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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24日起 新疆铁路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直达特快旅客列车 全列卧铺

乌鲁木齐晚报全媒体讯 大美新疆，风光旖旎，新疆是个好地方。进入暑期，新疆旅游受到全国各地游客的热捧，天山南北各地都出现出行热、旅游热，标志着新疆进入旅游旺季。为了给全国各地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开行“喀什号”直达特快旅客列车，助力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方便旅客更好出行。

自7月24日起，新疆铁路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Z6516/7次旅客列车，当日从乌鲁木齐站22:00发车，次日09:30抵达喀什站；自7月25日起，开行喀什至乌鲁木齐Z6518/5次旅客列车，当日从喀什站21:30发车，次日09:00抵达乌鲁木齐站。

“喀什号”直达特快旅客列车提质不提价。硬卧上304.5元、硬卧中315.5元、硬卧下325.5元；软卧上476.5元、软卧下497.5元；高级软卧上879.5元、高级软卧下919.5元。

此趟列车实施乌鲁木齐至喀什“点对点”开行方案，中途不停站，每日开行1对，旅时11小时30分。

“喀什号”直达特快旅客列车作为新疆铁路“引流入喀、旅游兴喀、助推喀什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品牌列车，是目前疆内唯一开行的直达特快旅客列车，全程运行距离1453公里。“喀什号”直达特快旅客列车是疆内首趟全卧铺列车，配备国内普速客车中最高等级的25T型DC600V集便车底，并结合“夕发朝至”的运行特点，全车配备高级软卧列车1辆、软卧列车3辆、硬卧列车11辆，为旅客提供更加舒适的休息环境。

新疆铁路部门为进一步提升列车客运服务质量，精心配属乘务人员，结合线路特色定制乘务服装，实施符合出行特点的精细化服务、多语种服务和重点旅客服务。

“喀什号”直达特快旅客列车开行后，将构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覆盖喀什的十二小时铁路交通圈，为新疆旅游出行提供了新方式、新选择，推动喀什旅游文化产业新发展。

新疆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喀什号”直达特快旅客列车车票将于7月20日10时起，通过互联网、车站售票窗口、客票代售点及自动售票机发售。请旅客及时关注车站公告及“新疆铁路”微信、微博平台，或登录中国铁路客服中心12306网站、APP，或拨打12306客服电话查询详情，及时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便合理安排出行。（通讯员张灏）

西周金文所见“公”“侯”“伯”“子”“男”用法考

摘 要

公、侯、伯、子、男历来被认为是周代实行的五等爵制中的五种爵称，但实际上在西周金文材料中，公侯伯子男的用法十分复杂，并不单指称谓。公主要用于尊称，侯在西周金文中最常用于封国君主的称谓，伯的基本含义是代表宗族长子的地位，子的用法多与儿子、后代的意思相关，此外还表示贵族称谓。除了这些常见用法，还有用作地名、人名和泛称等其他含义，总体上看，公侯伯子男作称谓讲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

目 录

摘 要I

绪 论1

一、西周金文中“公”的具体用法辨析3

（一）用作王官中位高年长者的尊号3

（二）部分诸侯的死称3

（三）贵族对去世祖考的尊称3

（四）大保（太保）、大史（太史）的尊称4

（五）封国之君、蛮夷之地君长称公4

（六）泛指公卿侯伯一类的贵族4

（七）用于表尊敬之意的辅助词4

（八）表示女性的身份地位5

（九）僚属对其君长的尊称5

（十）用作人名5

二、西周金文中“侯”的具体用法辨析5

（一）外服侯甸男的统称5

（二）外服封国国君的称谓5

（三）表示宗族身份6

（四）通假作“维”或“惟”6

（五）用作地名6

（六）用作人名6

三、西周金文中“伯”的具体用法辨析6

（一）贵族长幼顺序的排行之长6

（二）表示大宗和宗子身份7

（三）用作国君之称7

（四）王室贵族、卿士之称7

（五）司马司工类执政大臣的尊称7

（六）官职之正职8

四、西周金文中“子”的具体用法辨析8

（一）表示儿子8

（二）表示女儿9

（三）名词固定搭配9

（四）泛指子孙后代9

（五）封国君长称子9

（六）蛮夷之君称子9

（七）用作干支记时之子10

（八）用作人名10

五、西周金文中“男”的具体用法辨析10

结 论10

参考文献12

绪 论

谈及西周的爵制，历来学者多笼统地提出公、侯、伯、子、男为周代实行的五等爵。他们持此观点，主要依据传世文献记载。明确记录周代实行五等爵制的文献有《孟子·万章下》和《礼记·王制》。其中《孟子·万章下》载：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这段话不但言明周代五等爵级包括公侯伯子男，并说明了不同等级封国的疆域大小。《礼记·王制》则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也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的五等爵称。

《左传》襄公十五年云：“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此记载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列位等级的组成部分。《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言论时谈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逸周书·职方氏》说:“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两则记载基本都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五等封国。

因年代久远，相关传世文献稀少，对五等爵存在的真实性及其具体内涵，学者难以言明。随着西周青铜器的不断出土，大量带有公侯伯子男等记载的铭文材料逐渐为世人所知。这对于学者厘清公侯伯子男的具体含义，探究西周是否实行过五等爵制，意义十分重大。

根据金文材料，对周代实行五等爵制持否定意见的早期有傅斯年、郭沫若等人。傅斯年在《论所谓五等爵》中率先指出，五等爵说与《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不合，与金文亦有出入，“以常理推之亦不可通”。他提出公与君同，侯近于汉代持节、伯为长等观点，初步对公侯伯子男的历史含义进行了辨析。郭沫若作《周代彝名中无五服五等之制》和《金文所无考》，论述了五等爵制不可信，周代爵名不固定，“公”、“侯”、“伯”、“子”无定称的观点。杨树达的《古爵名无定称说》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并搜集金文资料中“爵名兼称”现象作补充说明。以上学者对五等爵制的真实性持否定看法，利用金文材料，质疑传世文献、挑战传统观念。但同时也导致他们在搜集材料时带有一定倾向性，不利于看清此问题的全貌。20世纪80年代后，出土铭文材料日渐丰富，大型青铜器铭文著录书的出版也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学者们对五等爵制的研究也再次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赵伯雄在其专著《周代国家形态研究》中论述五等爵制时，提出公侯伯不是一个等级序列的称号，公伯最多只是诸侯的“类称”，侯是天子所封邦君的称号，本身没有等级的意义。盛冬铃在《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一文中探讨五等爵的相关内容时提出，“邦国之君的爵称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侯和部分称伯、称子的情况属于爵称，公、君是尊称，证明男、田为爵称的材料不足。二人也否认周代实行五等爵制。

根据金文材料或者依据传世文献，认为西周时期确实实行过五等爵制的主要有王世民和陈恩林。王世民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中区分“生称”和“死称”，指出“公”为天子重臣或死后追赠谥号，“侯”为诸侯爵名，“伯”为畿内封君生称，“子”为贵族男子美称，“男”为爵名。陈恩林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一文中肯定了王世民的意见，并引大量文献论述了周代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这一序列，并且“公”地位最贵。近年来，，王世民利用新发现的金文资料，作《西周春秋金文所见诸侯爵称的再检讨》，在维持原说的基础上，补充论述了原来观点，认为公、侯、伯为具有一定使用规律的爵称。

具体探究金文中公侯伯子男的用法，总结其使用规律的有李峰、魏芃、刘源等人。李峰在《论“五等爵”称的起源》中，根据青铜器出土地点，认为侯是政治秩序中的一环，是东方各国根据自己在西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对自己身份的表述；伯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是王畿地区的贵族根据宗族血缘关系和排行，对自己身份的称呼。而公的身份从属于西周中央政府的官僚秩序，是最高执政官的称呼；子则为周人对异邦国君的称谓。李峰根据铭文出土地区来归纳侯伯含义的视角非常独到，十分具有启发意义。魏芃在其博士论文《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中，利用金文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归纳了公侯伯子男的用法及其内涵发展演变的轨迹，总结为：公是尊称和职务之称；侯既是诸侯泛称，又是其中一种；伯本义为长，即兄弟之长，引申后包括宗氏之长和国君；子包含儿子、宗子和国君等义；男为诸侯体系中最低的一级。刘源在《“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中，分析了从殷商到春秋时期公侯伯子男的具体内涵及其演变，提出西周时期外服诸侯的真实体系为：侯、甸、男、卫、邦伯。

上述学者在论证相关问题时，大多都较好地结合了金文材料与传世文献，论据较为充分。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多从宏观入手，对金文中公侯伯子男用法的划分也多为大类，一些细节问题的讨论还不充分或有所忽略。笔者将《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收录的一万多件青铜器铭文拓片中，摘录出西周时期有关公侯伯子男记录的所有材料，并进行分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集更多证据或反证，对前人成果，进行补充论述或提出异议。除了历来学者们关注的称谓问题，笔者还注意到公侯伯子用作地名、人名和泛称、活用等其他用法，进行了总结并加以例证。

一、西周金文中“公”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提到公的材料十分多，用法也很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用作王官中位高年长者的尊号

西周金文中出现有周公、召公、毕公、益公、明公、毛公、武公、濂公、穆公、井公、同公等。刘源认为：“西周的公，总体上看是一种对长者和位高者的尊号，而非爵称。公多用作王室最高执政大臣的称号。”称“某公”者是否都为最高执政大臣，难以定论。但据魏芃统计，载有某公的青铜器资料，公与器主的关系以上下级居多，公常以赏赐者或上司的身份出现，属于地位较高的一方；而器主多是被赏赐者或者下级，地位较公为低。“部分不能确定‘公’与器主之等级差异的铭文，也基本可以确定二者的身份都相当高。” 这些公在周王室中央主理朝政、总领王室众臣和四方诸侯，位高权重。这些可从西周金文记载中找到例证。明公簋（《集成》4029，成王）铭载：“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铭载有：“王曰：‘父，今余唯肇经先王命。命女（汝）乂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由此可见，公不仅可以统兵征伐，甚至有处理大小政务的权力，职权之盛可见一斑。

（二）部分诸侯的死称

鲁侯熙鬲（《集成》648，西周早期）铭文载：“鲁侯熙作彝，用享䵼厥文考鲁公。”铭文中，“鲁侯熙”是时任鲁侯，为生称；“鲁公”指上代鲁侯，为死称。类似的记载还有滕侯簋（《集成》3670，成王）铭文：“滕侯作滕公宝尊彝。”滕公是指上代滕侯。吾作为滕公鬲（《集成》565，西周早期）铭文“吾作滕公宝尊彝”中的滕公也应为前代滕侯的死称。但笔者发现，诸侯死称公并非通例，应侯见工簋（《近出二编》430、431，西周中期）铭中，应侯见工在称前代应侯时，便称“皇考武侯”，而不是称“皇考应公”。另有应公簋（《集成》3477，西周早期）、应公尊（《集成》5841，西周中期）铭文中的应公也为生称。据此，笔者认为，诸侯死称若称公，形式为“国号加公”；若不称公，形式则为“谥号加侯”。

（三）贵族对去世祖考的尊称

刘源对此有总结，“一类是日名加公”，“一类是氏名加公”。西周铭文中，这两类用法甚多。日名加公如

方鼎（《集成》2824，西周中期）铭文中提到的甲公，此鼎（《集成》2821，西周晚期）铭文中的癸公，

钟（《集成》246，西周中期）铭文“追孝于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中的辛公、乙公、丁公等。但日名加公也不全是死称，西周中期的乙公鼎（《集成》2376）铭载“乙公作尊贞（鼎），子子孙孙永宝”，此铭中的乙公应为生称，不属此类。氏名加公，典型的有南公，如南宫乎钟（《集成》181，宣王）铭“先祖南公”、大盂鼎（《集成》2837，西周早期）铭“用作祖南公宝鼎”。根据西周铭文记载，属于此种用法的还有两类情况。一类属于“美称加公”，即在公前加上美好的、赞誉性的形容词。如师趛鬲（《集成》745，西周中期）和师趛鼎（《集成》2713，西周中期）铭文载“师趛作文考圣公、文母圣姬尊䢅”，师趛称其先父为圣公。还有一类用法为“公加日名”或“公加行辈”，如壶（《集成》9690，西周中期）铭文提到的公乙、公己，乙、己为日名；恒簋盖（《集成》4199，西周中期）铭文“用作文考公叔宝簋”中的文考公叔，叔即表示行辈。在何尊（《集成》6014，成王）铭文中，提到了“尔考公氏”，公氏也表示对去世父亲的尊称。

（四）大保（太保）、大史（太史）的尊称

“公加官职”，表示该职地位尊贵。西周早期的旅鼎（《集成》2728）铭文载：“隹公大保来伐叛夷年，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御正良爵（《集成》9103，西周早期）铭文载有“隹四月既望丁亥，公大保赏御正良贝”。两铭皆提到了“公大保”。作册䰧卣铭文：“隹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越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丰，赏作册䰧马。扬公休，用作日己旅尊彝。”铭文中不仅多次提到“公大史”，更用“公”代指大史本人。由番生簋（《集成》4326，西周晚期）和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铭文可知，西周王官存在卿事寮和太史寮两个官僚系统，协助西周天子处理政务。大史为太史寮的官长，杨宽认为大保在周初为卿事寮的官长。总之，大保和大史，地位尊崇、身份显赫。尤其是大保，更是辅弼周王、统理政务的最高执政官。“西周初期的中央，十分明显，是以太保和太师作为首脑的。太保和太师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并成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除了公大保、公大史外，西周金文中未见其他官职前加公的记录。职官前加公，是大保、大史两个官职特有的用法，足见二者地位显赫。

（五）封国之君、蛮夷之地君长称公

封国之君如应公，蛮夷之地君长如楚公、邓公。应公（应公簋《集成》3477，西周早期、应公尊（《集成》5841，西周中期）为西周姬姓封国应国的国君，即为金文中常见的应侯。楚公（楚公家钟《集成》44，西周中晚期；楚公逆钟，《集成》106，西周晚期）是楚地的君长。徐少华在《邓国铜器综考》中指出，时代为西周中晚期的邓公鼎，铭文中的“邓公”为南土即南阳盆地地区嫚姓邓国的国君。

（六）泛指公卿侯伯一类的贵族

如公室、公族等。逆钟（《集成》60—63，西周晚期）铭文：“叔氏若曰：逆，乃祖考许政于公室”。公室指“诸侯或公卿的家室”，铭文中指的是叔氏的宗族家室，可知逆为叔氏家臣。卯簋盖（《集成》4327，懿王）铭：“荣伯乎令（命）卯曰：载乃先祖考死（尸）司榮公室”，荣公室即为荣伯的宗室。在这类词组中，公并非专指某人，也不表示某一具体身份，而是泛指公卿侯伯这一类的贵族。与之类似，中觯铭文（《集成6514，西周早期》）和番生簋盖（《集成》4326，西周晚期）铭文中提到的“公族”，意指与周王同宗同族的王室贵族，这里的“公”，也非专指某人或某一身份，而是一种泛称。

（七）用于表尊敬之意的辅助词

具体有公伯、公侯、公君等。魏芃在分析豦簋（《集成》4167，西周中期）铭文中的公伯时，指出“若此匋君公伯确有‘公’的身份，应该没有不直呼其为‘公’的道理”，“此人身份的核心是‘伯’，而不是‘公’”。亳鼎（《集成》2654，成王）铭文则出现了“公侯易（赐）亳杞土”的记载，陈梦家先生指出公侯之“侯”是爵名，然则公侯连称，侧重的人物身份应为侯，而不是公。此外，笔者认为圉方鼎（《集成》2505，西周早期）铭中提到的“公君”之“公”也不是人物身份的核心。燕侯的臣属圉称燕侯为“公君”，在燕国境内，燕侯对于臣下而言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是君上，所以“公君”一词，侧重的是境内封君的身份。由上述三例可知，在此类用法中，“公”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不用来专指某人，也不是人物身份的主体，仅仅充当表示尊敬之意的辅助用词，从而彰显在成对的人物关系中，地位较卑者对地位较尊者的崇敬之意。

（八）表示女性的身份地位

公姞鬲（《集成》753，西周中期）器铭中提到了一位女性人物公姞，此称谓乃是“身份地位称号与姓的结合”，因其为姞姓、丈夫为穆公，故此称为公姞。

（九）僚属对其君长的尊称

簋（《集成》4099，西周中期）铭文中，

受到伯氏赏赐的，便称其君长伯氏为公。

（十）用作人名

“公”用作人名的用法，多被学者忽视。伯公父簠（《集成》4628，西周晚期）铭文载：“伯大师小子伯公父作簠。”伯公父之“伯”应是尊称或表示他的行辈为长，“父”为美称，“公”当为他的名。公臣簋（《集成》4184，西周晚期）铭中提到的公臣，既非官职，又非爵位，应是人名。

综上所述，“公”在西周周金文中主要是用作尊称或者表示尊敬之意的泛称，并没有明显的材料可以证明公是爵称。

二、西周金文中“侯”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金文中，“侯”的用法较为明确，分类也不算复杂，归纳如下。

（一）外服侯甸男的统称

簋（《集成》4215，西周晚期）、驹父盨盖（《集成》4464，西周晚期）和兮甲盘（《集成》10174，西周晚期）等器的铭文中提到了“诸侯”一词。

令方尊（《集成》6016，西周早期）和令方彝（《集成》9901，西周早期）铭文解释了诸侯的具体含义为：“诸侯：侯、甸、男。”也就是西周时期外服内三个不同等级的封君。侯，单独来看是三种封君的一种；“诸侯”一词中的“侯”，则是统称，代指属于同一体系不同等级的三种封君。至于为何选取“侯”作为代表，特称“诸侯”，是由于封国中“侯”的地位最高、数量最多，在三种身份中最具代表性。

（二）外服封国国君的称谓

这是“侯”在西周金文中最常见、最主要的用法。侯的数量众多，常见的同姓侯有燕侯、鲁侯、蔡侯、晋侯等，异姓侯则有纪侯、陈侯、鄂侯等。众侯担负着拱卫周室、助王征伐的职责。明公簋（《集成》4029，成王）铭文记录表明成王命明公以三族伐东国，鲁侯助师有功；晋侯苏编钟铭文（《近出》35—50）记载厉王命晋侯苏率师伐夙夷，晋侯有功受赏。鼬侯鼎（《集成》2457，西周早期）铭载：“鼬侯获巢，俘厥金胄，用作旅鼎。”铭文表现了鼬侯征伐有获、铭功记胜的行为。综上可知，侯的主要职能即为军事职能。周王室在各地分封诸侯，目的在于加强对王国各地的统治，并获得广泛的军事支持。

（三）表示宗族身份

侯氏簋（《集成》3781，西周晚期）中提到了侯氏，徐少华认为，“侯氏”应为邓侯之宗族。陈昭容先生则认为“侯氏”是应侯，侯氏作孟姬簋乃应侯为孟姬嫁到邓国而作的媵器。倘若侯氏即为应侯本人，何不直接称“应侯作孟姬簋”，而以侯氏代称呢？侯氏一词，应指与侯有宗法关系的宗室贵族，而非侯本人。

（四）通假作“维”或“惟”

遲父钟（《集成》103，西周晚期）铭有“侯父眔齐”，陈梦家指出父为遲父的自称，“案《尚书·酒诰》的‘惟亚惟服’相当于《周颂·载芟》的‘侯亚侯旅’”，故此“侯父”之“侯”，当读惟。杨树达在《积微居金石说》中则提出：“侯者，《诗·小雅·六月》云：‘侯谁在矣。’《大雅·文王》云：‘侯文王孙子。’《毛传》并云：‘侯，维也。’”认为侯作语辞，释侯为维。侯假作“维”或“惟”的这种用法在西周金文中仅此一例。

（五）用作地名

典型者如上侯。师俞鼎（《集成》2723，西周中期）铭文提到：“王女（如）上侯，师俞从。”不栺方鼎（《集成》2735，西周中期）铭中也有“王在上侯㕇”的记载。而启卣（《集成》5410，西周早期）铭文更加详细地记载说“王出兽（狩）南山”、“至于上侯境川上”，由此可知上侯是周王狩猎的区域。

（六）用作人名

据郑大师小子甗（《集成》937，西周晚期）铭可知，做器者名为侯父，身份是郑国大师的小子，即僚属。另有叔侯父簋（《集成》3802、3803，西周晚期）铭中的叔侯父、伯侯父盘（《集成》10129，西周晚期）铭中的伯侯父，叔、伯当指其排行，父为美称，侯是其名。

三、西周金文中“伯”的具体用法辨析

“伯，长也。”表示“长”的意思，是“伯”在金文中最普遍的用法，而其他的含义也基本上是从“长”的本义引申出来的。

（一）贵族长幼顺序的排行之长

西周青铜器中，常见伯作宝鼎（《集成》1914，西周早期）、伯作旅鼎（《集成》1915，西周中期）、伯作宝彝鼎（《集成》1917，西周中期）等，同时还有大量的仲作旅鼎（《集成》1922，西周中期）、仲作宝鼎（《集成》2047，西周中期）、叔作旅鼎（《集成》1928，西周中期）、叔作宝彝鼎（《集成》1923，西周）、季做宝彝鼎（《集成》1931，西周早期）等器物。由此可见，“伯”的一项基本用法，就是表示排行的伯仲叔季之“伯”，也就是同辈之长。同于此类的用法还有“伯某”，如伯申（伯申鼎《集成》2039，西周早期）、伯矩（伯矩鼎《集成》2170，西周早期）。伯某之伯，旨在强调在宗族血缘关系中的嫡长地位。李锋所谓的“社会秩序”应当包含这一层意思。另外，金文中常见“伯某父”的用法，伯某父的身份为嫡长子，此处的伯亦是强调排行之长的意思。

（二）表示大宗和宗子身份

常见的用法有“伯氏”或“某伯”。不簋（《集成》4328—4329，西周晚期）铭中提到了“伯氏”。在不簋铭中，受赏者不称赏赐者为伯氏，伯氏则称不为小子，在这组关系中，伯氏为大宗，他和不

为大宗宗子与小宗的关系。西周金文中除了有伯氏，还有仲氏、叔氏和季氏，伯氏与其他三者的区别，就在于大宗与小宗之别。而“某伯则是由嫡长子发展而成的宗子的称号”。例如朱凤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提出，同属西周王室贵族的荣伯、荣仲、荣季，以荣伯为大宗，荣仲、荣季等为小宗。有学者认为，“‘某伯’究竟是指爵等还是行辈，现在还难以推断。不过，至少有些‘某仲’‘某叔’‘某季’乃是氏称……” 既然有些“某仲”、“某叔”、“某季”是氏称，那么也存在相应的“某伯”为氏称的情况。在同是氏称的情况下，某伯相对于某仲、某叔、某季而言，就是大宗。此时，某伯即是该氏族的首领，也就是宗子。“伯氏”和“某伯”的区别在于，“伯氏”指宗子时，也可作小宗宗子的称谓，如五年召伯虎簋（《集成》4292，西周晚期）和六年召伯虎簋（《集成》4293，西周晚期）铭中，“伯氏”就被大宗宗子用来称呼小宗宗子。而“某伯”，既指大宗身份，又彰显宗子地位。

（三）用作国君之称

“伯”作国君之称时，包括畿内封国之君、商代遗留方国之君、为大国附庸的小国之君、地处偏远封国之君。畿内封国如杜国，君长称杜伯（杜伯鬲《集成》698，西周晚期），《铭文选》注曰：“杜，周畿内国。”商代遗留方国之君如戲伯（戲伯鬲《集成》666，西周中期）、㚅伯（㚅伯鬲《集成》696，西周中期）。戲、㚅为国族名，戲是商代戲方遗存，㚅伯是商代逢公之后。大国附庸的小国之君如邾伯（杜伯御戎鼎《集成》2525，西周晚期），邾伯是邾国之君，而邾国地近鲁国，为鲁国的附庸。偏远封国如曾国，曾国位于长江汉水之间，地近南国，其君有称曾伯（曾伯文簋《集成》4051，西周晚期）之例。

（四）王室贵族、卿士之称

此类用法十分多见，如铭文中的荣伯、定伯、单伯等，他们的地位显赫，无疑是周王室的重臣。然而他们的具体官职、所司何事，并不明朗。“王室的执政贵族亦多称伯，特别是地位仅次于公的重臣”，他们“一般多以伯称见之于当时的贵族社会”。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继承祖辈官爵者必为嫡出长子，即同辈中的“伯”。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以“伯”来代称由嫡长身份而获得的职位了。

（五）司马司工类执政大臣的尊称

师

簋（《集成》4312，西周晚期）铭中有司工液伯，师簋（《集成》4283，西周中期）盖铭提到了司马井伯。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分析师雍父和伯雍父的关系时指出，两个称谓指同一人，雍父可以独称，称“师”是其官职，称“伯”是其尊称。由此可知，“伯”可作为师类职官的尊称。小臣簋（《集成》4238，西周早期）铭文记载了伯懋父以殷八师伐东夷的事件，说明伯懋父有军事职能，这与师类官职的职责相近，很可能他的官职就是师官。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师类官职以“伯”为尊称。

（六）官职之正职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在解释“大师”时，提到：“大师前冠以伯仲之称，似乎暗示我们，西周之大师可能设有二人。伯大师、仲大师即大师有正副之别的明证。”金文提到“大师”的有大师小子师望盨（《集成》4354，西周晚期），提到“伯大师”的有伯大师盨（《集成》4394，西周晚期）、伯公父簠（《集成》4628，西周晚期，铭文为“伯大师小子伯公父作簠”），提到“仲大师”的有仲大师小子休盨（《集成》4397，西周晚期）。从器物名称或铭文内容可以看出，无论“大师”、“伯大师”还是“仲大师”，都有“小子”也就是属官。若三者之间没有分别，何不统称“大师”，而非要冠以伯仲之名呢？大师是西周王室的官职，而非爵位，担任此类官职并无明显的证据表明要区分嫡庶长幼，此外，金文中常见“伯大师”、“仲大师”而无“叔大师”或“季大师”，可见此处伯仲并非区别长幼嫡庶、大宗小宗之意，而是引申为官职正副的意思。“伯大师”乃“正大师”之意，是师类官职的官长，有时也省称为“大师”。

金文中“伯”的用法与“公”类似，主要用于尊称。而且，“公”与“伯”的称谓多见于中央执政贵族。可见，称公与称伯的两类群体同属于中央王朝官僚体系中。

四、西周金文中“子”的具体用法辨析

“子”的本义即为儿子，表示某人之子也是金文中常见的用法。后来“子”的含义有所扩大。林澐先生指出：“因为必须是确切的‘子’，才有继父嗣君的资格，所以‘子’也就逐渐转化成一种对世袭贵族的尊称了”。这揭示了“子”由本义儿子引申为贵族称号的原因。金文中见到的“子”的用法有以下几种。

（一）表示儿子

具体有大（太）子、仲子、沈子、涉子、毓子等不同的形式。堇鼎（《集成》9705，西周中期）铭文载：“燕侯令堇飴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大子癸宝尊彝。”其中的“大子癸”，魏芃认为应是器主堇的家族内部的某位早逝的长子，而“大子”或“太子”并非国君之子的专称，也可普遍的称呼长子。“仲子”多表示排行第二的儿子，仲子作日乙尊（《集成》5909，西周早期）中的“仲子”即为此意。至于“沈子”，陈梦家先生在分析其含义的时候指出，“沈”在文法上是“子”的形容词，而非国邑封地的名称。“沈子”是表示儿子的特化称谓。“涉子”的用法应与“沈子”近似。“毓子”在金文中见于吕仲仆爵（《集成》9095，西周早期），大概意为“后子”。

（二）表示女儿

用“子”来表示女儿的用法并不多见。番匊生壶（《集成》9705，西周中期）铭文载：“番匊生铸媵壶，用媵厥元子孟妃□｡ ”铭文内容为番匊生为女儿孟妃□出嫁作媵器，铭文中用“元子”指代孟妃□，意为长女。

（三）名词固定搭配

具体有公子、小子、天子、太子等。公子，指同族宗室成员。腹公子簋（《集成》4011，西周晚期）铭文中的“公子”，指腹国的宗族成员。“小子”一词在铭文中十分常见，含义也很丰富，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意思为臣属、属官，前文所举的大师小子师望盨铭文中的“小子”，是做器者的自称，表示其为上司大师的属官；一类表示未成年人，王辉先生在注解何尊（《集成》6014，成王）铭文中的“小子”时，即作此说；还有一类用作宗室子弟，马承源先生把逆钟（《集成》60—63，西周晚期）铭文中的“小子”释为宗室子弟；最后一类表示自谦，如㝬簋铭文中，时王对前王自称小子，以表敬意。在㝬钟（《集成》260，西周晚期）铭文中有“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的记载，此处的“小子”，也是铭文中时王的自称，表明自己谦逊的态度，用以祈求得到上天神灵的庇佑，获得征伐的胜利。“天子”在西周金文中更为多见，用来指周王，常见句式有“畯臣天子”（追簋《集成》4219，西周中期）、“对扬天子休”（伊簋《集成》4287，西周晚期）、“对扬天子丕显休”（静簋《集成》4273，西周早期）等，这些语句通常用来表示感激周天子之恩德。“太（大）子”一词，一者意为长子，前文已述。另有“芮大（太）子”，见于内（芮）大子白簠盖（《集成》4537，西周晚期）铭，指继位芮国国君之人。

（四）泛指子孙后代

此类用法在金文中多见，且句式多变。常见的有“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兮仲钟《集成》65，西周晚期）、“子孙永宝用”（芮公钟《集成》31，西周晚期）、“其孙子永宝”（榮子旅鼎《集成》2503，西周早期）等，通常用来表达对后世子孙的祝愿。

（五）封国君长称子

荣子旅鼎铭提到了“荣子”，荣为西周封国，荣子乃荣国之君。貯子己父匜（《集成》10252，西周晚期）铭中提到了“貯子”，《铭文选》解释为：“貯，国名。史籍假贾为貯，贾、貯声可通。贾，周之同姓国。”貯子即为貯国封君。

（六）蛮夷之君称子

如北子、

子。《礼记·曲礼下》云：“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说明了蛮夷君长多称“子”。而金文中的材料也印证了这一观点。㝬钟（《集成》260，西周晚期）铭文载：“王肇遹眚（省）文物勤疆土。南或（国）报子敢臽（陷）虐我土。”该铭文记录了

子犯边之事。

子是报国的君长，报国属于南国即周王国南部疆域。此外，西周金文中同时出现了“北伯”、“北子”，学者指出北伯诸器出土于北方的燕地，北子诸器出土于江陵地区。北子之北与北伯之北应是不同国家，北子所属的江陵之北，位于南方，也即㝬钟铭文提到的“南国”，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之地。此外，地近南国的曾国，其国君也有称“曾子”（曾子仲诲甗《集成》943，西周晚期）的记载。

（七）用作干支记时之子

如甲子、戊子。记载武王征商的利簋（《集成》4131，西周早期）铭文有“珷征商，唯甲子朝”的记录，就点明了武王伐纣之日在甲子这天，与传世文献《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的记载相互印证。小臣傅簋（《集成》4206，西周早期）铭文“唯五月既望甲子”和六年召伯虎簋（《集成》4293，西周晚期）铭文“唯六年四月甲子”都提到了日干支“甲子”。除了甲子，作册折觥（《集成》9303，西周早期）铭“王在斥，戊子”中提到了“戊子”。可见，“子”用于干支记日，在西周金文中是较为普遍的。

（八）用作人名

虢文公子段（虢文公子段鼎《集成》2634，西周晚期）、虢季子白（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西周晚期）、己候貉子（己候貉子簋盖《集成》3977，西周中期）中的“子”都是用作人名的组成部分。

“子”最基本的含义是表示子孙后代，在表示身份地位时，“子”的用法出现了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即同为称子，贵族称子是表示地位尊贵的美称，蛮夷军长称子则变成了蔑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都是“子”的基本含义延伸的结果。用作贵族美称是基于血缘宗法的纯正性，可以彰显贵族嫡子身份。用作蔑称，则是因为“子”多是未成年的孩子，力量弱小，将蛮夷之地的人贬称子，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

五、西周金文中“男”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金文中的“男”，是“侯甸男”这一诸侯序列中等级最低的一级。从西周金文材料中，“男”的出现频次非常低，可以间接说明这一点。男，原作任，意为“任王事”。从为王任事之“任”，转化为诸侯等级中的“男”，裘锡圭先生认为：“也许任本是侯、伯等所委派的，率领人专门为王朝服役的一种职官”，“后来他们之中大概也有一部分人演变为诸侯，所以任（男）也变成了一种诸侯的称号。”西周金文中，仅见無皿（鄦，即许）男（無皿男鼎，《集成》2549，西周晚期）、㲋酉男（遣小子䪘帀簋《集成》3848，西周晚期）等极少数记载，透露的信息有限，故其用法也相当单一。

从金文中可以看出，“侯”、“男”是属于外服诸侯体系“侯甸男”的序列中。两者在用作称谓时，指代的是诸侯国君，因此传世文献所载的“五等爵”制中，只有侯和男是爵称。

结 论

西周金文中除了男的用法较为单一，公侯伯子的含义都相当复杂。但是很明显，在用作称谓时，它们并不属于一个体系，因此西周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五等爵制。如要按照系统划分，可把公伯归为一类，他们都是服务于西周王室的执政贵族。公的级别明显高于伯，据班簋（《集成》4341，西周早期）铭文所载，毛伯在接替虢公职务后称公不再称伯，可为一条证据；再据前文的分析中，称公者往往是师保类的高级官僚，称伯者多是司马、司工等卿士类的官僚，也是明证。侯男属于同一系统，即“侯甸男”这一诸侯体系。侯的地位要高于男，封侯的数量也远比男多，从相关材料的多寡可以得出此结论。公伯属于中央王官系统，侯男属于外服诸侯体系，二者各有职守，共同拱卫周王室。而个别公侯兼称的情况，如应侯又称应公，可能因应侯地位尊隆，既是诸侯君长，又入周王室担任要职，所以能以侯而称公。殷商遗民，不守周礼者，在国君称谓上也不受周室秩序节制，故殷商遗留方国君长称伯，应另当别论。

而子在作为称谓时，最主要的作用是强调嫡子身份，并由此身份而获得的宗族首领或者一国君长的地位。这种意义的子，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一种美称。而蛮夷之君称子，首先是周人以中央的角度对蛮夷国家君长的蔑称（周厉王“南国子敢虐处我土”的用辞和语气明显有对于南国蛮夷的蔑视之意），而蛮夷地区的君长畏于周王朝的强大，默认了此种称呼，并以此自称，以示驯服（子向周王请罪）。但是蛮夷之国毕竟地处偏远，周室天威无法有效传至；加之教化未遍，蛮夷君长难免生出桀骜之心，行僭越之事，自称公、伯，甚至称王。公、伯、子，称谓混乱，多由蛮夷君长自行其是导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周金文中“公”、“伯”、“子”在用作称谓时，是一种类称，多表示尊称；而“侯”、“男”才是传统认为的爵称。除了用作称谓，“公”、“侯”、“伯”、“子”还用作地名或人名，或者用作词组固定搭配，关于“公”、“侯”、“伯”、“子”、“男”的其他用法，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有待更多资料佐证。但西周时期不存在所谓的“五等爵”制，从金文资料来看是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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