”多半设在俞大纲夫妇台北金山南路家中，施妈似乎知道我不幸的遭遇，处心积虑地做可口的饭食要给我增加体重，而且要我放心，我们在方城桌上的谈话，她会对外守口如瓶。傅妈妈知道我想远走高飞“逃”去美国，还贴心周到地联络了她的干女儿，必要时可以照顾我。俞大维先生出面向台湾警备司令部担保“无匪谍嫌疑”，我才得以从曾经是最亲近的人的诬告中脱险，顺利拿到出境签证离开台湾。记得当年俞大维先生还不失幽默地安慰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与俞大维
我与启木相识于1966年，她在美国念大学，暑期中回台北探亲时在她父母家中见到。她长我四岁，十分阳光、率性。我早就从她父母那里知道她幸运的奇遇：年轻时在父亲朋友的旅行社打工，一次在当导游时认识了一对美国夫妇，十分喜欢她，结果这对夫妇，不但遵守承诺把她接到美国供她念书生活，还视如己出认她作了义女。启木告诉我义父母是亿万富翁，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每年陪伴他们搭乘邮轮周游列国数周。此后再见到启木已经是1970年，我在洛杉矶走投无路时她帮我搬了一次家，后来我先搬去伯克利后又迁到纽约就失去了联系。
直至2021年，1987年在纽约大都会工作时就认识的女高音邓玉屏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急切地在找你，是我朋友的朋友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原来启木在遛狗Angie时见到一位散步的东方人Mary，攀谈中知道她喜欢看歌剧，就开始打听我，Mary在看歌剧时遇到过我和邓玉屏在一起，于是就这样接上了线。
启木告诉我她在香港给美国银行工作多年，退休时已经是单身，搬到新泽西之后，才把兴趣放在访祖寻根和养狗上。父母在世时家人对家世这类事极少提及，而俞家都轮流悬挂曾国藩的书法，上联：世事多因忙里错，下联：好人半自苦中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启木摸清了大概，先后去了长沙寻找曾国藩（曾文正公）的来龙去脉，赴浙江找寻俞家的家史。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启木的显赫家世：父亲俞大纲是中国戏曲学家，父亲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父亲的长兄俞大维曾任交通部长，到台湾后又是军界要员，大儿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父亲的姊夫傅斯年是望重一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台大校长；父亲的亲表兄则是亦师亦友，两代姻亲三代世交的当代大儒陈寅恪……沾亲带故的名人不胜枚举。
俞大纲、俞大维和俞大綵（自左至右）在台北
她给我看了一篇吕山写的文章《桨声灯影，遥想当年》，兹录其中一段：
客人是中国台湾地区已故著名戏剧学家俞大纲的女儿，这一次专程来看俞家祖上的发祥地，顺便作观光之游。我陪她从宝积寺下进入街口，由东街踏上洞桥（其实也是平板梁式桥，不知何故称作洞桥），望着桥下一泓算不上清澈的水，我忽然心怀不安，直怕有污她的清目。然而俞启木似未注意及此，她久久地朝着东西两头眺望，动情地喊了起来，“啊！一条小河！”我指点着告诉她，前面一个河埠就是俞家的。她显得兴奋而且急迫，追着问我哪里哪里？似乎想把这里的风景风情，都印到她的脑海之中。
我马上将我写的《故人故事》一书送给启木，其中一章“感怀良师益友俞大纲教授”是2011年秋天写的。
俞大纲在家中
1989年，在阔别台湾十九年后我又回到了台北，在“国家剧院”作独舞演出。当时，最令我遗憾的是：无法邀请俞大纲老师坐在观众席上。他是我舞蹈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知己，我甚至想，哪怕只有他一位观众在场，于我，此愿已足矣！我一直十分懊悔，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前去探望这位慈祥和蔼的良师益友，并向他展示自己离开电影圈后，在舞蹈艺术上的成长，听他指点，向他讨教。1977年5月2日他因心脏病发，走得如此突然、匆忙！
1963年，我十七岁，演完香港国联公司的创业作、李翰祥先生执导的黄梅调影片《七仙女》，没多久就结识了俞大纲先生。因为我在影片中既是主演又任编舞，一生专注于中国传统戏曲和诗词研究的俞大纲教授，很想了解我在中国大陆接受艺术教育的经验。
在俞大纲先生家做客，背景亦可见曾国藩的对联
在他金山街的家中、在馆前路他挂名董事长的“怡太旅行社”文艺沙龙中，我先后结识了戏剧家姚一苇教授和刚刚出道的胡耀恒、陈耀圻，以及戏曲界的徐露、郭小庄，国外来访的舞蹈家黄忠良、王仁璐等人。我虽然那时在当电影明星，但对自己的老本行舞蹈还是念念不忘，在俞大纲老师的召集和推动之下，当时在他周围的几位音乐、舞蹈界朋友，刘凤学、许常惠、史惟亮和我，一起成立了“音乐、舞蹈研究小组”。在俞老师主持的会议上，同行们聚在一起交换经验，总是气氛热烈，畅所欲言。谈得多想的就多了，结果我舞兴大作，感到当时台湾的中国舞蹈仍是一片沙漠，自告奋勇地在俞老师推荐下，到中国文化学院舞蹈系授课教中国舞。由于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对大陆一切甚为敏感，我怕惹上“为匪宣传”的嫌疑，不敢暴露我在北京舞蹈学校习舞的背景；加上当时拍片日程太紧，要保证每周上两节课，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坚持了一个学期，只好不无遗憾地作罢。
往事依稀，俞大纲老师的博学谦恭，真诚无私，对于艺术的认知和发掘、努力和尽心，为台湾的文化加油添火，直到今日都还在台湾艺文界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云门舞集林怀民就曾对我说：“是俞大纲老师带我认识了中国文化的。”
那时，国联公司一口气买下了琼瑶四五部作品的版权，准备摄制。其中同名电影《几度夕阳红》及《回旋》改编成的电影《窗里窗外》 由我主演。在这之前就在俞老师家中见过琼瑶几次，俞老师很疼惜她一个人艰辛地带着孩子还发奋图强，坚持创作，也欣赏她过人的毅力和善良的本性，所以特意安排我们结识，希望我们交往。接触下来，我感到琼瑶姐在作品上“文如其人”，在生活中“见义勇为”，是位具有真性情、待人接物极其真诚的人，交友贵“真”，除此之外，夫复何求？至今，我们虽远隔重洋，但一见面便可以促膝谈“心”。
俞大纲老师作为年轻人的精神导师，力行身教和言教，他极有亲和力，常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在闲聊谈话中谈文论艺，也在生活中教导做人处事的道理。
1966年，正值影剧事业高峰，我突然闪电结婚，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诸多长辈和同行不便或并不看好，大都没来参加在国宾饭店补办的喜宴，而长辈俞大纲、邓敬行伉俪却充当我的家长，给了我得以依靠的臂膀。
1967年， 俞大纲在怡太旅行社主持文艺研讨会，左二为许常惠、右四
1970年离婚后初到美国，人事两茫茫，思念仍在台的幼子，过去如影随形。学英文之余，除了给亲友写信，其他的事都无法专心，其中跟俞大纲老师通信最多。他写道：“从信中接触到你的悲愤，为之恻然，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忘了一切吧！宗教与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舍而非取，我希望你能走上这一境界。常作如是想，至少心境可得平安。”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认识到：一个人面对现实，求生存的勇气和忍受寂寞的耐力，都是在不断的磨砺中增长锻炼的。于是决心把自己钉牢在桌前写舞蹈，让自己只回忆和那份“伤痛”完全无关的事，把时间和脑子都填满。我写信告诉了俞老师这个决心，他马上回信鼓励：“好在你已经想通了，努力读书和写作，可以暂解忧思，充实自己。”整整四十年后的今日，重新审视，再次体会到这位浸淫在古典戏曲和诗词世界里的学者，是如何保持一颗关爱且宽厚的心灵。当年我少不更事，哪能了解他所指的境界呢？在我人生陷入低谷时，俞老师与我分担忧苦，不断勉励，循循善诱，才一步步地把我领出了当年无边的苦海。
离开台湾半年后，俞老师来信告诉我：“因感于你的事件，我编写了《王魁负桂英》京剧剧本，由郭小庄饰演桂英，演出时得到巨大的回响。”
俞大纲老师在台湾文艺史上对京剧文化的推展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他逝去后，郭小庄感到俞老师对京剧及对她的栽培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就是希望她能为京剧走出一条新路。为了承继俞老师的遗志，一年后她成立了“雅音小集”，选了《王魁负桂英》作为创团作品。
由于传统京剧盛况不再，观众逐渐流失，俞老师大力推广京剧，除了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他用通俗的妙笔写出古典的戏剧。姚一苇教授认为：在台湾，俞大纲教授是一位真正懂得戏剧的人。在戏剧结构上，绝无废笔，他的剧本，既深具古典特色，又能避免部分传统戏曲拖泥带水的缺陷。
1981年，我回北京舞蹈学院给大专班教现代舞创作，其中涉及：舞蹈的语汇要从自己文化的根底和规律出发，强调中国民族舞蹈必须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观点。结果学生给我出难题：要我选一个最传统的中国故事，编一个新的现代作品来说明我的创作概念。在苦思题材时，想到俞大纲老师经常跟我强调：要进得了传统又走得出来，以及他当年因我的婚姻有感而发编写的《王魁负桂英》。最后，我运用了抽象的方法来演绎，探索人性中的野心、情爱与矛盾、良心负疚等问题，并按照思路给这个舞剧起名《负、复、缚》，请谭盾作曲。舞剧可以说是受俞老师《王魁负桂英》的启发，但也是变奏、另一种诠释或创作上的延续，这些都是这位良师当年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我们这群年轻人要走的方向，希望我们走上的道路。
虽然俞老师不能坐在观众席上，但我始终相信他在微笑慈祥地看着我，他的言行仍然在教诲引导着我和许许多多的人。
请欣赏俞大纲老师在《王魁负桂英》剧中一段感人肺腑的桂英唱词：
一抹春风百劫身，菱花空对海扬尘。
纵然埋骨成灰烬，难遣人间未了情。
启木十分疼爱她的小狗Angie，带Angie来纽约看我不方便，上周秋高气爽，于是我去新泽西启木家探望她。
（右）与启木、Angie，2022年11月11日摄
傍河而立风景绝佳的宽大客厅中挂着一幅张大千画作，早闻大千先生与俞家很熟，但有趣的是这张画竟然与俞大纲先生因感于我的事件创作的国剧《王魁负桂英》有关。
画作上有大千先生题字，右题：
新声别纂焚香记，误笔翻成归妹图。
敢乞岁朝蓝尾酒，待充午日赤灵符。
六十四年嘉平月，大千居士爰。
下题：
两年前得观
大纲先生为小庄小友
改编元人焚香记
上演台北幽抑宛转不去于心
每思作数笔画以报先生之雅
而衰病缠身腕手颤掣末由呈正
顷者小瘳努力归国
追忆当时情境
仿佛若有所遇
率尔成此乃为家人所笑
此终南归妹图耳
与台上未为吻合
予亦哑然
但此时适逢岁除
君意亦复大佳
唐宋以来皆于岁朝图画钟馗
祓除不祥
降至晚明
始于午日悬挂耳
大纲吾兄方家哂正
大千弟张爰
俞大纲先生知大千先生美意，特和诗一首作为回报。在大学时俞大纲先生曾随徐志摩习新诗，此画触动了他的诗兴，特题了这首七言诗志谢：
四海群推须绝伦，自营邱壑自藏身。
胸蟠云气招猿鹤，臂振霞光动鬼神。
道子声华滋佗蕊，忆翁孤愤托兰龂。
惭余结想临川梦，敢为宜伶乞写真。
启木告诉我，疫情好转后，将有台北之行，届时会将此有纪念意义的画作捐赠给“俞大维先生纪念学会”与众分享。
与俞大维、俞大綵、汪玲（自左至右）
今年10月25日林怀民如约而至我纽约家中，他送给我新出版的书《激流与倒影》，扉页上他写：“最后一本小书老师消遣。”我说：“怎敢当，我们共同的恩师是俞大纲老师。”怀民离开后，我迫不及待拜读书中的文章，首先读《馆前路四十号——想念俞大纲老师》。读时禁不住百感交集，时光倒流、往事历历在目，激起我对此生有知遇之恩的俞伯伯无限的哀思、崇敬与感激，同时也缅怀起体贴入微的俞伯母、傅妈妈、俞大维先生，你们的言行、音容慈貌，你们的善良、仁厚、正义，永远在引领着我前行！
2022年11月10日于纽约
作者：江 青
编辑：安 迪、钱雨彤
留学德国的传奇人物：俞大维凭什么当上国民政府兵工署长？
“我前半生打铁，后半生打仗。在人生这场戏中，我只是个配角，跑龙套的，只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使整场戏乱了阵脚。我很少往前瞻望什么，只因我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能预知，故事的发展由不得你作主，剧本冥冥之中早已编好。譬如我这个念哲学、数学的人，为什么会终身献身戎马呢？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晚年俞大维时常感概人生如戏。
晚年俞大维
才华横溢的留德高材生俞大维，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2月25日，早年先后就读上海复旦中学、复旦大学预科、南洋公学电机科、上海圣约翰大学。21岁那年远赴美国哈佛大学研读哲学，三年下来所有课目统统都拿A，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同学们问他有什么秘籍，俞大维顺口说：“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
校方颁下奖学金，俞大维又饶有兴趣地跑到柏林大学攻读德国哲学和数学。1925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的论文，成为在权威学术刊物《数学年刊》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难怪傅斯年逢人就说：“在柏林有两位留学生，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俞大维纪念馆中的仿真硅胶
“经过多少年的经验，学习数理逻辑往往会具有一股敏锐的分析能力，特别是非常状况时，愈晓得它的效用。”俞大维坦言，数理逻辑“如刀，愈磨愈利，愈磨愈亮，一生事业，脑海总有这一把无往不利的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俞大维这个理科生兴趣十分广泛，除了主课之外，还选修了天文学、欧洲文学及音乐理论，按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学霸”、“文艺青年”。
如此才华居然征服了一位身材高挑的德国小姐，无奈女方家长强烈反对，只好把私生子交给表姐陈新午抚养，表姐后来成了结发妻子。这个主意还是陈寅恪替他想的，俞大维后来回忆说：“第一次留德，在柏林大学四年期间，与我的表哥陈寅恪先生同窗共处，我与他除了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外，更是七年的同学，两人说诗谈词兼论经史，亦师亦友。”
中将兵工署长俞大维
柏林大学毕业后，俞大维没有接受留校执教的挽留，也没有接过清华大学伸过来的橄榄枝，作为自由学者专研起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等，尤其是弹道学，前后用德文写了几十本笔记。同一时期留德的谭伯羽非常欣赏俞大维的才华，谭同学是个“官二代”，父亲乃大名鼎鼎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于是给俞大维弄了个行政院驻德“特派员”，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来源。
1928年4月，也是通过谭同学的关系，俞大维认识了率团考察德国的南京政府要员陈仪，陈仪鼓励年轻人，“国家多难，书生当以所学报国”。为了深化中德军事合作，行政院不久后成立“驻德商务调查部”，派俞大维为主任，主要负责采购、检验德火。
兵工领域当时是政府官员聚敛私人财富的最佳场地。1930年，兵工署长借口上海火药厂质量不过关，下令停办，改为生产医用的脱脂棉花厂。实际上，该厂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设备、改进技术等方法解决，投资仅需数十万元。但兵工署长为了谋取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向美国杜邦化学公司订购大批火药，从中获取的回扣高达30万元。俞大维是能不能出淤泥而不染？很快，他的一个举动立刻引来人们啧啧称奇，事情还得从兵工署说起。
俞大维与妻子陈新午
“学霸”执掌兵工署1928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兵工署，名义上“直隶于军政部，掌管全国兵工及关于兵工之一切建设事宜”。其实根本管不了，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谁都不是省油的灯，东三省兵工厂、山西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照旧在他们手里。1930年中原大战，中央军接济不上，只好疏通张学良大量购买。击败阎锡山、冯玉祥之后，兵工署这才相继接管济南、巩县、华阴兵工厂及德州、开封两家小厂，加上原有的上海、金陵、汉阳兵工厂，总体生产规模有所扩大。
“九一八”变起，张学良判断失误，东三省兵工厂轻易成为日本关东军的囊中之物。该厂1929年即可年产75毫米口径以上各式火炮76门、37毫米平射炮50门、轻重机枪350挺。一时心灰意冷：“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兵工厂
随着外患加剧，在“剿共”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加强兵器工业建设，进行工业备战。陈仪专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后，不再兼任兵工署长，遗缺由副署长洪中升任。鉴于本国武器装备种类繁多，零件不能互换，子弹难以通用，洪中召开制式兵器会议，大体决定了十余种兵器的采用式样：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法国哈乞开斯1931年式轻机枪、瑞典博福斯75毫米山炮、法国施耐德75毫米野炮、英国维克斯75毫米高射炮……
没有人怀疑洪中的热情，轻一色的欧洲一线、二线品牌啊！不过会议所选择的制式典范不求自制，只看理论之梦想值，想必不少人也是“醉了”。 后来婉言批评：“上次制式兵器讨论，技术专家们以原造国的战术诸元为合同，并不符合我国研究制式兵器的次序。”要求第一步先整理“原有各工厂之制造力，能自造或仿造为标准”。
位于金门岛上的俞大维纪念馆
话是这么说，暂时造不出又急需的兵器还得外购。消息灵通的德火商得知南京国民政府正在选定制式兵器，特地找到35岁的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调查部主任俞大维，邀请其前往瑞典境内实地考察博福斯工厂生产的M1930式75毫米山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受凡尔赛条约限制，许多军火不能在本国制造，纷纷选择境外工厂规避视线。商人私下透露，如果生意可以长久做下去，回扣数目可抵三门山炮。
按照国际军火市场惯例，收取厂商佣金并非天大的秘密，然而俞大维不为所动，平静地说：“原本打算先买12门，既然这样，希望你们赶工，把佣金充作货款，15门山炮一齐交货。”此言一出，在场的中外人士顿时刮目相看，原来国民政府也有清廉官员。
抗战时期的俞大维
1932年6月下旬，俞大维归国，谭伯羽的妹夫陈诚将其引荐给。通过几次约谈，觉得俞大维“对于政治人事，皆能留心，注重于民族与民生二主义”，想任命他为参谋本部主任秘书。俞大维坦率地说：“坐办公室的工作，不适合我个性。”感叹之余，转而征求本人意见，俞大维毫不迟疑的选择担任中央政治学校兵器总教官。
年底，对洪中的工作感到不满，陈仪推荐俞大维：“他这个人不要钱，而且懂弹道学，是个人才。”于是，既非保定系出身又非黄埔军校天之骄子的俞大维当上了兵工署中将署长。新官上任，俞大维立下规定：“任何采购案，承包厂商不得直接或间接对中国政府、承办单位、外籍顾问等之任何人赠送财物，如有违背并经查明属实，则全案合约立即作废。”
另一方面，俞大维以罗致专才革新技术为主旨，呈准改善科学与工程人员的官职与待遇，称为“兵工技术人员”。短短几年下来，兵工署很快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单位中知识水平最高，专业技术力量最强的一个精英部门。
参考文献：
1、李元平著：《俞大维传》，台湾日报社出版1992年。
2、《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馆藏。
3、《国士风范 智者行谊——俞大维先生纪念专辑》，俞大维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编辑委员会编，台北：俞大维纪念专辑编委员会。
俞大维的子女 俞大维妻子陈新午
俞大维出身浙江绍兴俞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俞大维与陈寅恪关系密切，他的姑姑是陈的母亲，而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则是他的妻子，说起来也算近亲结婚了。
俞大维夫妇
俞大维的子女
俞大维的儿子名叫俞扬和，是1924年留学在德国的俞大维与女友所生。
此外，陈新午和俞大维生了两个男孩：俞方济和俞小济。
俞大维儿子俞扬和长相英俊潇洒，与父亲当年一样，是一位机械工程领域的人才，因而1959年，蒋经国爱女蒋孝章在美国偶然邂逅俞扬和便一见钟情，两人迅速坠入爱河，1960年年底便共结连理，俞扬和也便由此而成为蒋经国的乘龙快婿。
还得说蒋孝章的眼光不错，俞扬和是当时难得的青年才俊。早年参加空军第五大队的俞扬和是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1941年曾远赴美接受空军飞行训练。1944年20岁的俞扬和，在美国完成全部飞行训练科目，踌躇满志地回国参加对日作战。
抗战期间，俞扬和曾随空军参加对日空战达三十余次，最后一次作战中不幸被敌机击落，俞扬和跳伞受伤，至此不能在军中服役，不得不憾然离开空军部队。退役后的俞扬和作为一名民航驾驶员依旧飞翔在蓝天之上，据说战后他一度移居美国，先后有过两段婚姻，均以离婚告终，直至1959年遇到蒋孝章。
事实上，身为俞大维儿子，俞扬和与父亲之间的话题很少被外人所提及，反而是他与蒋小姐的婚姻生活，常为人所津津乐道。对此，一贯低调的俞扬和并未给出太多回应，只是经媒体透露，俞扬和与蒋孝章结婚后，蒋经国曾一度希望他出任华航总经理一职，但被俞扬和婉拒，夫妇二人长期定居美国，也很少至台湾探亲，可见俞扬和与蒋家亲戚相处并不和睦。
俞大维妻子陈新午
陈新午（1894-1981）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陈宝箴孙女，陈三立次女，陈寅恪的妹妹。家中称九姑，1929年嫁给国防部长俞大维。1930年春夏之交，陈三立卜居庐山，陈新午随俞大维赴德国。1981年客死台湾。陈新午和俞大维生了两个男孩：俞方济和俞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