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死，终年、享年、得年、寿年、时年、卒年，到底有何不同？
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数千年积淀，对于很多事物都有一些特定的专有名词。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专门的一套说法。比如说同样是死亡，每个人死亡以后的称呼就很不相同。
皇帝之死称“崩”或“驾崩”。“崩”的本义是山峦倒塌。《汉书·五帝纪》：“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帝王、太后之死，对于整个江山社稷来说，就好像大厦倾覆、山峦倒塌了一样，那肯定是塌天大事。
《唐书》说，二品以上官员去世称薨（hōng），这种说法可以上溯到周代，后来也泛指大官死亡。五品以上官员去世称卒。也有一种说法是，凡是大夫之死都称为“卒”，士人去世称不禄，普通百姓之死就只能叫“死”，未成年人之死为“殇”或“夭折”。
另外，由于职业不同，所处社会地位不同，死之称谓也有不同，比如，和尚之死称“坐化”或“圆寂”，道士之死称“羽化”、“登仙”，英雄之死称“牺牲”，为民族战死叫“殉国”，岗位上因公死亡叫“殉职”……
一般人或对于国家民族没有重大贡献的人之死，尽管统称为死，不过，我们的古人还是巧妙地把普通人在讣告中用不同的死亡称谓，用来表示人们对这些死者的年龄、社会地位等，做出了一些细微的界定，这就是终年、享年、得年、寿年、时年、卒年等不同说法。
从上述这些说法，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古代，人去世后用的字跟自己的身份有直接关系。同样，不同年龄去世后，用的字词也是有巨大区别的。
终年，就是寿终正寝的简单说法。终年即整年，也含有敬意。还有得年、时年、卒年等不同说法。大概意思差不多。同样都是指普通人的死亡。
得年，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意思是享有高年；死者活到比较大的岁数了。有敬称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不满三十岁去世，叫得年。意思是他的人生只得到了三十年。因为古人以二十岁为成年，二十岁以前去世称“夭折”，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得年，应该是二十岁到三十岁去世为得年。
寿年，是指长寿的年龄。关于这个长寿的说法，可能每个时代对于长寿的定义不同，寿年的说法自然也不尽相同。按照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一个人至少应该活到六十岁以上去世，大概才可以被称为寿年。现在，人们的平均寿命显著提高，我个人理解，现在至少在八十岁以上年龄去世，大概才可以称得上寿年。
时年，应该属于中性词，就是说活到现在这个时候，截止到现在，他的寿命、年龄。
卒年，意思是死亡这一年的年龄。
享年，一般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去世，有崇敬之意。也有人说，儿女双全，才能称为享年。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嘛:“呜呼哀哉，伏维尚飨。”假如没有后人，这些祭品从何而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享年，就是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去世，也算是充分享受了人生，被称为享年。
殁（mò）年，即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比如说，因车祸、地震、泥石流、塌方或被人谋杀而死等，都称为殁年。意思是说，假如不是遇到上述这些非正常情况，他本来不会死。多少有点怜惜的含义。
身份证上是1953年到1982年出生的，下半年就要面对四大现实了！
引言在这个不断进步和变化的世界里，人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现实挑战。尤其对于那些出生在1953年到1982年之间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度过了青春岁月，步入了中年阶段。然而，下半年即将到来，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现实问题和考验。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并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第一大现实：养老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份证上出生年份在1953年到1982年之间的人将面临养老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养老金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许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并推出更多的养老服务项目。同时，个人也应该关注自己的养老计划，提前做好理财规划，储备足够的资金以确保晚年生活的安宁和舒适。
第二大现实：职业转型困境对于那些在1953年到1982年之间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在某个行业工作了很多年，并且习惯了特定的工作方式和环境。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许多传统行业正在面临淘汰或者减少就业机会的问题。
在面对职业转型困境时，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通过参加培训课程、进修学习或者获得证书，可以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也可以考虑转行或者自主创业，找到适合自己的新职业方向。
第三大现实：家庭责任压力作为中年人，身份证上出生年份在1953年到1982年之间的人通常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配偶和子女。然而，家庭责任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的挑战和压力。
在面对家庭责任压力时，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与配偶和子女密切合作，共同分担家庭责任，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减轻压力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第四大现实：身体健康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问题将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1953年到1982年出生的人可能会面临一些常见的中年健康问题，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疾病等。
为了应对这些健康问题，个人应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和定期的体检。此外，及时就医和遵循医生的建议也是非常重要的。
结论下半年对于那些身份证上出生年份在1953年到1982年之间的人来说，将带来一系列新的现实挑战。养老问题、职业转型困境、家庭责任压力和身体健康问题都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与家人密切合作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并过上充实而幸福的生活。
南京大幸存者：活一天就要讲一天
来源:新京报
12月13日，江苏南京，第六个南京大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全城鸣笛致哀。新京报记者 李阳 王清以
●石秀英 93岁 1937年11岁
●马庭宝 84岁 1937年2岁
●傅兆增 83岁 1937年1岁
●陈德寿 88岁 1937年6岁
12月13日晚，侵华日军南京大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烛光祭·国际和平集会”。
12月13日晚，学生参加“烛光祭·国际和平集会”。
●葛道荣 92岁 1937年10岁
●岑洪桂 95岁 1937年13岁
●艾义英 91岁 1937年9岁
●夏淑琴 90岁 1937年8岁
原标题：南京大幸存者：活一天就要讲一天
2019年12位幸存者离世，仅余78人；侵华日军南京大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收集幸存者后代数据
2019年12月13日是第六个南京大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根据侵华日军南京大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截至12月13日，南京大幸存者仅余78人。
根据新京报记者统计，2019年已有12位幸存者相继离世，如今幸存者记忆传承工作迫切，纪念馆今年开始收集幸存者后代数据，有老人亦自发向后代传承回忆内容。
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有的曾亲眼见到亲人被杀，有的自己受到伤害，他们的痛楚挥之不去，但依旧站出来讲述历史。“不知道还能讲几天，但活一天就要讲一天”，“体会过生命宝贵，要珍惜生命”。
一大家人死得只剩一两人
记者统计了78位幸存者中的58人，有33位超过90岁。管光镜曾是最年长幸存者，2017年年底与世长辞，享年100岁。如今最年长的已97岁。
南京大之下，他们遭遇了不同的苦难，有的人历经一家数口人被只剩一二人，有的人自己也受伤，甚至终身致残。
现年90岁的夏淑琴当年一家9口人，有7人被杀害。当年夏淑琴一家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30多个日本兵来到夏淑琴家门前敲门。哈姓房主刚刚打开门，就遭枪杀。夏的父亲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母亲和两个姐姐被奸杀，外祖父、外祖母在护着姐姐时被杀，1岁的小妹妹被摔死。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因为恐惧吓得大哭，日本兵用刺刀在她背后刺了三刀，昏死过去，直到被4岁的妹妹夏淑芸哭声惊醒。夏淑琴和妹妹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被收养。
90岁的贺孝和与87岁的郭秀兰都曾躲在防空洞躲避了一次枪杀。郭秀兰回忆，父母和小妹都被日本兵打死了。防空洞里有百十来人，救出来的只十几人。日本兵用枪扫射完又放火焚尸，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把防空洞都烧塌了。
而为了避难，85岁的刘民生当时一家一开始去了乡下，但后来又回了南京。当时无处可去，他们只好住进金陵女子中学的难民区，但日本兵仍闯了进来，把人都赶到北院集合，很多人被拉上卡车，送到城外。
坚持讲只因有责任呼吁和平
这段经历在亲历者心中留存多年痛楚，尽管生活安稳和睦，老人执意讲述回忆、留下证言，以及向日本提出诉求。
1994年起，夏淑琴开始公开讲南京大的经历，遭遇日本作者和出版商的名誉抹黑。2000年，她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在南京起诉日本作者和出版商，最终胜诉。这是南京大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提起的此类诉讼。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曾冒险拍摄的纪录影片《南京纪实》，其中记录的幸存小女孩就是夏淑琴，而这个纪录影片曾被作为证据使用。
这不是个例，幸存者李秀英在日本主张名誉权案也终审胜诉。这是公开报道可见的仅有的两宗胜诉案子。
但夏淑琴至今痛苦，她不能理解的是，日本民间对幸存者很好，但日本政府却不承认南京大的存在，一想到此，一想到家人，她就痛苦，就忍不住流泪，眼睛都哭坏了。她哭诉：“我没想到我能活到90岁，还能讲几天，活一天就讲一天。”
讲述本身也令人痛苦。实际上，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直到十几岁才知道外婆经历过南京大，“她在家里也不讲。”
91岁的常志强此前在儿女眼中是一座孤岛。开始讲述之后，每回忆一次，都感觉“像死过一回地难受”。每次接受完采访，或者录完证言，常志强就要在床上躺上几天。
南京大主题纪录片《女孩和影片》导演罗思曾说，这是大幸存者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至亲的家人惨遭杀害，自己却活了下来，很多幸存者会在内心产生负罪感，因而不愿触碰这些事。
但他们还是站出来坚持说。自1997年南京大60周年起，日本友好团体每年都会在东京、大阪、熊本等地举行幸存者的证言集会，多位老人赴日参与，有的还不止一次。近几年，由于幸存者们年迈，证言集会不再邀请幸存者到场，改邀请后代。
多位老人也多年来坚持参加各种和平集会、和平证言活动。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知道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拒绝战争，珍爱和平”，“有责任把过去的苦难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过去，“体会过生命宝贵，要珍惜生命”。
幸存者正在老去，传承迫切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12月13日，2019年已有12名南京大幸存者离世。马月华，2月去世，享年92岁，万秀英，7月去世，享年91岁，陈素华，2月去世，享年90岁……
传承显得尤为迫切。
侵华日军南京大遇难同胞纪念馆和老人们都在行动。多位老人给子孙辈讲述自己的经历，葛道荣将亲身遭遇整理成一份十几万字的册子，取名为《铭记历史》，除了手稿给了纪念馆保管，还给子孙们每人印制了一份。97岁的马秀英的重孙女马雯倩从小听长辈的经历，从上大学开始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遇难同胞纪念馆担任志愿讲解员。
今年8月起，纪念馆也开展了幸存者后代信息调查采集工作。截至今年11月，收集了82位幸存者家庭的761位幸存者后代信息登记表及幸存者后代家谱，并导入数据库。
幸存者后代中，男性396人（52%），女性365人（48%）。后代中年龄最大的为幸存者第二代，今年已经79岁。最小的一位幸存者后代，目前才5个月大。经统计，能够参加记忆传承行动的399人中，二代155人、三代154人、四代89人、五代1人。
（综合公开媒体报道整理）
●石秀英 93岁 1937年11岁
“烧得一片红”
石秀英家住在南京七家湾牛首巷2号，家里有7口人。47岁的父亲石长福做生意，是家里的顶梁柱。
日军进城前，家里人到难民区去，但没找到房子，就在上海路附近的山上搭了一间棚子。石秀英记得，日本人进城后到处烧杀，“烧得一片红，没有头的、没有脚的、没有膀子的，很多”。
日军进城三天后，石秀英的父亲被抓走杀害。石秀英回忆，除了父亲，姑姑也被抓走，19岁的大哥被日军抓上卡车拉走后失踪。
回忆当年，石秀英说，年轻人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
●马庭宝 84岁 1937年2岁
亲人被抓走集体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进南京城时，马庭宝一家因贫困没路费去外地避难，最后去了难民区。日军闯进难民区抓人时，马庭宝正在和母亲玩耍。父亲马玉泉、二姑爹杨守林、大舅温志学、叔伯父马玉宏以及多位青壮年村民都被抓走了。
后来听逃跑回来的人说，被抓走的人都被杀了，日军将他们抓到下关江边集体。
马庭宝说，自己从小失去父爱，是母亲带大。如今回顾残酷事实，希望以历史为鉴，让世人知道要爱好和平。
●傅兆增 83岁 1937年1岁
被母亲抱着逃命
1937年12月14日，傅兆增同母亲、二姑在外遇到了日本兵。一个日本兵朝傅兆增的母亲开枪，子弹打中了傅兆增的腿。然后日本兵一枪打死傅兆增的二姑。
傅兆增回忆，母亲抱着他一直跑，怕哭声被日本兵听到，把奶头塞到他嘴里堵住。母亲抱着孩子翻不了墙，情急之下把院子一处墙角踢倒打开一个洞，才进到家里去。
傅兆增迄今感慨自己运气好：“如果那时子弹打中我的胸膛，那多半就死了。现在想起来，自己的命真是宝贵。”
●陈德寿 88岁 1937年6岁
姑妈没有喝上糖水
陈德寿家住三山街天京街古钵营，家里八口人，那时母亲正临近生产。
1937年1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长枪闯到陈德寿家，想拖他的姑妈走，姑妈死活不从。日本兵刺了姑妈大腿一刀，又在她身上连续刺了六刀后走了。姑妈弥留之际说要喝糖水，奶奶刚从后面房子里端水过来，她就没气了。家里人哭成一团。
同一天，陈德寿的父亲也被日本兵抓走杀害。
陈德寿曾两次去日本做证言，他说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过去的苦难讲给大家听。
●葛道荣 92岁 1937年10岁
一年内3位家人被杀
日本兵进南京时，葛道荣同父母、哥姐、5岁的妹妹和2岁的弟弟逃进难民区，在作为难民区的金陵女子大学南院住下来。
有一天，难民区来了三个日本兵，一个腰间别着刀，两个端着带刀的步枪。其中一个日本兵对着葛道荣的右腿戳了一刀，留下了伤疤。日本兵又把葛道荣拎起来打头打脸，“打得头昏眼花两眼冒金星，分不清东南西北方向”，葛道荣说自己还没完全清醒，他们就扬长而去了。
葛道荣回忆，那一年自己的3位家人被杀，53岁的叔父葛之爕，1937年12月14日夜晚在华侨路家中被三名日本兵闯入杀害。55岁的舅父潘兆祥，于1937年12月挑行李到下关时被攻城的日本兵杀害。33岁的舅父王钧生，1937年12月在煤炭港做工工地上被日本兵杀害。
●岑洪桂 95岁 1937年13岁
未满2岁弟弟被烧死
1937年12月，日军火烧汉中门外城墙根的稻草房，岑洪桂的父母带着他和二妹、二弟逃出火海。当时，未满2岁的三弟在屋内睡觉，因日军阻止家人返回屋内，三弟被活活烧死。“我站在门口听见弟弟哭泣着，喊了几声，活活地烧死了。”
岑洪桂说，那年自己13岁，日军将他推入火海，他的裤腿被点燃，腿部被烧伤，至今留有伤疤。当时，日军向抱着二妹的父亲开枪，子弹从两人中间穿过，将二妹岑洪兰的下巴打伤，鲜血直流。日军后又将父亲和其他几名男人带走。岑洪桂带着受伤的二妹、母亲和二弟，一起躲到了城墙边的防空洞内避难。父亲命大没死，返回汉中门，在防空洞找到他们。
为了活命，全家连夜跑到下关江边，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渡江。他们逃到江北浦口，走了十多天的田间小路，回到邳县老家。
●艾义英 91岁 1937年9岁
父亲说回来却再也没回来
艾义英家住许巷村，日本兵进村后把很多村民打死。当时艾义英的母亲怀孕行动不便，一家人躲在家里。但很快，包括父亲在内，多位亲人被日本兵拖走。
艾义英记得，当时她拉着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父亲回答说:“过不了多久就回来。”这是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
第二天一早，村民在平家岗发现艾家7口人，5死2重伤。姑爹手被戳穿了，叔叔儿子艾义荣浑身是血，两人都受了重伤。其他人都死了。
回忆当时，艾义英直念叨：“太惨了，历史我忘不了、永远忘不了，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艾义英的儿子黄先生说，母亲在他们小时候，常和他们提到往事，她如今一年会去纪念馆十几次，只要纪念馆邀请，她从不拒绝，艾义英也曾去日本参与证言集会。
●夏淑琴 90岁 1937年8岁
想起家人忍不住流泪
1937年，夏淑琴一家9口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来到夏淑琴家门前敲门，房主刚刚打开门就遭枪杀。夏淑琴的父亲看到这个情形，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但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夏淑琴的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但被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摔死在地上。紧接着夏淑琴的母亲、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相继被杀。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因为恐惧吓得大哭，日本兵用刺刀在她背后刺了三刀，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了很久，直到被4岁的妹妹夏淑芸哭声惊醒。
一想起家人，夏淑琴就忍不住流泪，眼睛都哭坏了。她哭诉：“我没想到我能活到90岁，还能讲几天，活一天就讲一天。”（记者 周世玲 李阳）
