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做火车(梦见做火车去外地)

一首《漠河舞厅》，让位于中国最北端的小城漠河火了。

神秘，遥远，极寒，曾是漠河留在很多人心中的印象。很少人记得，火灾，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印记。1987年5月6日，大火在大兴安岭北麓林区蔓延，烧过了101万公顷的森林。28天不停的大火，吞没了211条生命，5万余人流离失所，其中漠河县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三个林业局被烧毁。这是1949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多、毁林面积最大的一次森林火灾。

去年，音乐人柳爽创作歌曲《漠河舞厅》，讲述了火灾中一个凄怆的爱情故事：一位名叫张德全（化名）的老人，妻子在1987年的火灾中遇难，此后34年，他未再婚。过去，他们常在旧仓库里跳舞，妻子走后，老人来到漠河舞厅独舞，缅怀妻子。

漠河舞厅门口。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漠河舞厅内部。

54岁的李金宝是漠河舞厅的老板，也是那场大火的亲历者。2019年，他开了漠河唯一一家舞厅，一个由旱冰场改造成的600平米的地下室，门票5元一张，包月50块钱，来的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最近，歌曲走红后，有人从广州、大庆、齐齐哈尔慕名而来，想看看真实的漠河舞厅。

34年前，李金宝在火灾发生前两个月来到漠河，从大火中逃生，目睹城市被吞噬，火灾后短暂地逃离，又重回漠河，投身城市重建浪潮，见证了这座城市的重生和变迁。

11月的漠河，夜晚气温降到零下一二十摄氏度，下午四五点，天已黑透，满是欧式建筑的街道上，清冷一片。走在街上、通往林场的路上，能看到醒目的防火标语。那些四五十岁往上的漠河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些大火中的故事：一位妇女在火中失去双腿；一位林场女工，在灾后安置到外地的火车上，遇到一位阿姨，上来就抱着她大哭，说三个女儿全没了；一个男人，妻子和孩子在地窖中闷死，续娶的妻子得了癌症，他也患癌去世……

那些悲伤的、沉重的故事，随着一代漠河人渐渐老去。火的记忆，却刻进了城市的血脉。

11月的漠河市区。

以下是李金宝的口述：

一

10月8号，我们本地电视台的记者过来找我，说有《漠河舞厅》这首歌，在网上挺受欢迎的，还给我看了漠河舞厅的视频。

我这才想起来，确实有这个老人（张德全）。他那时看上去60多岁，个儿不高。2019年舞厅开业之初，他来过四五次，每次待个把小时，大部分时间坐那儿，也不跟人说话。他挑曲儿，节奏感强的才跳，跳得挺好，能踩上点，看着像跳过很多年舞的人。

舞厅里都是双人跳舞，当时看到他一个人跳，我还觉得有点奇怪。

这两年，他再也没来过。也有舞友们见过他，但都不知道他的情况。这次听到他的故事，一下勾起了我对那场大火的回忆。

我老家在吉林德惠县农村，家里六兄妹，父母都是农民。中学毕业后，我到长春学了三年瓦工。姑父在漠河成立了一个建筑施工队，哥哥姐姐都过去了，叫我也过去。

1987年3月，我第一次去漠河。先坐火车到哈尔滨，再到齐齐哈尔，再坐25个小时到漠河，那时齐齐哈尔到漠河只有一趟火车，人特别多。一路上心情激动，都说漠河有原始大森林，就感觉很神奇，很向往。

出站后，外面白茫茫一片，樟子松、落叶松上挂着雪，特别漂亮，心里也感觉敞亮。

那时的漠河县城看上去跟农村差不多，都是板夹泥房，家家户户院里堆着冬天烧的木柈子。哥哥和姑姑家在火车站附近，我在哥哥家住，帮忙看看孩子，劈劈柈子。

火灾发生前的漠河县城。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5月6号那天，听说山上着火了，县里通知各单位的青壮年劳动力待命。下午，姑父、姐夫他们建筑队十几个人，到古莲林场起火点去打火。我当时比较小，就让我在家看孩子。

古莲林场起火点。

7号那天，从家门口能看到远处浓烟滚滚，很多人在看热闹，当时都以为过几个小时就能扑灭，火到不了县里。等到下午五六点，天空中都是烟，火顺着大风刮过来。一个多小时后，火烧到一公里外的西林吉贮木场了，大家这才害怕，开始往外逃。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我赶紧跟姑姑领着四个表弟表妹往外跑，啥也没拿。这时候，火只有三四百米远了，天空烧得通红通红的。

我们跑到100米外的永红桥下，桥下沙滩上已经挤了上千人，一些家离桥近的，还推着自行车、扛着电视。后面来的人越来越多，前面靠河的被挤到河里去了，上不来，就在水里站着。

李金宝站在当年躲火的大桥下。

场面一片混乱，很多人挤散了，互相喊家人名字，小孩的哭喊声不停。姑姑、嫂子跟我们也挤散了，我一手扯俩孩子，小的吓哭了，大的喊妈妈。

火蔓延到跟前，最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米。眼前全是烟，呛进嗓子，有种窒息的感觉，我就让弟妹们用手绢捂住鼻子。木柈子烧得通红，不时传出油桶、电视机的爆炸声，“咣”一下蹿上天，老高了。

大火烧毁民房。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人们惊恐地看着房子被烧，漫天火光，外圈的人喊着“火来了火来了”。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手紧紧攥着弟妹们，他们说“哥，轻点轻点”。想到姐姐家在两公里外，离河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很担心她。

还好，桥边只有些零散的小树，大火没有蔓过来。两三个小时后，火烧过了，人们四散回家。我们也回去看，房子被烧得面目全非，里面还烧着，进不去，只能隔二三十米望着。姑姑和嫂子看着才盖两三年的房子，哭了起来，弟妹们也跟着哭。

大火过后的漠河县城。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我们那一片的房子全烧没了，大家无处可去，有的去投靠亲友，有的就在家旁边，找木头临时搭个马架。我们一家又回到桥下坐了一晚，冷了，就到外边烧着的木柈子边烤会儿火。

那时候，我特别后悔来到漠河，很想回家。

二

第二天，姑姑他们回家把没烧完的被子褥子、大米这些翻出来，之后领着孩子，到小商店找吃的，有些午餐罐头、水果罐头没烧着的，也能吃嘛。那会儿大家都这样。

还有很多人在找失散的家人。姐夫也失散了。7号那天火势控制不住后，打火队员撤回时，他跟姑父走散了，姑父当晚回来了，他没回。

我们分成三拨，在县城里到处找姐夫。我记得那时候，县城只有车站、医院、几家水泥砌的房子没被烧毁，剩下一排排烟囱直立着。山上、路上有很多烧焦的遗体，大概得有一百多具，衣服都烧烂了，辨不出男女，可能是跑的时候半路被烟熏倒了。后来听说还有一些遇难的，是因为大火来的时候躲地窖里，房子塌了，被埋了。

很多遗体辨认不出来，有的好几家在辨认同一具。姐夫手上戴了块上海手表，我们就按这个来辨认，看到一具，就上前扒拉下，看有没有戴表。那时也不觉得害怕，心里祈祷着，千万别找着姐夫。当时，我们看到有一具身形跟姐夫相似，也戴着手表，吓死了，打开表盖发现不是上海手表，才松了口气。

通往河边的树林里，我看到有个妈妈抱着个七八岁的孩子，孩子被烧死了，趴母亲怀里，妈妈抱得紧紧的，哭得撕心裂肺，丈夫拉也拉不开，孩子爷爷奶奶也在旁边哭。

我也看哭了，瞅了几眼就不敢再看，心里特别难受。30多年过去了，那个画面还记得特别清楚。

第二天，我们上漠河县医院找。医院里挤满了人，有的刚送过来，身上焦黑一片；有的浑身裹着纱布，看不出人影。每个楼层，都是嚎啕、呻吟喊痛的声音。太平间里也满了。那时候我特别害怕，觉得生命太脆弱了。

之后几天，我们扩大范围，沿着县城周边的山林找，也没有找到。直到第5天，接到了内蒙古满归镇那边的来信，才知道那天姐夫回来时，漠河县城戒严了，进不去，他就扒着一辆过路的火车，被带到了一百公里外的满归安置。过了两天，姐夫跟逃到那边的灾民一块被送回来了。

灾后头两天，大家用树杈、没烧完的棉被、衣服搭成帐篷睡觉，吃没烧完的米煮的粥，哪家有点吃的，互相传着吃。第三天开始，饼干、面包、帐篷等物资陆续空投进来，住进了帐篷。

灾后第十天，我不想在漠河待了，坐着闷罐车离开了。弟妹们也跟着我回到吉林老家上学，当地孩子大多投奔亲友，到其他乡镇就读。

三

回家后那段时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寻找姐夫时扒拉尸体的情景，还有那位抱着孩子哭的母亲，一想起来就后怕，半夜吓醒。直到一两年后才慢慢淡忘。

在老家待了两个多月，姑父来电报，说漠河县里下达的重建任务紧，缺人手，让我回去。哥哥姐姐也劝我，上那边起码能为结婚攒点钱。

回漠河的火车上，从塔河开始，沿途都是被大火烧毁的森林，一片灰黑色，毫无生气，看得心情沉重。整个漠河县城也死气沉沉，房子基本都被推平了。

灾后重建已经开始了。各个基建公司、施工队在招人，外国援建的推土机、装载机这些设备也陆续到了。那时，水泥、砖这些建筑材料很紧缺，火车一拉过来，我们这些年轻点的就上车站抢物资。

我跟着姑父他们盖平房，当时9区、10区的房子，很多是我们盖的。三四年后，平房盖得差不多了，就给幼儿园、商场、镇政府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维修。

灾后重建。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灾后，漠河开始分区规划，西林吉镇按数字分成了44个区。在帐篷住了一年多后，人们陆续搬进新房。

最初几年，关于火灾的记忆，不经意间会渗透到生活中。大家坐一起，聊着聊着就会说起火灾时怎么逃亡的，家里烧啥了，拿出啥东西了。有时也会说到，谁谁的家人在火灾中烧死了，谁谁是怎么烧伤的。夏天，在市场上会看到一些烧伤的人，有的耳朵烧没了，脸上布满伤痕，每次一看到，就会想起火灾。

走进漠河普通人家里，基本都空空荡荡的，电视、自行车这些全没了，生活重新归零的感觉。

火灾后这些年，防火办每年会下达防火责任状，要求老百姓人走火灭，出门不带火，上山不吸烟。五月六日那天，整个城市会响起警报声。

早些年，漠河经济发展主要靠木材深加工、煤矿、金矿开采。灾后那几年，城市重建、林场清林都需要人，从外地过来漠河的很多。灾后重建持续了十来年。重建完后，封山育林，赶上九几年下岗潮，就业机会少了，人员开始外流。

直到这十来年，漠河发展比较快，旅游发展起来了，各个林场建了不少木耳、灵芝基地，农夫山泉也在漠河建厂，回流的人不少。不过，留在漠河的年轻人很少。

四

我在火灾后第二年结婚了，妻子也来到漠河，在漠河扎了根。重建完后，我跟着哥哥下海经商，做了三四年蔬菜运输生意，之后卖磁带、录像带，卖衣服。2010年左右，到工地上当工长，主要盖住宅楼、办公楼，还开了两三年台球厅。现在，我有一个二三十人的施工队，主要包清工。开舞厅是一个爱好。

我跳舞快30年了。

十六七岁时，在老家跳过迪斯科。1992年卖服装的时候，朋友喜欢跳舞，带着我一块去舞厅。刚开始不会跳，就坐边上瞅，后来跟着老师学交谊舞三步、四步，慢慢开始痴迷。

九十年代，漠河几乎没什么娱乐场所，最早只有一家舞厅，后来开了三四家，来的多是年轻人。我喜欢跳三步，基本每天都会去舞厅跳两三个小时。

2010年开始，政府大力开发，征用场地，舞厅渐渐都关闭了，只能去KTV或者社区活动中心跳，那边空间小，没有那种灯光闪烁的氛围。

2019年元旦，我就开了这家舞厅，每年10月开到来年5月，去年受疫情影响，只开了两三个月。今年就10月份开了，疫情又发生后停业了，经常有舞友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开。舞厅晚上六点半开到九点，来的多是老人，偶尔有些年轻散客，过来喝酒、过生日。

漠河老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比较少。夏天，大家会到广场上跳舞，扭秧歌。男的打台球、乒乓球，下象棋。冬天天冷了就来舞厅，冒着大雪也来跳舞。去年冬天，想着舞友们过来不方便，我就每天6趟，开车接送他们。

最近舞厅火了之后，有人联系我，说想来舞厅拍照，还有从广州、大庆、齐齐哈尔特意过来的，想来舞厅体验下。之后我打算把舞厅简单装修下，不管赚不赚钱，都要一直开下去。

来源： 澎湃新闻

“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9月19日，拿到一审判决书的第二天，贵州省织金县官寨乡，杨妞花跪在母亲的坟前，泣不成声。她努力将判决结果读给妈妈听，“终于有个交代了。”

1995年，年仅5岁的杨妞花被人贩子余华英拐卖到河北邯郸。26年后，她通过网络成功找到亲人。不幸的是，最爱的父母早已在她失踪的几年内先后撒手人寰，只剩下两座长满杂草的坟茔。

她发誓一定要将人贩子绳之以法，如今愿望初步达成。回顾被偷走的26年，杨妞花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她不会去抱怨生活的不公，“我只会恨余华英，她不应该剥夺我父母的生命，剥夺我姐妹俩的人生。”

她想告诉爸爸妈妈，她回家了，也结婚了，“我跟老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也像曾经的你们一样，把好生活给了孩子。当年没有机会能完成的事情，我们现在也在完成。”

1、魂牵梦萦的故乡

1990年农历四月初五，杨妞花在贵州毕节织金县官寨乡出生。这是一处苗族村落，放眼望去，是绵延不绝的大山。

一审宣判结束后第二天，杨妞花跪在母亲坟头痛哭。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在杨妞花的记忆中，家乡是一个陷在群山之中的苗寨，道路弯弯曲曲，“站到家里的猪圈上可以看到一个集市，还可以看到大山，山上有个山洞，山洞周围长满了植物……”

在这里，杨妞花度过了快乐的5年。零碎的记忆中，父亲总是笑盈盈的。有一次她穿着妈妈刚买的白色连衣裙，跟着邻居家的小伙伴在土坡上玩滑板，“吧唧”一屁股坐在一坨便便上。父亲没有责备她，反而笑嘻嘻地将她拎小鸡一样拎回家。

还有一次深夜，父亲回来得很晚，用荷叶包着两只鸡腿，放在快要睡着的她和姐姐的嘴上，“迷迷糊糊中就闻到了鸡腿的香味。”父亲少见的一次严厉，是她不小心摔落进水塘，父亲心急地将她抱回家，一路上不停呼唤她，她醒来看到父亲的眼神，“既严厉又担心”。

妞花最喜欢玩妈妈的头发。那时的她还未断奶，“妈妈穿着白色的衣服坐在家门口，拿着簸箕筛豆子。那时候没人跟我玩，都上学去了，我一个人在妈妈旁边转来转去，其实就是想吃奶。”妈妈就是扭头对她笑着，告诉她不要吃，但她还是围着母亲转。

某次参加完邻居的婚宴，她伏在父亲的背上摇摇晃晃地回家，“我就记得我爸爸背着我，我一会儿睁睁眼，一会儿又睁睁眼，好像过了一座桥，最后回到了家。他在笑着跟我妈妈讲我在婚礼上干的事情。我当时困得都睁不开眼了，还在那儿听着他们在讲我，然后我就睡着了。”

后来，父亲带着一家人去贵阳务工，在一个叫麦秆冲的地方，附近有菜市场和大马路。父亲在一家纸箱厂工作，母亲则做一些力气活、帮人扛东西。杨妞花记得姐姐还带她去买过菜，街上有踩着高跷、戴着银饰的人在表演。

进城务工的父母凭借劳动挣了些钱。印象中，母亲还给她买了一件绿色高领的毛衣，想让她试穿，结果领口太小头钻不进去。刚想睡下的妞花特别烦躁，一直反抗，结果妈妈一直在笑，“说是我的头太大了。”父亲则给姐妹俩买了一双溜冰鞋。

然而，这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随着隔壁一家三口的搬进而逐渐消逝。男的叫龚显良，女的叫余华英，两人都是人贩子。通过借碗和送水果，余华英和妞花父母逐渐熟络，还经常带着妞花姐妹出去逛街买吃食。

199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余华英等人趁着妞花父母出门的时候，以带去买毛衣签子的理由将妞花拐走，而姐姐桑英因为胆小没有跟去。临走时，妞花还不忘跟姐姐说，“你在家等着，我回来给你带。”

殊不知，这一等，便是26年。

2、谨小慎微的被拐生活

杨妞花被余华英带上了汽车，换了一套破烂的衣裳后又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她才开始感到害怕，叫嚷着要回去，却被余华英一脸凶了回来，“再不听话就把你从窗户扔下去。”

火车开出大山、越过江河、穿过平原，最终在1800公里外的河北邯郸停下。晨曦微露时分，杨妞花做了一个梦，梦中母亲在山坡上呼唤她的名字，“妈妈带着一堆人在山上喊妞花，妞花，后面再喊妞妞，妞妞。”这也让她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杨妞花回到贵阳市麦秆冲，也就是她小时候被拐的地方。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在“中间人”家住了10多天后，杨妞花以2500元的价格被卖给一户人家，并取名叫李素燕。养父是聋哑人，奶奶70多岁。

彼时的杨妞花，尚不知道自己被卖，还在心心念念地想要她的毛衣签子，期望“大伯母”赶紧将她带回家。在完全陌生的村庄，杨妞花听不懂大人们说的是啥。邻居想要拉着看看她，她都会往桌子底下钻。

这个家只有三间土坯房，有时还漏雨，养父一家生活非常艰苦。“还记得家里买了一口铁锅，第一次炒菜，还没有完全洗干净那种感觉，有一股生锈的味道。”杨妞花回忆，此后她每次吃饭闻到铁锈，都能回忆起那个晚上。

头几年，妞花形容自己跟个小疯子一样，天天在村里面跑来跑去。过了半年以后，她结识了一堆新朋友，“都是没妈的孩子，有妈的孩子不跟我一起玩。”到晚上了就回家，“有时候奶奶走到哪儿（就把她）领到哪儿。”

等长大明白事理，杨妞花开始听懂村里的一些流言蜚语——说她是买来当童养媳，也就是长大后要嫁给她的养父。这让她感到害怕，此后夜里一听到狗叫或者什么动静都会惊醒。但成年后的杨妞花发现，其实养父并没有这个心思。

杨妞花上完小学六年级后就辍学了。几年后，杨妞花开始外出打工。第一份工作去了一家做雪糕的小工厂；第二份工作是在超市里面搬货。因为个子小，扛100斤的白糖扛不动，她特别害怕老板不要她，天天开着三轮车一样拉货。老板说她像兔子一样灵活。无论到哪里工作，她一直跑在最前头，“主要还是要面子，害怕别人看不起。”

但回到村庄，杨妞花还是不想回家，经常在大娘（婶娘）屋里睡。这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会帮妞花说话，还坚持让妞花读书。出门打工的中介费，也是她出的。

3、支持寻亲的婆家人

2009年，杨妞花通过相亲，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刚开始，她会担心自己的出身会被嫌弃，做活也是小心翼翼，特别谨慎，“能多干活就多干活，能少说话就少说话，也不敢正眼看人。”

小时候的杨妞花（被抱者）一家。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所幸，婆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杨妞花感到安心。“有时邻居来叫我下地帮忙做活，我老公就会在家等着这个人来喊我。意思是我家的媳妇我都不舍得让她去下地，看谁敢给我动一下。”杨妞花回忆，包括公公婆婆还有婶子叔叔都站在她一边，这让她感受到家的温暖。

2012年，杨妞花生下第一个儿子，怀孕期间她感受到作为父母的不易。她告诉记者，其实有意识到自己是被拐卖的。

那时的杨妞花偶尔会胡思乱想，父母是不是后来又生了孩子，把自己忘了？甚至会想，自己会不会是被父母卖掉的？“但是我一想起爸爸妈妈对我非常好，就非常坚定地相信，他们没把我卖掉。他们一定会找我。”

杨妞花在做直播。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她忐忑地将身世、寻亲想法告诉丈夫后，未曾想得到全家人的一致支持。于是，她买了一台电脑通过网络寻亲，找志愿者组织帮忙、发布寻亲信息；2013年，她又采血入DNA库，但是一直毫无进展。

2021年4月17日，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杨妞花，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寻亲信息，还发了一张根据记忆画的家乡地图。视频里，她一遍一遍地呼唤着儿时记忆中的亲人：“桑英，桑英；阿不代，阿不代（外婆）……”

杨妞花的寻亲信息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转发。2021年5月3日，贵州省织金县一个杨姓苗族女孩看到了寻亲视频。她从小听自家长辈说，有个堂姐在1995年走失了。杨妞花的寻亲信息，各方面都和她堂姐很契合。

女孩很快和杨妞花取得联系。随后，已经远嫁江苏南通的姐姐杨常英（桑英是杨妞花记忆中姐姐的名字）也和杨妞花进行了视频连线。两人一起对儿时的记忆以及家庭情况，一一进行了印证。当被拐经历以及家人的姓名，都得到彼此的认可后，两人确定：这就是她们彼此寻找了多年的亲人。

姐姐告诉杨妞花，当年她丢失后，父母一直在找她，先是在贵阳找了一个月。回家过年后，又继续寻找，一直都没有放弃。后来爸爸因悲伤过度，整日借酒浇愁，没几年就撒手人寰了。在父亲离开的第二年，母亲也精神恍惚离世。听到这样的消息，杨妞花不禁嚎啕大哭。

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姐妹俩分别采集了血样。仅五天时间，双方的DNA就比对成功。2021年5月15日，姐妹俩分别从江苏南通和河北邯郸出发，回到位于贵州织金县官寨乡大寨村的老家团聚。

4、人贩子一审被判死刑

被拐26年后终于找到了家，但父母已去世20多年，杨妞花做梦也想不到是这样一个结局。她抱着姐姐泣不成声，看到父母的坟墓更是悲从中来。

被告席上的余华英。图片来源/网络

“父亲的坟就一块很小的土堆，上面就几块石头。”杨妞花跪倒在坟前放声大哭，“有一种冲动很想钻进去，想了这么多年的爸爸就在下面。”她发誓，一定要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2021年5月回贵州认亲时，杨妞花就向贵阳警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2022年1月，她又将相关材料寄给了警方。2022年6月5日，杨妞花正式到贵阳市公安局报案，请求追捕人贩子余华英。

杨妞花报案的第二天，贵阳警方将此事立为刑事案件侦查。不到一个月，贵阳警方就发现重要线索：一个名叫张芸的女子，曾在2004年从云南拐卖两个儿童到河北邯郸时被抓，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张芸拐卖儿童的手法，与余华英拐卖杨妞花的手法一样，且目的地均是邯郸。警方调查后确认，张芸就是余华英。

“民警给了我十几张照片辨认，我一下就把余华英认出来了。她是我最恨的人，她的样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杨妞花说。

2022年6月30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公安机关抓获。2023年6月，贵阳市检察院依法对余华英提起公诉。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杨妞花被拐案”，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杨妞花和舅舅。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某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王某付（另处）、杨某兰（另处）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其间共拐卖儿童11名。法院认为，被告人余华英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以严惩。

宣判结束后，杨妞花在法院门口把判决结果念给了其他寻亲父母，“我第一时间就想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让所有寻亲的家长都能看到希望。”第二天，她又赶回老家，将判决书烧给了九泉之下的父母。

“当我拿着判决书的时候，我特别想对妈妈说：妈，我终于有脸跟你说话了。我回去过很多次，都没有在坟前说些什么。”9月19日，杨妞花在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很想安安静静地坐在父母坟头，在那儿待一天，好好给他们说一下，这么多年来我是怎么坚持找他们的。虽然遇上种种困难，但是我都没有放弃。”

“我想告诉他们，当年虽然我跟着余华英走了，现在不止我回来了，我还把她（余华英）弄回来了。而且把她送进去，我要让法律制裁她。我要让全世界的人见证，坏人就不能干坏事，（干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惩罚，尤其是偷孩子。”杨妞花说。

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来源： 上游新闻

来源：津云

今年9月，南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申请撤销宣告失踪的案件，被申请人吴先生于2003年被宣告失踪，又于今年8月突然返津，此前他失踪了整整22年。家人曾多方寻找他，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吴先生22年杳无音信是因为他失忆了，而据吴先生自己说，他再次想起家庭住址是在梦里，于是一早雇车从丹东出发，驱车800公里赶回天津。

大雨夜 派出所来电

今年8月19日晚上9点半，市民吴女士接到了属地大寺派出所的电话，民警告诉她，她的弟弟回来了。举着手机的吴女士当即愣住了，挂了电话后，她先吃了一片降血药，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太突然了。“毕竟22年了，这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吴女士说。

吴女士的爱人刘先生记得，那天下着很大的雨，他带着妻子冒雨赶到派出所，一见面姐弟俩就抱头痛哭。从派出所出来后，吴女士将弟弟接回自己家，一家人聊了半宿，所有人都迫切地想知道，吴先生当年为什么离家，这些年为什么从来不与家人联系。而吴先生的回答让姐姐、姐夫惊讶得目瞪口呆，他说，当年离家后，他突然就失忆了。

毫无征兆地离家 一下火车就失忆了

1999年，吴先生36岁，他原本是某客车厂的一名工人，1998年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经商，但生意做得不太顺利。另一方面，他的婚姻也出了些问题，而他最大的压力来自他的父亲。“我弟弟婚后也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我父亲比较霸道，在家说一不二，他对孩子管教特别严厉，我们家姐弟3人，我弟弟是唯一的男孩，我父亲对他格外看中，所以他挨打反倒最多。3岁背唐诗，打一个磕巴就得挨揍。”吴女士告诉记者。

1999年3月19日，吴先生像往常一样坐着姐夫刘先生的车外出进货，下午4点左右，行至黄河道影院附近时，吴先生突然让姐夫停车，“他说他去办点事，让我先回家，手机、BP机都放在我车上，他只带着身份证，兜里还有500块钱。那天他一切正常，也没有和我岳父争吵什么的，所以我没多想，放下他我就走了。”

夜里12点多，岳父找到女儿家，刘先生这才知道，弟弟还没回来。天亮以后，家人开始报警寻人。此后多年里，只要有人提供线索，吴女士和丈夫就跑去辨认，但始终没有找到弟弟。

吴先生告诉记者，当年他的状态近乎万念俱灰，从姐夫的车上下来后，他去火车站随便买了张去沈阳的票，在沈阳下车后，他就发现自己想不起以前的事了，但他并没有很着急，因为他发现火车站旁边有一家围棋馆。吴先生从小学习围棋，八九岁时就在全市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在那家围棋馆里，他遇到了参加全国比赛时结识的一位忘年交。“他问我来沈阳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儿子开了一个棋校，需要老师，就介绍我去那工作了。”吴先生说。

在沈阳工作了几个月后，吴先生结识了他现在的爱人，两人又一起前往了丹东，此后吴先生一直定居在丹东，以教棋为生。

家中的禁忌话题

吴先生失踪4年后，吴先生的父亲吴某河向法院申报了人口失踪。“主要是为我弟媳考虑，她那时也才30多岁，总不能一直这么拖着人家。”吴女士说。

当年宣告失踪的判决书

吴家姐弟都很惧怕父亲，吴女士说，她三十多岁时还挨过父亲的巴掌，“有时不知哪句话说错了，一巴掌就过来了，所以我们在家都很少说话，我弟弟性格很内向，有什么事都放在心里，人特别老实。”

吴先生失踪后，吴某河依然是一副强硬的面孔。他不许家人谈论这件事，老伴偶尔偷偷和女儿提起儿子，他听到了便会发脾气。刘先生劝他拿着儿子的照片去电视台登个寻人广告，他也不肯。“他说不去，多丢人，这老头太好面子。”刘先生说。甚至在临终前，吴某河都没有提及关于儿子一个字，但每到春节前，所有人都能察觉到吴某河的异常，他变得更加易怒，好像随时都想找茬打架。在吴先生失踪的前几年，吴某河去杭州找过一次儿子，因为儿子曾去杭州购买过机器设备。

吴先生告诉记者，他所有的记忆都恢复了，他早已原谅了父亲，只是对于父亲暴力管教的方式，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是觉得受不了。

一个偶然机会唤醒回忆 梦里想起老宅地址

吴先生从家里带出来的身份证到沈阳没多久就被培训机构扣了，培训机构跑路后，他无法再补办身份证，便成了“黑户”。好在他有一技之长，到哪都能找到工作，与新的爱人相处也很和睦，失忆对他来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二十多年前，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医生，我也想回忆起来，但这不是我努力就可以的，索性就不想了。”

转折发生在今年8月。“学校安排打疫苗，他没有身份证不能打，全校就他一个人还没接种。因为没打疫苗，他被停了课，他着急了，总是做梦，醒来能急出一身汗，突然有一天，他梦到了原来老宅的地址。”刘先生说。

8月18日，吴先生前往火车站，被告知没有身份证不能乘坐火车，8月19日早上6点多，吴先生乘坐一辆棋友的车从丹东出发，行车800公里，于当日晚上7点多到达他梦见的老宅地址。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老邻居，老邻居告诉他，他的姐姐已经搬到西青大寺居住了。最终在大寺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吴先生找到了姐姐。

法院快速办理 19个工作日撤销失踪

撤销宣告失踪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限为1个月。南开区人民法院9月13日对该案立案，10月11日便下达了撤销宣告失踪的判决。在29天的周期里，刨除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该案真正的审理周期只有19天。“撤销失踪案件比较少，之所以要尽快办理，是因为撤销了宣告失踪，他才能恢复户籍，办理身份证，这些都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有了身份证他就能坐高铁了，回来探亲就方便了。”该案主审法官、南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学惠说。

因为不能请假太久，吴先生在天津待了10多天就回去了，吴女士作为利害关系人，代弟弟向法院递交了撤销申请，在向公安机关、吴先生现居住地居委会、现工作单位了解了情况后，法庭于2021年10月9日上午开庭审理此案，两日后作出判决，撤销南开区人民法院2003年宣告吴先生失踪的判决。

撤销宣告失踪的判决书

目前，吴先生的户籍、身份证都在办理中，他暂时没有搬回天津的打算，但他很期待拿到身份证后回津再探望姐姐。吴女士觉得，弟弟与以前相比健谈了很多，“或许是没有了父亲的压制，他一点点松弛下来了。”

失踪22年的弟弟突然出现，这情节仿佛电视剧一般，吴女士不厌其烦地给身边人一遍遍讲弟弟的传奇经历，连她自己都觉得一切像是一场梦。虽然她只比弟弟大3岁，但弟弟从小是她带大的，姐弟俩的感情格外深。现在吴女士每天最开心的事是和弟弟通个电话，聊聊天，这样的生活，她等了22年。

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