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带艺术,有艺术的八字

1.采用与属性相关颜色取名在为孩子取名时，如果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弥补孩子五行不足的字，那不妨试试采用与属性颜色相关的字来取名，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取名方法。例如，五行缺木的男孩，适合青色和绿色，或者黑色和蓝色，这时取名就可以围绕这几种颜色展开。2.采用缺少属性的偏旁部首取名在名字中，加入孩子缺少的属性，是取名中最简单直观的一种取名方法，而且很多家长也比较喜欢这种取名，因为时常可以看到这个字围绕在孩子身边，希望可以改变孩子的命理。例如，缺少木的男孩名字，可以取含“木”字的名字，有“栋”、“沐”等。3.采用五行相生的原理取名众所周知，五行中水能生木，如果孩子五行缺木，可以采用有“水”的字，这样木就自然而然的来了，但也不要用过多的水来命名，水多木漂，还是不能达到弥补木的不足，所以适量即可，例如，取名为“雨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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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物理的一项伟大预言，被认为比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文/孟红

学习是做人提高素养与做事提升质效的一个先决条件，且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成为传世伟人、做出丰功伟绩的重要先决条件即是他那贯穿一生的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广深学习，堪称为学有方、有道。他的为学始终崇尚：既学有字之书又学无字之书。

是擅长向书本、历史学习而得法受益最多的典范。他正确的学习观与有效的学习法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1915年6月25日他在一封《致湘生信》中写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约”，指较重要、关键、喜爱的）这一“三先三后”的为学之道，是他一生遵循的学习良方。

在纯粹的学习生涯中主要遵循“先博而后约”自不待言了，即使走上革命道路后依然如此，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去学习。他涉猎极广地向浩瀚丰富的书本和历史学习，辩证汲取其中精粹并灵活应用于革命及治国实践中。

延安时期，曾经号召大家：“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他带头学过的书后来辗转带到的就有千余册，如马列理论著作《资本论》《宣言》《国家与革命》，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思想方》，自然科学著作《科学大纲》及《鲁迅全集》《战争论》等。这些书是他“先博”之鲜明象征，也是“后约”之具体体现。这还不包括他在京、去外地向当地图书馆借阅的。足见他非同一般的博览群学贯穿一生。“后约”则每个历史时期有所不同：首先是实际需要。如延安发愤读哲学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带头学政治经济学著作，这是为适应当时斗争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的迫切需要而选择的。其次是他本人最喜欢、认为最值得学的。鲁迅著作他兴趣不减、屡学不辍，专门研学了一辈子；《林肯传》《拿破仑传》《戴高乐传》等世界名人传记也是他常学不厌、常学常“新”的。再次是在某门学科上要有所突破，理解得更深一点。一部二十四史他数十年手不释卷不知疲倦学得不亦乐乎。

“先中而后西”方面，他从小到老对中国书籍都广泛持久学，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中译本也学了不少，尤其是对马列著作和西方各国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或文章、讲（演）及西方各国出版的名家名著；他从延安开始建立藏书室进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新华社编印的反映西方各国政要的动态、言论、观点、文章、讲话、传记、生平等报道的《参考资料》《动态清样》等内参他几乎期期都看，是充分了解认识西方国家政情社情民情等的重要途径。

◆1958年2月，在装配车间观看涡轮转子。

“后专门”的事也屡见不鲜。他一生都在尽可能从繁忙工作中挤出时间学习了解自然科学、工农业生产知识。1958年7月2日，在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住所后，就让工作人员找两本参观时看到的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来学。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没几天，他便找来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学习。直到逝世前几年视力虽很差了，但还极用心地阅读一些印成大字本的自然科学书刊。

一贯认为：学史书可知兴衰；学文学可观世情；学哲学可明是非。他学书本知识特别是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从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经验、教训。他学史尽管很有个人兴趣成分，但借史明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是他学史的常态和目的。他一生都在学研历史中探索真理。

许多问题，了解其来龙去脉，处理起来会有更多思路也更主动有效。十分善于从历史中获取灵感，常顺手拈来些史实以说明现实工作中需解决的问题，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多见于他的会议讲话和学史批注中。他读到《史记》说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时能做到这点，可能因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看到汉武帝曾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赞成“引黄济汾”的设想。凡此种种，立足今天把历史学活，思想自然会丰富起来。

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60年12月24日，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他又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科学态度阐明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

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和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他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等。而且率先垂范学习，即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与陈伯达、邓力群、胡绳、田家英等一起研学这两本书。还亲自安排学习活动，规定每天下午一起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朗读，边读边议集中学了21天。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的学习特点鲜明，既学书本又超越书本。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学过的书又高于书。他不仅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之所以能这样，最重要的在于他学习不是死记硬背名目繁多的知识点，而是善于边学习边有效结合实际不停思考，即学思结合、学思相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思考中他很善于质疑、注重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终都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精华。

勤学善思的学史每有心得总爱写批语，这是他边学边思的结晶。他学《南史·韦睿传》，被梁武帝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韦睿的事迹所感动，在该卷圈点有加，文字批注达25处之多，如“躬自调查研究”“不贪财”“劳谦君子”“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等。他有许多经典名言都得益于学史，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备荒思想，就来源于朱升为朱元璋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略。有名的“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思想，直接源自哲学大家王船山的哲学原句。他好学古籍，讲究古为今用。如他发掘“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言简意赅古语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有的成为我党所遵循的思想，有的成了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历来反对死学习、读死书，他反复强调：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他倡导带着问题、联系实际向实践、向社会、向人民群众学习。

他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语重心长地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一个马列主义的原则：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样是做社会调查，与他批评过的“钦差大臣”不同在：有鲜明立场，有坚定明确的出发点，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学风。

他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主张求学要结合社会实际，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原则，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北伐战争期间，他于1927年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动，并写出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随后继续做大量社会调查：井冈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调查等，而且他每次到农村调查都是满腔热情，手写口问。通过调查解决了一系列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广泛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条新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尤其是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卓越的军事家，直接和参与指挥的战争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巨、胜利之大，战争经验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这主要得益于他能从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正是因他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胜利与失败，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坚持学以致用。他指出：“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一次有人问：“主席，你指挥打仗这么好，从哪里学来军事的？”他笑言：“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哪里学过什么军事？固然有些人经过军事学校学习后再去打仗，但我们红军中更多的人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习。”他和朱德一起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一系列游击战术原则。他针对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少数左倾分子对他的诋毁与谬见，驳斥说：“是的，我不懂得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他1936年研学而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他经历数次反“围剿”和长征而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之“血战史经验”的高度总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创见。

当然他强调战争实践重要性时，并不否认学习前人军事理论和间接经验的必要性。他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但这些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间接经验，只有同自己的战争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1942年2月1日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谈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时曾谆谆告诫：“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是他倡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也是他身体力行、一贯遵循的研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义。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初的紧迫形势下，他决心沉下心来结合中国革命实情研究点学问。延安时期堪称他学哲学、研马列的高峰。1937年8月同郭化若谈话时说得很明白：“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1938年1月他给艾思奇写信说：“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为研究哲学他在1938年和1939年曾先后组织过3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每周左右讨论一次。他私下的学习也一刻未放松。对1939年5月艾思奇编辑出版的约37万多字的《哲学选辑》十分重视地认真学了三遍，并在学习中结合中国革命现状针对性地深入思考，获得智慧、寻求解决问题的“钥匙”，他动笔将思考的精华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批注和圈画，写了3200多字的批语。为学习军事问题，还专门组织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等人组成关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研究会。边读边议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他除插话外总在最后发表自己的看法，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谈得较多。

丰富深入的学习使其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异常活跃而先后催生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人〉发刊词》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且学研的最大收获是确立了他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最根本的理论思维“工具”：实事求是、对立统一。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以指导其继续前进并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以特大热情与精力广泛收集并阅读各类马列著作。在延安他结合丰富的革命实践真学真用，创造性地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新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籍。

1964年8月25日，曾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确，在“实行革命”的风云岁月，他始终把学习视为根据实践需要获取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

除了人文社会科学，还曾广泛涉猎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也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同时他特别尊重、爱护科学家，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他们对他充满敬意，对他充满哲理的科学预见十分重视。

1951年，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但一有时间尽可能阅读自然科技书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专门讲：“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1955年1月15日，他在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地质部部长、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参会，专门讨论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他主持会议并开宗明义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整个会议经过大家商议，最后果断拍板“中国自己研制原子弹而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1951年，和钱三强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决策原子弹研制后仍兴头很高，突然话锋一变，转而以哲学家的思辩同钱三强讨论起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留下一段载入史册的精彩对话。毛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吗？”钱答：“是这样。”毛问：“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一时答不出。会前尽管曾有所准备但所提从未有人研究过也未有人提出过。数分钟后钱严谨实答：“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问：“它们是不可分的吗？”钱答：“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毛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见大家未表态，他笑言：“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是一项伟大的预言。以后的事实证明它惊人准确！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的预言。对此，有科学家说，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1964年物理学家发现了基本粒子“夸克”时，一向很关注基本粒子研究的谈及时还引证《庄子》一书《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说明“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一哲学论断。

要求全党干部钻研农业，学农业科学技术，努力把中国农业生产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他带头深入农村，钻农业科学技术，提出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他要求注意抓“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环节，使农业生产科学化。到1962年他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体干部都要研究农业：“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随后，他还不失时机地向科学家请教要修改“八字宪法”，加上“气”和“光”（气候和日光）。

1963年1月竺可桢出席中科院党组扩大会阐述科研工作如何支援农业生产的意见后，8月利用休假撰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建议。在国家科委内刊上看后激动不已，便于1964年2月6日约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纵情论谈。他毫无拘束地向他们了解讨论了一些科学问题，发表了自己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他热忱希望他们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他对竺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1965年1月，与李四光握手交谈。

参加这次约谈的李四光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亲切地称李四光为“李四老”并曾邀到怀仁堂一起观看豫剧《朝阳沟》。1952年他看李四光关于石油地质的报告后不懂其中的“山字型”构造，一次会议上碰面了便谦虚地开门见山请教。1969年5月19日，二人单独谈话，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即天体、地球及生命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起源问题时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还说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望其找几本书给他，并请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为省的时间精力，李四光极仔细整理出一份资料，其中融合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及自己的评论，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且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马上送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对后呈送给。

由此足见对各类学科的学习中有着多么深度广阔的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本领！

曾在所写著名诗词中感叹：“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既是对自己的严格自律警示，也是对大众的鞭策激励。一方面，他的学习是发自内心对知识、对思考、对思想的一种渴望，因其主动与渴望，他才有一种真学精神，才能实实在在“不需扬鞭自奋蹄”而争分夺秒高效学习；另一方面，尽管人的惰性与生俱来，但他总勇于向自身懒惰、匆匆光阴挑战，持之以恒将学习内容对象与时俱进反复、深入、广泛地一直探究下去且一辈子都勤学不止——学习永远在路上！

1939年5月20日，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向全党要求：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依靠学习不断发展壮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解决“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的本领恐慌症。为此强调：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学习，建立学习制度。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学习运动。在陕北，党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30多所学校来培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他与等中央领导亲自给学员上课。

◆1938年在延安鲁艺讲课。

他谆谆教导：“一有意志，万事皆成。我劝同志们也和我一道学习。事务太多，时间不足，然亦可以挤一点。养成学的习惯，就能学下去。”他抓住精髓，强调“学习一定要学到底”。表现有三点：一是端正学习态度，要靠“挤”和“钻”，工作忙和看不懂都是不好学的借口。延安学习运动时中央要求各级干部每天须挤出两小时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各级干部一星期必须挤两个半天，有计划地读书学习。二是学习内容要尽量“学到底”。他认为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即“无字天书”。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读无字的书就要在实践中学，特别要在群众实践中学。三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延安时期常有领导干部以年纪大为由，认为学习没希望。他认为这种想法严重不对，“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真正的学问是要在“无期大学”里点滴积累起来的。为此，“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同志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入这个大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好多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年事已高。即使这样他还强调要有办法引导高中级干部学习，推广到党政军民学。看不清了可以印大字版的书。以上三点，他身上的感人事例不胜枚举，直到临终前他也未放弃对书本的钟爱和对学习的坚持，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在全身布满多种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的书，在书香中离世，可谓活到老、学到死，令人无比动容，他以身作则无可辩驳地为全党做出了“将学习进行到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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